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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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好刻薄，他曾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20世纪50年代，蓝翎、李希凡合著文章批俞平伯之红学观点，经毛泽东过问，名声鹊起，多有单位请两人作《红楼梦研究》报告。有人记得的只是报告中时髦的语言，李希凡和蔼地提到周汝昌发表了“批俞”的文章，李说：“我们非常欢迎，”又补充一句：“我们自然更希望他再写一篇他对自己的看法。”蓝翎开讲则问：“传说蓝翎是李希凡的爱人，请大家看一看，像吗？”赢得一堂笑声，他却冷冷加问一句：“恐怕这也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吧？”
韦君宜回忆说，“文革”时的大作家浩然，其成名作《金光大道》多有编辑“政治拔高”之力，如编辑要求写入“抗美援朝”，把小标题《堵挡》改为战斗性强的《阻击》，把《让房》改为《让房破阴谋》，浩然苦笑语：“我不同意这么改，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保护一点我的艺术创作……”但他最终接受了编辑要求，小说出版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浩然晚年说：“《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
戴乃迭“文革”中受冲击，被关三年。出狱后，并不见有丝毫牢骚，而字字诤诤几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又毫无肃杀之气，一脉温情如水，有如英吉利诗人的白朗宁，或简·奥斯汀。一天，她遇到黄宗江，问黄：“宗江，你吃过什么苦？”黄尚未及思索，她已意气风发地自问自答：“我吃的最大的苦也就是在重庆吃不上鸡蛋。”她一言以蔽之曰：“我们缺乏阶级仇恨。”
韩三洲回忆，“文革”期间，批林批孔，如火如荼。一老工人登台发言，慷慨激昂：“林贼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真不知好歹，都当上二把手了，还不知足，还想篡党夺权！要是换上我们工人阶级，肯定好好干！”
季羡林晚年以中国话说出了中国文化将领先世界的理由，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该是中国人世纪。
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
李鸿章按兵不动，曾国荃得以顺利攻占金陵，曾氏兄弟，因此获得剿灭太平军“首功”。金陵城攻下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滚鞍下马，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急忙跑上前去，用手挽起说：“我们兄弟的薄面，都是靠你保全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我们。”
曾国藩晚年，英雄气短，声名虽盛，而成事已难。曾生平心病，一是剿捻无功，一是处理天津教案违心失当而丢了直隶总督，两件大事代之者均是李鸿章。天津教案善后，李继曾任直隶总督，新旧更替，曾对李鸿章说：“我遇困境，咸赖汝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
慈禧曾说：“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聪明之人，尝闻人言英女王维多利亚事，彼于世界关系，殆不及予之半。……英为世界最强国，然亦非维多利亚一人之力。英多贤才。各事皆由巴力门（国会）议定，彼惟画诺而已。我国大事，皆予独裁，虽有军机大臣，亦惟赞襄于平时，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誉甚佳，海内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乱，为梦想所不及。综计生平谬误，即此一举。”
周善培说，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周劝他：“论你的年辈，你的资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创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60，哪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愿望呢？”梁启超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终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
民国元年章太炎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题目特别：《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太炎骂了他们所反对的人，第二天他们发表章的言论时，题目改作：《章疯子居然不疯》。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对于乃父的帝制运动，颇不谓然，纵情诗酒，不闻世事，别人谈起帝制的事情来，他总是“掩耳疾行”。而其兄克定不放心，常对其百般挑剔，克文感慨地念煮豆豆燃箕的诗句讽刺他，克定大怒，两人吵起来。克文说：“你要做曹丕，难道就不许我做曹植吗？”袁世凯得知后，大骂两人：“你们这两个畜生，怪不得外人骂我是篡位的曹操，你们两人也自比曹丕和曹植，这不是‘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吗？有你们这两个宝贝儿子这么一闹，我这个名正言顺的曹操，还用来分辨吗？”
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拟入党誓约。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黄兴劝孙：誓约上“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和盖指模一事极为不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当面赞扬孙：“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认为：“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田桂凤跟谭鑫培合演《宋江杀惜》，田自负演技高超，在扮阎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楼”时，她极力卖弄，即兴编排，使扮演宋江的谭手忙脚乱，难以应付，非常狼狈。谭央求田说：“念咱们二十年交情，给我留点面子吧！”田说：“谁人不知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谭只得任她摆布。戏演到“杀惜”了，谭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时多得多的身段，淋漓尽致地进行表演，就是不把阎婆惜杀死。扮演阎婆惜的田被晾在一旁，没有戏唱，十分难堪，想下台却又下不了台。她最后只好向谭求饶：“你早点把我杀了吧！”观众大笑。
1925年12月27日，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再度进入北京，像其他手中有点实力的军阀一样，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杨宇霆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张爱玲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壁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梁漱溟在桂林偶遇陈树芬，时梁已50岁，陈比梁小6岁，却一直未婚，梁爱上陈，成为抗战期间轰动广西的新闻。当时传梁漱溟正在留胡子，为了更显得像男子汉，以博得爱人的芳心，在婚礼上梁又刮了胡子，梁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吴昌硕在70岁前，曾纳一妾，不到两年，即跟别人而行。吴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着对人说：“吾情深，她一往。”
抗战期间，蒋介石身受美国人的压迫，一度“极为焦急”，曾问陈布雷：“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
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
王世杰英语极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欢表达。一到说不出来时，总是把两手交叉起来使劲地转动。在《中美商约》签定时，对手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约前，双方照例有几句“今天天气”一类的寒喧客气话，可是王世杰的客气话就是始终不说出来，只见他两手交叉着，像车轮一样地转来转去。在场的一个记者悄悄地说：“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惹得在场观礼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曾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回答应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熟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穿空军常服，李只得照办。就职典礼开始，礼炮21响过后，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突然发现蒋介石并没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伫立其后，活像是蒋的侍从副官。蒋李关系自此更加恶化。
王云五有“博士之父”之誉。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指导的博士生也最多。在一次宴会上，王借醉意说：“人家说我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没有学问。其实我的肚子里至少装了几十个洋博士和土博士。”后来他荣获韩国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后，又忘记怎样穿戴博士服了，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穿上后极为兴奋。
刘家昌曾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当众打了李翰祥。有人告之李不可能偷他的老婆，说了半天，刘若有所悟，但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
李慎之曾把人民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邵宏志调到《美国研究》杂志社，邵作编辑很是敬业。有一次，她改动了李慎之的文章，让李大为不满，倚老卖老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没想到，邵编辑义正辞严地回答道：“我们现在说的是文章，而不是过桥与吃盐和饭的问题”。
我不能先尔死！
甲午战争后，当时最有学问的大臣之一荣庆开始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寻找良策，但他最想要的是“清闲”，“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泄痢，数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面前进谗，说，皇帝知道太后病重，面有喜色。慈禧听了大怒，说：“我不能先尔死！”后果然，光绪先于慈禧一日“龙驭上宾。”
1914年初，杀害宋教仁的应夔丞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