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百年史-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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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家的新文化街是一个热点地区，不光成熟的导演经常去，念本科的学生电影爱好者也乱闯，我自己就曾经不请自去。
白景晟老师家也是一个思想多发地段。白老师有思想，他在1978年就写了《丢掉戏剧的拐杖》，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的最初觉醒”。他1982年写的《给其他创作方法留一席之地》更是引爆了新的理论思考并与他的茶前酒后话一道启示了一些新形态电影的出世。白老师能喝酒，我说他家是思想多发地段是因为人们在这种交流中的收获不仅仅在于正式发表的白纸黑字，还在于酒后茶前的随意放谈。那些意气风发的无序争吵，那些聊天中不经意的嘟囔都能点燃思想的火花。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说法发散它的力量要远远早于它形成文字。直到今天，我写东西提到某些有原创性的思路和视点时都要尽量点出其初始的来源，即使对于一些并未形成文字的思想和启示也是这样。我们把这称为“理论版权”。我知道当时经常到白老师家去喝酒、侃山的人至少有拍摄过重要的新形态电影作品《苦恼人的笑》、《小街》的第四代导演杨延晋，有写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李陀。
看那个年代和今天，我明白了许多：不管是艺术创新还是工业造型设计或者电脑软件的革命，都需要巨大的思想的空间，都需要自由遐想的心态，都需要空旷到毫无边际的氛围让精神去放纵地驰骋。回想那时的诗酒现象、艺术潮流，经常使我想起科学上的一个规律：“茶杯精神”。英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把喝茶、讨论定为一项学术研究和科学工作的制度。所以，到今天侃大山还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看似没有经济效益然而很好玩的活动。
北海读书会只是那时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中的一个。它们都产生在那个让我时常津津乐道，时常心驰神往的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幻想，恨不能时光倒流20年回到那个80年代去看看。即使到今天，许多艺术创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都经常说道，那是一个“理论滋养灵感”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上资源十分短缺、说法很幼稚但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具有着巨大的思想空间的年代。我非常想回到80年代。（郝建）
郑洞天：我们也要对电影说话
我们这批人在独立执导影片之前，大都有将近20年的专业准备，在“文革”前从电影学院毕业，但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冻结了最宝贵的艺术青春期。“文革”刚刚结束，各电影厂的状况也大多如此，让老导演带年轻导演。一方面让老导演复出拍片，另一方面扶持年轻人，所以“双导演”是当时最实际的方式。“双导演”使得我们这帮年轻导演有机会开始取得“话语权”，我们积蓄了这么久，也要对电影说话了。
“北海读书会”是无形中的风气
大家是在讨论电影，为什么选择“读书会”这个名字？是因为很喜欢“读书会”宽松的氛围。以前曾有一个以创作人员为主的“翠明庄读书会”，就是周总理倡导下的开诚布公地谈论电影的聚会，其实“北海读书会”也是一批刚刚出来的年轻人以“松散联邦”的方式来谈论电影艺术。“北海读书会”的形式延续时间不长，到后来转化为我们这批导演中有谁开拍新作，除了到北京来把剧本拿到电影局送审，在筹备期就聚在一起商量、出主意。从筹备到开拍到拍完后的作品多是大家一起跟过来的。虽然“读书会”不存在了，但风气却一直延续到80年代后期。
整个时代气候造就的思想解放
“第四代”导演与文学界的关系非常好，像张贤亮、刘心武都与电影界的人很熟。而80年代也正是中国文化各界复兴的时期，那种蓬勃的精神是跨行、跨界的，许多新观念之间相互滋养，从一个领域出来的新观念在其他领域几乎都是“一呼百应”，这是整个时代气候造就的思想解放。
整个大环境造就电影理论空前繁荣与活跃，非常注重“理论滋养灵感”。拍电影的用功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的，我们是把电影当作学问去做，而现在首先强调的是电影市场化。回想到“第四代”后来气势退却，一个是因为功成名就后各自为战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被“第五代”压下去了。回想起来应该是在1987年《红高粱》出来前曾支撑了一个时期，从城市关注到农村再到写人，各种题材也都作了尝试。我写过文章叫做《仅仅七年》，也就是指这段时间。
第四代与第五代是朋友
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五代”与“第四代”的关系并不是想象中代际更替之间的残酷，而是相当程度上的容纳。当时《沙鸥》、《邻居》初剪的片子在电影学院放，还在校学习的学生们（指“第五代”）是很支持这个过程的，他们也很受感染。而我们（指“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也是朋友，他们走出校门后第一批影片出来，我们同样兴奋，同样为他们摇旗呐喊。这种感觉特别重要，“我”的概念很少，虽然暗中也会较劲、比赛，但是看别人拍了好片出来，是非常兴奋的，认为那会是中国电影前进的一部分。所以我说那是精神领域最好的时期。
