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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车臣之鉴-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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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车臣现状与前瞻(9)

    在第一次车臣事实上独立期间担任格罗兹尼市长的甘塔米罗夫,不仅在杜达耶夫被炸死前就已经不再是这位“领袖”的得力助手,而且还与之结下了血海深仇,发誓要不遗余力地将杜达耶夫赶下台,并将其送上法庭。他说:“不管俄罗斯的干涉使多少人丧生,不管它将造成多么大的损失,我们必须将车臣法西斯赶下台。”第一次车臣战争结束后,甘塔米罗夫第二次出任格罗兹尼市长,几个月后还担任了扎夫加耶夫政府的副总理。1996年5月3日,甘塔米罗夫因涉嫌盗用车臣重建资金3350亿卢布,用于发展自己的武装被捕并被判处六年监禁。但他实际只在监狱中呆了六个月,就被叶利钦特赦了。决心戴罪立功的甘塔米罗夫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带领5000多名车臣武装民兵,摧坚殪敌,成为巴萨耶夫 、马斯哈多夫的死对头。    
    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车臣造反的第一批民族分裂分子,只有巴萨耶夫还在实现车臣“独立”的道路上“奋斗”。    
    从2002年开始,由于在正面战场上车臣非法武装失去了与俄军对抗的能力,巴萨耶夫等人开始在车臣及周边地区,甚至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几座中心城市制造恐怖事件。后来,当他们感到对军事目标的袭击也力不从心的时候,就把攻击目标转向和平居民。据俄有关部门宣布,几年来,发生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和别斯兰第一中学等地的几起大规模绑架人质事件,都与巴萨耶夫有直接关系。对于联邦政府的指控,巴萨耶夫本人也供认不讳。在有的事件发生后,他甚至还公开发表声明,宣称自己“就是要通过制造恐怖事件把俄罗斯军队从车臣赶出去”。巴萨耶夫的所作所为在给俄罗斯带来巨大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损失的同时,自己的双手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从而宣告他本人及其同伙政治生命的结束。在大量事实面前,就连一直对车臣非法武装情有独钟的西方,也不得不将巴萨耶夫的队伍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而身受其害的车臣乃至俄罗斯人民,再也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恐怖分子摇身变成政治人物。这就是说,巴萨耶夫目前已经处在既无国际背景,又无民众支持,在政府面前根本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况。今后,摆在他面前的路仿佛只有一条,就是追随本·拉登从事国际恐怖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目标可能还主要指向车臣。    
    在这几年以制造恐怖为手段同联邦的斗争中,非法武装队伍中也曾出现过几个引人注意的新面孔。但由于他们成名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血腥和恐怖,所以其中任何一个几乎都不可能成为未来的政治新星。更何况政治人物被人们接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除了领导人的问题外,在两次车臣战争中,非法武装的军事和政治力量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虽然他们还有制造恐怖事件的能量,但其残余已经不足以对车臣现政权构成威胁。    
    (2)与1990年杜达耶夫在车臣造反时相比,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除了美俄之间在反恐问题上已经登上了同一辆战车外。从防止国家分裂的角度讲,包括西方,都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有了新认识,都在寻求维护国家统一、解决民族矛盾的新办法。    
    进入20世纪后,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世界上曾经出现了三次民族独立浪潮。第一次是在一战结束时,随着奥斯曼、奥匈、沙俄、德意志帝国解体,中东欧地区出现了十多个民族国家。第二次是二战结束后,随着法西斯帝国覆灭,殖民主义体制土崩瓦解,世界上呈现出了“五洲震荡风雷激”的形势。在这段时间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近百个国家相继独立。第三次就是冷战结束时,随着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在东欧、中亚、高加索又出现了20多个国家。车臣问题是随着第三次民族独立浪潮发生的,它不仅给俄罗斯带来了分裂的危险,而且在西方也引起了共鸣。从20世纪90年代起,包括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遇到了民族分裂分子的挑战。加拿大魁北克的法裔民族主义势力险些通过“全民公决”造成国家的分裂;比利时弗拉芒人与瓦隆人的矛盾导致国家不得不实行联邦化;西班牙的巴斯克“埃塔”组织谋求独立的恐怖活动正在加剧;法国的科西嘉民族独立运动也随之高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的分裂形势更加严重。所有这些,让人们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民族极端主义的危害,国家分裂的危险,可能像瘟疫一样到处传播,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发达与否能够阻隔的。有鉴于此,近些年,政治家们找到了一些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从而使那种造成国家裂变的民族冲突的高潮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过去。目前,除了像中东、车臣这样少数热点仍在僵持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此类矛盾基本都已经得到化解,而且在处理过程中,和平方式、政治解决已经成为普遍选择。其中有的国家选择了联邦制(如比利时),有的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如西班牙、加拿大)或者地方议会(英国和北欧国家)。这样的国际大气候,迫使西方主要国家虽然在车臣有自己的企图,而且一直在说三道四,但其基调仍然认为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内部事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形势和俄罗斯本身不发生大的逆转,车臣分裂出去的可能基本能够排除。    
    (3)在反恐问题上,俄罗斯不会陷得太深。在车臣恐怖分子及其来自境外的帮凶受到打击后,莫斯科不会在反恐范畴开拓新的领域,不会将车臣问题与美国大中东计划捆在一起。这样,俄与伊斯兰世界,包括与伊斯兰民族极端分子的矛盾都将得到缓解,从而对在车臣实现民族和解起到促进作用。


