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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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1999的中国话语：非常道
《1840…1999的中国话语：非常道》作者：余世存 TXT下载
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非常时期，必有非常话语。本书以《世说新语》类似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等共三十二编。
李鸿章等违背慈禧的宣战诏书
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慈禧宣战诏书而实行“东南互保”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转告张之洞和刘坤一。于是，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考察团经费：朝廷无预算 地方来支援
考察大臣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从中央各部、全国各地调集随行人马，组建考察团。当时头一件难办的事是出洋经费的筹措：庚子赔款使清廷的财政几近枯竭，另外，清廷并无财政预算一说，有事也是由地方政府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给南、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发去急电求助。各省纷纷响应，直隶、湖北、江苏各认十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认筹了一万两库银。两个月后，各省已认筹了银子八十余万两。
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氏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黄兴闻讯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黄兴遽曰：‘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廖仲恺的入党《誓约书》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为：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溥仪的师傅陈宝琛给袁世凯算的易卦“自作孽，不可活”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纸条，神秘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溥仪见卦词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宽慰皇帝可以大大放心，并摇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曹汝霖递交“二十一条”后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叹：“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上与学生约法三章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后辞去大总统通电：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饿肚皮的北京教授们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孙中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尊称“国父”
巴黎的少年共产党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谈牌经以为掩护罢工组织会议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经常是夜里到某同志家里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的时候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孙中山首次在公开场合被尊称“国父”
孙中山辞世，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两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中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通告：《我们的今日》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宋家的新成员，自此正式得到国际列强的承认，为蒋以后的统治找到了靠山。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张作霖：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访张作霖，威逼利诱张与日本加深合作，遭张拒绝，张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汪精卫：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汪精卫：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汪精卫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没必要那样替蒋介石“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一女不如一馒头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记者报道说：“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账而换得此幼女。”
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跟张学良见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张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
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