谢飞：特别自然状态下的电影人聚会
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1979年末电影局的电影创作会议，十年“文革”后大家开始重新在电影创作上有一些收获，人员主要就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电影人，大家聚在一起都很高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三代”导演李俊拍出了影片《归心似箭》，当时大家对这部片子的反响都非常好，同时还有一些老导演的很有分量的作品出来。
而年轻一代也有片子出来，从时间来讲十年没有好好拍故事片了，很多电影厂有点“青黄不接”。而我们这批人是“文革”前上电影学院的，出来后应该跟着老导演做八年左右副手，可是“文革”期间根本没有机会做副导演，没当过徒弟就想马上做导演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1979年，《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等影片已经拍摄完成，大家都很兴奋。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电影学院老师张暖忻当时还没有拍《沙鸥》，她那时是《李四光》的剧作者。
记得在这次会上，年轻导演的探索令大家眼前一亮，《生活的颤音》中对于音乐的使用，《小花》中黑白和彩色的转换，以及《苦恼人的笑》中闪回的时空把握，实际上都是比较超前的。老一辈导演中张骏祥提出“要增加电影作品的文学价值”，我们当时对他的观点有些抵触，认为电影应该创新。印象中后来这种全国性的导演交流会在80年代每年都要开一次，一个是能够看到很多国产新片，另一个是大家可以交流，还可以看到一些很难看到的片子，比如李行、白景瑞拍的一些琼瑶片，还有不少外国片，真是开阔视野。
在会议中间，我们在北海的“仿膳”吃饭并继续讨论电影，因为当时可以开始工作了，就更需要大家相互支持和帮助。记得当时还在“荣宝斋”特制的古式纸折子上写有宣言：“1980年4月5日，时值清明，我们在北海聚会。相约，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前后应该有三四次，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北海读书会”是在特别自然的情况下自觉组织起来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先锋《小街》探索电影技巧
1981年 第四代登场之杨延晋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和这段旋律一起留存在一代中国人心中的，是一部叫《小街》的电影。导演杨延晋在影片中表现出了一种对较高层次的电影技巧的探索，这种探索又与内容上相当深刻的反思相结合。对封闭的电影结构的突破，让《小街》成了一部“先锋电影”。
“先锋电影”的如歌行板
我们拍的是“情绪片”
1978年，开始淡出第一线的老导演恢复创作，同时，他们非常重视对年轻导演的培养。1979年，杨延晋和我们厂非常老的助理导演邓一民合导了《苦恼人的笑》。杨延晋不是导演科班出身，他非常聪明，但是技术上的问题还需要有经验的老导演带一带，邓一民对拍摄现场的控制能力非常强，那时我做这部影片的副导演。
《苦恼人的笑》出来后得到很多夸赞的声音，老厂长对杨延晋比较放心了，所以让他独立执导《小街》。《小街》的编剧徐银华当时还是厂里的一名青工，自学成才。他写出《小街》的本子吴贻弓看过，我也看过，感觉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本子，但是还是个小作品。杨延晋看后，想拍这个戏，于是徐银华、杨延晋和我就商量着一起拍，三个人一起补充剧本。我们杜撰了一个词，叫做“情绪片”，就是不以内容为主，而是强调影片整体氛围，以人物的心理情绪为主，多加入动人的细节。
当时还没想到“明星制”
其实当初选择张瑜、郭凯敏分别饰演俞和夏，最初的出发点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庐山恋》中“银幕情侣”的号召力。俞是一个假扮男孩才能生活下去的女孩子，我们觉得张瑜经过多部影片的拍摄应该能够胜任扮男孩的心理戏。而考虑郭凯敏是因为他身上的喜剧因素，看起来有点“傻”，但是非常敏感和聪明。杨延晋也非常坚持由这两个人来演，正是他的坚定最后让观众看到了不同于《庐山恋》那种还比较单纯的爱情，夏和俞两人很有深度和人性光芒。
因为杨延晋本身是学表演出身，他在影片中也出演了很重要的人物——钟导演。这个人物的设置还是很有开拓性的，比如多条叙述线以及最终的开放性、多重性结尾，影片中甚至出现了摄影机。突破封闭的结构使得银幕和观众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方式，这种尝试当时在外国有，但是国内还是不多见的。
“你那种敏感度，用钝了”
从1978年到1983、1984年左右，是电影界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而《小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标志性”的。到了80年代，“第五代”他们拍出了《黄土地》，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而我认为，在电影“人性”以及人物命运的开掘深度方面，《小街》、《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这些片子都是非常有贡献的。
当时各个厂都是强调“导演中心制”，厂里对导演绝对信任，可以说导演就是整部影片的“艺术监督”，所以那些风格非常独特的导演才能成长和成功。杨延晋对电影非常敏感，对于镜头语言有特别独特的理解，经常有“灵光乍现”的时候，而且非常坚持自己的感受，他很强硬，“我就要这么拍，这就是我杨延晋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