中国高层新智囊-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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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他先举了丁玲受迫害的例子，又称共产党连一个6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当街用枪把她射死。不一而足。
这时坐在台下的楚树龙愤怒了。他立即举手发言，进行反驳。楚树龙说：“你讲的这些有多少是共产党有组织干的？你说到丁玲， 我在上大学时，丁玲给我们做过报告，她亲口说她所受的迫害从来就不是共产党的原因，也不是政策的原因，而是文艺界某些人嫁祸于她的结果。还有，你说一个6岁小女孩在大街上被打死，我就不相信是哪级党的组织去杀人的。你这样的讲话太不负责了。”
王若望气急败坏，用汉语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同学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洗脑了，对共产党认识不清，这种认识是极其肤浅的。
楚树龙又举手请求发言。他说：你王若望号称是“民主斗士”，可你这样的方式实在太不民主。我作为一个学生，有可能对中国和世界有很多肤浅的看法，但我在美国已经三年了，对我的“肤浅的看法”，美国人从没有用“肤浅”这个词来形容，现在你因为别人与你有不同的东西就把别人说成是肤浅，你真是不懂什么叫民主，你应该好好学学民主。你简直不配站在这里讲话！
王若望被楚树龙批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匆匆结束讲演。
楚树龙1993年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由于他在校时就常有关于国际政治的论文发表，所以美国学界开始对他密切关注。而美国新闻界也看好这个智慧、尖锐、不失幽默、具有东方独特魅力的政治学学者，与他的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多次采访过楚树龙的记者这样说：美国记者似乎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耍聪明，但在楚面前将是一场遭遇战；楚是一位原则性极强、敏锐又熟谙斗争艺术的政治学者， 他是我们美国记者的爱和怕。
美国媒体的确对楚树龙既爱又怕。
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前夕，美国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在北京采访楚树龙时，提出了一个尖刻的问题：江主席访美时，将要去威廉斯堡，那是林肯发表演说的地方，还要到费城这个自由中心去访问，这些都是美国民主最精华的地方，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去看美国民主、美国资本主义和西方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美国的观众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
楚树龙回答说：江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跟美国不一样，江主席在对待不同问题的态度上恰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对待“不同”的东西的一种尊重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应该得到美国人的欣赏。因为这是一种对待不同的东西的正确态度。
这位CBS广播公司的记者听后不得不说：楚先生对美国记者的智慧的确是个挑战。
中美相互关系是“接触与防范”
美国人把楚树龙称为“强硬派”，可国内则有不少人把他当作“亲美派”。
关于楚树龙是不是亲美派，先说几个小故事，读者可以作一研判。
东北亚地区有一个非官方会议——“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由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召集，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外交部、国防部官员以及部分学者。楚树龙是该会议的人权小组主席。有一次美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老教授斯克拉丁诺在会议上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官员进行了反击。斯克拉丁诺气急败坏地说：你们中国总是要来指点别人、教训别人。楚树龙当即还击道：这才是你们意识形态的根子，是你们用人权来批评别国、干涉别的国家内政的根子。斯克拉丁诺从此以后再也不拿人权来攻击中国了。
1996年，在“中国威胁论”甚器尘上之时，楚树龙到纽约出席一个研讨会，一个美国官员发言时说，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使很多国家感到中国的威胁，美国也感觉到中国的不确定性。楚树龙马上请求发言。他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现在我能做什么？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看中国改革开放18年，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强的18年带来了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的改善，而不是更加恶化，带来了中国与所有国家改善关系的愿望而不是敌意。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从中国过去的18年事实来看未来18年，至少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国力的继续增强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这不符合过去18年来中国崛起发展的事实。
……
楚树龙在多个场合，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自觉与美方交锋，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亲美派”有什么关系。但国内有人把他称作“亲美派”至少有这么几条理由：
其一，楚树龙是一个“海归派”，有五年的美国生活经历，而且他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攻读博士学位的，这样的人对美亲善符合常理。
其二，楚树龙频频接到来自美国的邀请，每年至少七八趟穿梭于大洋两岸；美国人只会邀请有好感的学者，楚树龙在美国受到的欢迎可想而知。
其三，楚树龙在美国可以进入白宫和五角大楼，与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高层人员进行直接对话。这凸显了他在美国高层的影响力。
其四，楚树龙近年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正视美国对中国 “遏制”的一面，而是过于强调“接触”的一面。而这一点最为令人担扰，因为作为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战略家，楚树龙的倾向性势必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偏误。
后来楚树龙自己也明白了，原来国内人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的判断上争论不休的时候，是他首先也是惟一一个提出了“接触与防范”判断。当时人们对这一判断是不理解的。
“接触”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政府口头上提出的对华政策。当时老布什提出这种政策，一方面是受冷战结束和“八九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来对付苏联的威胁。克林顿上台后，口头上仍然奉行“接触”政策，但在人权、核扩散、银河号事件和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1996年克林顿赢得大选，中美两国首脑在马尼拉举行会谈，达成了两国元首互访的协议，使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1997年10月29日，在江泽民主席访美之际，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两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宣布：中美两国在冷战后及21世纪的未来“通过增进合作，应对国际上的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美双方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示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前进。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国内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接受“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的判断。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也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思在解释“战略伙伴关系”时说，中美之间是要寻求一种框架，在此框架上中美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可以共同合作的领域。这种战略框架强调合作领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解决分歧。
可是一年后，美日加强联盟，决定联合进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含有反华条款的法案，要求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1999年春天，美国出笼了一份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技术的《考克斯报告》，接着又发生了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使刚刚恢复的中美关系又蒙上了阴影。国人对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产生了怀疑，也失去了信心。许多学者撰文指出，中美之间“战略伙伴关系”因缺乏深厚的基础而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连美国参议员谢尔比也称，他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一种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应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的伙伴，而且永远不会。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还是“接触加遏制”？对之学界产生了分歧。
就在社会各界为此议题争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楚树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既不是“遏制”，也不全是“接触”，而是“接触与防范”。
楚树龙认为，尽管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对华“接触战略”，但在他第一届的任期内实行的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接触战略”既没有明确内容和目标，中心也不突出。直到他第一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1997年初在美国再度掀起反华浪潮的时候，克林顿坚持按计划推动两国高层往来，坚持无条件继续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这是美国“接触战略”达到了某种坚定和成熟的程度的表现。但美国在美日同盟、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阻挠俄罗斯和以色列向中国出售武器、在贸易上对中国限制技术出口等方面，显然采取的又不是“接触”战略。
在他看来，对于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也不能用“遏制”来概括。“遏制”是有特定含义的，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和中国是最明显的遏制，彼此不来往，不贸易，在世界上孤立你。但冷战后中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交流日益增多，对华政策显然不再是遏制了。美国采取的以上不合作的措施其目的就是防范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
此外他还在一些场合提出，美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不是接触中国也不是遏制中国，而是改变中国。
他认识到老布什对华“接触战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开始突出与中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对抗，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失去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合作。但克林顿上台后的起始3年，“接触战略”的内容发生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不再需要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的合作，而此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的“接触战略”主要目标锁定在“以压促变”，改变中国，使之融入美国领导、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中，使中国成为体系内“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才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楚树龙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判断，在“遏制”之声四起的时候，显得着实的孤独。但当他将这些分析形成内部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其基本观点得到了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楚树龙不是亲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
第三辑楚树龙 （3）
反美、反苏、反修——50年外交强烈的
“反”文化色彩
楚树龙195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1978年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年毕业，一年后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