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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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二十），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的五〇年代，满清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在广西，尤其是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一万四千人在北京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扬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三二干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怱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入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的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下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三〇年代中期“朱毛赤匪”自江西瑞金突围“长征”时，追逃双方所运用的，还是这一传统公式。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键、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赤匪”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
倒霉的是我们那位不失赤子之心的少帅张学良。他少不更事，奉命堵剿，便真的去直撄其锋，既堵且剿。因而犯了兵家大忌，弄得丢盔卸甲，“得不到补充”而牢骚满腹。少帅那时如已开始研究《明史》，读一篇，就不会吃那个大亏了。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八月克郴州，九月迫长沙。围城八十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十二月克汉阳；翌年（一八五三）一月乃攻克武昌。二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七万五千人（号称五十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三月十九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十一年零三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奠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七十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的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一九二七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孤城三座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还只是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干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他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第三章 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第三章 预言书中的蒋毛与洪杨
最近从香港传来的大陆故事说，新任国家元首江泽民对中国古老的预言书《推背图》，发生了兴趣。此一传闻可能是好事者所捏造。但是纵使实有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试问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我国历来的统治者有哪个不相信谶纬之举和子平之术？基督教徒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他“与佛有缘”。孙公说这句话的背景也曾有一大堆类似“启示”（vision）的故事呢！连绝对相信“神灭论”的胡适，不也说过“麻将里头有鬼”？仅供四人合玩的麻将里头都有鬼；那么共有十万万人合玩的大麻将里头，怎能没有鬼？！我们的历朝统治者，包括最近的江主席，想在这场大麻将里，找点鬼言鬼语，有什么稀罕呢？！朋友，江公今日虽然位尊九五，贵不可言，他这个交大毕业的工程师之为“人”，事实上与足下和我，也差不了太多。兴致好的时候，谈谈《推背图》，聊聊《烧饼歌》，算不得什么“提倡迷信”也。
——茶余酒后，我们谈得，他谈不得？只是我们谈后直如清风过耳；江公谈后，就要变成“小道消息”罢了。
【附注】谶（chèn）纬：是一种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等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录。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往往作一些特殊装璜或染成一种特殊的颜色，所以又称为“符命”或“符录”。纬是用宗教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
子平之术：宋初，徐子平著《珞碌子三命消息赋注》，将前人李虚中以始生年、月、日推算命禄的方法发展为以年、月、日、时配合干支，合为“八字”来推衍吉凶祸福。其所创八字推命之术较前更重于五行推算，方法亦更精密，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故后世多称“八字”推命之术为子平术。
其实“迷信”这种东西，原是社会里一个少不掉的“体制”（institution）。——梦露姑娘的棒球明星丈夫迪玛吉说，他和梦露结婚，不是跟一个女人结婚而是和一个“体制”结婚，正是此意；而“迷信”这个“体制”在中国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可不在“女人”（美女）这个“体制”所发生的影响之下啊！清末的太平天王、慈禧太后，和民初的洪宪皇帝，都是它最大的受害者。
——他们受害了，我们老百姓才跟着倒霉。
“九十九先生”的谜底
可是“预言书”这宗迷信是在世界任何文化中都存在的。每每都有奇验。古朝鲜即有一宗预言说：釜山这个东海小渔村，在某个时代要为该国首都。近百年来哪个韩民相信呢？谁知一九五〇年韩战爆发，李承晚大统领败退南下，据釜山为反攻基地。它一夕之间就变成国都了。
我国的预言书《烧饼歌》，就更古怪了。这个《烧饼歌》自明代唱到清末，一般都觉得它很灵验。可是我们民国时代的新青年，却有理由的斥之为“事后伪作”。然事有蹊跷，它在我们及身经历的民国时代，却也唱出些什么“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休”来。
试问“九十九”这位老兄是谁呢？在抗战中重印于重庆的《烧饼歌》，即有注者解释为“一位姓白的”。盖九十九便是一百少一也。这册“重庆版”是笔者亲自看过的。这一“破解”当时对那位名重国际的桂系大将，小诸葛白崇禧将军，乃至他整个桂系的政治前途，是祸是福，真很难说。
不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历史已证明白崇禧、李宗仁都无此福分。至多作个配角。当时亦有人解之为蒋“中正”、“介石”先生。因为蒋公这两个名字也各有九笔。合起来也正是“九九”先生也。这可算是“验”了。可是后来历史证明，仍然只是“一部分正确”（partlycorrect）；还有人比他老人家更为正确呢！原来“九十九先生”也叫“二十八划生”。二十八者九加十加九（9＋10＋9＝28）等于二十八之谓也。
“二十八划生”原是毛泽东当学生时在长沙办《湘江评论》的笔名；也是他向《新青年》投稿时的笔名。因为“毛泽东”三个繁体字加起来，共有二十八划，故名。
这一来，“九十九先生”由蒋、毛两位民族英雄平分之，也倒是很公平的。可是他二人今日如相逢地下，再携手来搞个“国共第三次合作”，毛如要多占点便宜，蒋恐怕也无法拒绝。因为毛公还多两三个“九十九”为蒋公所无。
原来在一九四九年秋季，中共在北京升旗建国时，据说毛公的风水先生劝他选一个“大日子”迁入中南海。毛就选了个九月九日。这个“据说”可能是损毛的人附会的。毛或无此意。但是纵使是附会，或风水先生拍马屁，可是毛公最后去见马克思的日子，别人就不能拍马屁，他自己也无法选择的了。——毛公死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也算是个巧合吧！
再者，毛氏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登基，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南海后宫龙驭上宾，他老人家在中国也整整的做了二十八年的皇帝，也算是个巧合吧！最不可思议的则是《推背图》在这方面也把毛公描画得须眉毕露。在《推背图》第四十一象的“颂”中，预言者写了下面的四句：帽儿须戴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