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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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爆竹了你为什么不放？那时候不少影片都挂着那些大导演的名字，其实是我拍完的。他们拿2万港币，我拿500块，那我也乐意。渐渐片商发现我有不少戏拍得很不错，当时香港导演要想立住脚主要是要片商看上你，渐渐的他们知道了王天林这个名字。
开始的时候，我的要求不高，什么样的片子我都能拍，记得拍得最多的一年曾完成24部，应该是破纪录了。经常是三四部同时拍，有国语的、粤语的、厦语的、泰国语的等等。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要投入几倍于常人的精力，也害惨了我，后来要靠安眠药入睡。直到进入“电懋”工作才趋于正常化，一年拍三四部，也可以随意发挥了。
《小儿女》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到了60年代，“电懋”的不少导演，像陶秦、易文、岳枫等人都转投“邵氏”，我王天林可以说是撑了“电懋”大旗。50年代是我拍片最多的时候，拍片也很“杂”，但我不讲究那么多，只希望影片“卖座”，因为要赚钱养家。
我也会拍一些文艺片，说到《南北和》以及系列“南北片”的成功，可能与当时的气氛有关，关键是因为《南北和》上映后很卖座，所以公司考虑由我继续拍后面的几部。《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是张爱玲做编剧的，但是有趣的是，我从来没和张爱玲见过面，她的剧本都是公司直接安排给我的，我做一些修改就开始拍。但是她编剧的《小儿女》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作品，也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部，因为它出生的时机不好，正赶上1964年我们的老板陆运涛空难过世，公司也比较乱，我不管它们就坚持拍下来，心里“很有谱”。这部影片是我至今回想起来最喜欢的作品，因为它非常自然，我不鼓励那种“洒狗血”似的拍片和炒作方式。
知名导演的幕后“推手”
进入70年代，我年龄也大了，转到电视台拍一些电视剧，当然也间隔拍一些电影。那时带了不少徒弟，杜琪峰和林岭东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两个。当初只有他们跟我进过片场，我带他们到片场拍戏，老板是不让这么做的，一是怕影响进度、二是要支付更多钱，我说他们的钱我来付，老板答应了。别看我年轻时蹦蹦跳跳的，年龄大了体力就不行了，就告诉他们怎么拍，然后他们来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就是从片场一步步练出来的，很有感触，也认为这是磨炼技艺最有效的方法。后来他们在拍片上都很成功，现在还不时要我在他们片里演角色，我知道他们是想给我一些钱，又不好直接给，就当作演戏的“红包”，我很是欣慰。
对儿子说“奖是命，不要强求”
说到儿子王晶，有人说他是香港商业电影的“一哥”，也有人说他的影片俗不可耐。其实我是这样想的，观众在看的时候被一个情节打动了，他笑了，过后他会觉得这个很俗嘛，但再俗也还是笑了，“笑”就是人的本性，为什么要隐藏或者否认呢？记得我1959年时拍过一部自己很满意的电影《野玫瑰之恋》，本以为会拿奖，结果空手而归；两年后我觉得很一般的《家有喜事》却出乎意料地拿了奖。我对儿子说“奖是命，不要强求”，儿子很小就看我的剧本，藏起来的也能找到，并且和我讨论。从我叔叔到我再到王晶都擅长拍商业片，这或许是家族遗传。我处世很坦然，也不渴求得到什么样的奖，我要拍片因为它能够赚钱，获奖又没有钱（笑）。前两年颁给我金紫荆终身成就奖，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大成就，但人家要是颁给我，我会说声“谢谢”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61年 《星星月亮太阳》、《蓝与黑》与“过渡一代”
难解流亡情结 追寻国族记忆
陶秦和易文是活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位文人导演，他们的经历比较相似，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均是从40年代起开始编写电影剧本，并在香港以拍摄文艺片知名的电影编导。据香港资深电影文化研究学者罗卡先生介绍，跟香港第一代上海南迁过来的导演朱石麟、李萍倩的亲情渴求不同，在陶秦和易文编导的影片中，包含着更多乱世的想象与宏阔的国族记忆，并在对亲情与人伦的追寻中体现出令人伤神的流亡情结。
口述影像：香港影人的过渡一代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陶秦和易文喜欢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说，因为他们基本是同时期的导演，而且都以拍文艺片为主，两人也都拍摄了50多部电影，同样是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文学教育，而又都是在创作壮年期50多岁就病逝香江，留给人们的印象他们是两位很相似的导演。
可以说他们比起卜万苍、朱石麟、李萍倩来讲，那种故国情怀以及对于母体（祖国）文化、对于乡土的怀念已经要淡一些了，并不是非常强烈。应该说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已不同于50年代初时争拍进步题材影片的状况，整个电影界的创作风气也有变化。其实在那个阶段这种故土情怀的影片已经“不时髦”了，需要有新鲜的类型影片来刺激和引导电影界的潮流。其实陶秦和易文的影片一直是“主流影片”，他们纷纷尝试拍的歌舞片、喜剧片也都是在类型影片上的创作。
值得提出的是他们其实是香港电影人的过渡一代。虽然是在大陆接受的教育，却是在香港开始真正的导演生涯，他们适应这里的环境，但与香港本土的年轻导演又有很大不同，他们有旧梦、有思乡却又不是那么强烈，这种感情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既来之则安之”
