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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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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退恰巴品濉薄ⅰ按戳⒑现谡薄⒀【佟安礴籼斓隆保╬resident) 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  
  ——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当当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藉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皇、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藉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etat) ,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衙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零)。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快捷方式………… 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 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干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干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 一九零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下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  
  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  
  三、教育水平,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枞识字也不过稍读二一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干家诗)而己,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  
  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乡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  
  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 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 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 者,American-born Chinese 也。后者则叫CBA。CBA 者,China…born American 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 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Chinese Exclus 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零零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零四年在旧金山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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