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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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宣统初年的时候，曾流行一首“十字清”，谣云：“清受天命，十传而亡。”查清廷由顺治而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以迄宣统，确为十传。又有宣统拆字谣：“日宣三德，历算三统。”解云：“宣统二字，皆暗合三数，而统字又类绝字，清祚其至宣统而绝乎？”果真宣统三年而绝。
民国代替了王朝，似乎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但社会混乱，政治腐败不见减少，且更形严重。其间尤以袁世凯篡权窃国“八十三天皇帝梦”最为丑恶，其时有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著。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辛亥革命后，汉人剪除辫子成为去旧图新的标志，张勋顽固，清帝退位后仍表示忠于清室，所部禁止剪辫，被称为“辫帅”。1917年6月14日，张带领数千“辫子军”开进北京；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这一下，京城很多剪辫子者都慌了，有歌谣云：“不剪辫子没法混，剪了辫子怕张勋。”一时间，有假辫子风行北京城。谁知，真假辫子风行仅12天，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便攻入北京，宣统皇帝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闹剧很快收场。又有歌谣云：“宣统回了朝，秃头要开瓢。宣统跑了，秃头好了。”
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
一战期间，段祺瑞政府从日本借参战款，也练了“参战军”，却未曾派过一兵一卒去参战。他本意是练兵打内战，故时人说他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
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全国各地各界函电交驰，施行救援。其安徽乡人也不甘人后，识与不识，皆为之说话。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积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六年后，胡适跟陈独秀提及时还念念不忘：“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沧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抗日战争前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
抗战结束，劫收开始。当时沦陷区流传不少关于劫收民谣：“河里漂来的（乘轮船前往的）不如地里滚来的（附近坐汽车去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原来就在那里与汉奸打成一片的特务），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劫自收比什么都快）。”
1946年，台湾省所征税款提高了58倍，据说有一位老人向税务官质问：“你们把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50年的税金都一起向我们要吗？”当时人形容为“狗去肥猪来”，日本人是狗，中央政府委派的贪官则是肥猪，又说：“前门刚赶走了狼，后门又蹿进了猪。”
1949年11月，北京公安局一夜之间把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组织妓女学习劳动技艺，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妓女们自编自演活报剧，唱道：“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柳亚子在故乡有稻田千亩，建国后政府征粮触动其财产。其乡间戚友为无法交纳征粮款，纷纷致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柳皆置之不理。1950年冬柳亚子在《跋中山先生墨宝后》一文中，就正在进行的土改所触及自身的利害发出了“有代价补偿”的感慨：“余虽土改后丧其田户，以滥竽充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故月得大米若干，犹不虞冻馁。”
“文革”后期，曾有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悄悄流传，准确地概括了极左路线的整人史：“挖不完的敌人，清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夏衍根据清代一首《剃头歌》改写的《整人歌》所说：“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20世纪90年代初，高阳、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流行起来，市井谣传：经商要看《胡雪岩》，做官要看《曾国藩》。
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肃顺对满人暴戾，对汉人谦恭，他曾对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故其受贿，亦只受旗人，不受汉人也。汉人中有才学者，必罗致之，曾国藩、胡林翼之握兵柄，亦皆肃顺主之。辛酉政变，肃顺被捕，亦与其得罪满人戚贵有关。
天津教案发生后，清政府立刻命令曾国藩火速查办，曾知道洋人难缠，临行前给儿子写好遗书，准备以死赴任。曾到任后屈从洋人意思，先后逮捕80多人，一时舆论大哗，不少人指责他“畏葸辱国”，还有人说他媚洋害民。曾自己也感叹：“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民初，逐僧毁寺渐成风潮。滇军师长李根源亲自督军上山，指名捉拿虚云。虚云只身往见。李根源责问：“佛教何用？”虚云答说：“自古立国皆以政教并化，政能治身而不能治心，惟教能治心；心为万物之本，本得其正，何身之不治？”李为之折服。
梁漱溟年轻时曾想做和尚。当少年中国学会请他做宗教问题演讲时，他准备讲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笔，随手翻阅《明儒学案》。在东崖语录中忽然见到“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不觉心凉，顿时头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决定放弃出家之念。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袿，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云云。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冯玉祥逼宫后，接管清室宝物。张作霖闻讯大怒，急想染指故宫宝物。1928年5月，北伐军兵临城下，张调动数百辆军车，准备把故宫博物院的宝物择其贵重者全部运往沈阳。交通银行经理叶恭绰往见张说：“大帅差矣！人家一向造冯玉祥的谣，说他逼宫盗宝，但无确实证据，说说而已。如今大帅调用数百辆大车公然入故宫搬取宝物，则将来人们就会说盗宝的是张大帅而非冯玉祥了。”张闻言恍然大悟，连声说：“我几乎上了大当，快把车子撤去。”
韩复榘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成立不久，就开各厅处预算审查委员会。为使收支相符，有人提议削减教育经费，全体赞成，教育厅长何思源坚决反对，两下争执甚为激烈。话到激昂处，何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不叫我干，我就走路。”这一下使韩无法躲闪，结果他表示决不减少教育费，以后每年还得增加，最后他站起来说，“决不欠你的教育费，你放心吧！”
1941年，张大千跋涉8000里，到达敦煌。到达千佛洞那天，天还没亮，他迫不及待的提灯入洞探视。原订计划是到那里观摩三个月的，第一天大概地看了一些洞，他对太太和子侄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张大千观察千佛洞时发现，千佛洞在坐西面东的山崖上，早晨有阳光射入，再加上气候干燥，毫不潮湿，所以洞内的内藏能长达数百年而不损坏。不过，三百多个洞窟之间，路径却崩坏了，他只好一面探洞观画，一面修路开道。“老实说，我到敦煌之初，是抱着莫大雄心去的，可是巡视了千佛洞之后，眼见每洞由顶到底，都是鲜明的壁画，瞠目惊叹之余，真是自觉渺小。”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殷海光面对当时的思想争论，曾问金岳霖：“哪一派是真理？”金没有正面答复，他沉思地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殷海光又问：“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金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
段锡朋父女游明孝陵，天蓝云白，段锡朋却让女儿看树下泥筑的土屋和半死的老牛。“看着他们穿什么，住什么，”段说，“大多数人就这么活着的。这是我们这辈的过错，也就是你们的责任了。”
1995年，作家邓贤已经在他的长篇巨制《日落》中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曲解了历史，现在纠正还来得及。”他在另一部历史反思著作《大国之魂》里说：“历史可以忘却，但不应篡改。”
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
章太炎说：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样，统统交给魏源。魏以关山路远之辞劝林保重，林说：“善始者不必善终，如不出逆料，则徐此生无能为也，寄意丹青，徒发清议而已。唯愚兄所托著书之事，望贤弟刻意为之，务使大清臣民早开智慧，舍此则无可御侮矣！”
曾国藩认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不仅是他的敌人，也是全民族的敌人。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