陶秦的音乐感觉非常好，所以他的不少歌舞片如《龙翔凤舞》、《千姣百媚》、《花团锦簇》等“电影感”很到位，对于一些场面的处理也有想法。尤其体现在反映家庭故事以及青春一代与上一代人的情感把握上，比如很有青春气息的《四千金》（1957年摄制）讲述的是一段父女情深的感人故事。
易文的《曼波女郎》同样拍摄在1957年，采用了轻松的歌舞片形式来讲述一个沉重的寻亲故事。葛兰出演的“曼波女郎”在生日晚会上，得到自己是被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身世之谜，并为此陷入深深的自艾自怜，走上艰难的寻亲历程。但是导演易文的处理很有意思，他在葛兰“天皇皇啊，地皇皇，我家里有个小女郎，自从她离开了亲爹娘啊，如今她流落在何方呀，流落在何方？”的歌声中叠印出母亲的沧桑面容，但到后来明白生母是找不回来的，就宁愿回到香港的养父家。其实导演的处理很能反映他的心情，既然从大陆来到香港，又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只有自力更生地生活。其实这也是新一代导演的普遍心声。
“文艺片”也是商战的一步棋
1962年，“电懋”改组，由陆运涛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率先推出的就是易文导演的《星星·月亮·太阳》，这部影片凡响非常好，还摘得了台湾金马奖的大奖。由于1961年“邵氏影城”落成，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片，1963年邵氏出品了李翰祥执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囊括金马奖多项大奖。但是“邵氏”一直没有忘记拍一部优秀的大制作“文艺片”，1965年、1966年由陶秦执导的《蓝与黑》以及续集面世，同样引起很大凡响。
在我看来《蓝与黑》比起《星星·月亮·太阳》的确要更广阔，尤其是电影场面的拍摄令人印象深刻。而辗转天津到重庆又到香港的艰辛经历更具有“史诗片”的感觉，公司的确投资了很多钱投入影片大场面的拍摄。其实从影片的效果来看，这两部影片的拍摄的确也有公司之间竞争的意味，但是它最终的目的是拍出更好的影片，所以不仅是“古装片”、“戏曲片”、“武打片”，“文艺片”也是商战的一步棋。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60年代 香港诞生《黄飞鸿》电影系列
关德兴：黄飞鸿神话的诞生
《黄飞鸿》电影系列始拍于1949年，创始人是导演胡鹏，名为《黄飞鸿传》，又名《黄飞鸿鞭风灭烛》，扮演黄飞鸿的是粤剧名伶关德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德兴主演了数十部以黄飞鸿为题材的影片，可以说在香港，关德兴这个名字一度和黄飞鸿是画等号的。当然后来还有成龙的黄飞鸿、李连杰的黄飞鸿，但是没有关德兴，就不会有创下系列电影世界纪录的100部《黄飞鸿》，更不会有代表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观的英雄人物——黄飞鸿。
电影大历史：一个神话般的仪式
1859年的某月某日，在佛山、广州或者顺德一带，有个12岁的小孩穿着单薄的衣衫，当街习武，顺带搭售自家出产的跌打药。他或许已经想好了漂泊生涯的下一站，但是他怎么也不可能预料到，他的名字正在他有板有眼的一招一式之间被推向了未来的历史，跨越时空，除养活了一大帮的芸芸众生之外，还成为香港乃至整个中国的一个民族偶像。
历史上的黄飞鸿一生颠沛流离、坎坷困厄，驾鹤西去的时候，后人甚至无力殡葬。碰巧他弟子的弟子朱愚斋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于是《黄飞鸿别传》在他的笔下诞生，对自己的这位师祖的人生道路进行了一次精彩演义。电影人的嗅觉总是敏锐，于是也就有了第二次演义。
1949年，香港导演胡鹏怀着牛刀小试的心态拍摄了《黄飞鸿传》，哪知道庖丁解牛解出的是大天地，在关德兴、成龙、徐克、李连杰一干人等的推波助澜下，百部与黄飞鸿相关的电影接踵而至，一举就问鼎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形成洋洋洒洒的黄飞鸿电影家族序列。电影凑了热闹，广播也不是省油的灯。香港电影史专家余慕云描述过这样的一番景象：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播音皇帝”钟伟明连篇累牍地播讲与黄飞鸿有关的故事，听众也不厌，只要一开讲，就快马加鞭往家里赶。广播如此，电视剧也不是等闲之辈。虽然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黄飞鸿演义得差不多了，但是幼年的、老年的黄飞鸿还是“宝藏”一座座，尚待挖掘。
什么叫经典？经典就是要经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考验，并获得衍生的意义。武侠电影是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影坛的试金石，黄飞鸿电影位居武侠电影的正中要席，所以黄飞鸿电影曾经成为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一张门面。电影赋予“黄飞鸿”这三个字眼以意义，“黄飞鸿”这三个字眼让电影获取了力量。电影之内，“黄飞鸿”成了中国电影的一张品牌，成了捍卫民族尊严、维护人性善道的象征；电影之外，“黄飞鸿”成了他出生地佛山的一张文化品牌、旅游品牌，甚至就是一棵摇钱树。可是，这一切的热闹与历史上的黄飞鸿无关。这是影像的黄飞鸿，是文化的黄飞鸿，是商业的黄飞鸿……可能惟独不是他黄飞鸿本人。
渲染之极归于平淡，演义之极归于真相。对于黄飞鸿的电影演义已经无以复加，但却一直无以得见一部最接近客观历史事实的黄飞鸿传记电影。或许，神话才是人们所需要的，酣畅淋漓的尊严和前俯后仰的欢乐只能来自一个神话般的仪式。
口述影像：司徒安：黄飞鸿神话的诞生
关德兴活现了黄飞鸿
40年代胡鹏拍摄黄飞鸿其实是有点投机的性质，他那时候是有戏就拍，并没有想过长远的发展，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