第五部分车臣现状与前瞻(10)

    俄所以采取这样对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的反恐与美国的反恐本来就具有不同性质,就其动机而言,美国是主动进行,而俄罗斯则是被动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的。众所周知,“9·11”事件并不是华盛顿反恐的开始和起因,而是它长时间在中东与伊斯兰世界较量的一个回合。事件发生后,为了惩罚这些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恐怖分子,美国马上以阿富汗庇护“基地”组织为由,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接着,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让萨达姆沦为阶下囚。现在美国在反恐上确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大中东计划”,另一个是“邪恶轴心”。在手段上确定了“先发制人”的方法。美国需要这样做,因为这符合它的根本利益,也是单极世界的特点和必然。浅显的比喻就如同一个人起早贪黑地练就了一身武艺,但从未派上过用场一样。在纽约遭到“9·11”恐怖袭击的2001年,美国的军费预算为3105亿美元,“9·11”事件发生后因反恐需要马上又追加了400亿美元。这两项加在一起的总数相当于当年全球军费开支的34%。比同年排名紧随其后的20个国家和地区军费开支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从这个数字就应当承认,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确实成了羊群里的骆驼,不让它充分表现是不可能的。以往,美国插手别国事务最常挥舞的拳头是“人权”,“9·11”之后又多了一个反恐。这样就可以双拳出击,充分表演。可以预言,在没有更新鲜的字眼取代“人权”和“反恐”这两个词汇前,美国的反恐将永无休止。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情况与两强对抗时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十几年来,俄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家护院,顶多与邻里有些不睦。在反恐问题上,他从不主动出击。是车臣非法武装从军事对抗转向制造恐怖事件把莫斯科逼上了反恐的道路。仅仅是为了让美国放弃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俄罗斯才在“9·11”之后,对美国表现出患难与共的姿态。至于俄罗斯对美国开放中亚地区,为其在阿富汗的行动提供便利,谁都知道不过是借刀杀人,让美国替自己除掉当年把苏军赶出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当然,华盛顿对这样的雕虫小技也不会不清楚,它所以将计就计进入中亚,除了真的要对塔利班及“基地”实施打击外,恐怕还有假道灭虢的企图。    
    总之,俄罗斯不是伊斯兰民族极端分子的主要敌人,按本·拉登的说法,“美国人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这个当前世界上头号恐怖分子早就说过,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    
    莫斯科不会自讨没趣,主动把自己捆在美国人的战车上。同样,车臣也不大可能永久成为国际恐怖组织与之纠缠不休的战场。    
    当然,要让残存的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认识到已经日暮途穷,要让他们接受国际上已经普遍采用的政治解决办法,都需要一定时间。也就是说,彻底解决车臣问题尚需时日。    
    3外部势力将成为解决车臣问题最大障碍    
    如果仅仅从车臣目前的状况和已现曙光的前景来看,尽管十几年来俄罗斯在车臣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毕竟让人们看到了防止国家分裂、停止战乱,让车臣人民重建家园、享受和平的希望。    
    对于新政权面临的几个具体问题,卡德罗夫的继任者阿尔哈诺夫和莫斯科都有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对策,这就是加大反恐力度,尽最大努力防止恐怖事件发生;将军事和社会问题一并考虑,以俄罗斯经济复苏为契机,加大对车臣的投入和给予特别优惠政策,加快车臣重建的脚步,从繁荣经济入手,实现政治稳定;充分发挥车臣地方政府在治理国家及重建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作用,尊重车臣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恢复车臣人民的自尊自信,缓和与俄罗斯的民族矛盾,使其及早从感情上融入俄罗斯这个多民族大家庭。    
    这些措施所针对的其实就是车臣目前的三大问题,即反恐、恢复经济和缓和民族矛盾。由于它从决策到实施都基本取决于联邦和车臣地方政府,所以,只要经过不懈努力,似乎实现车臣长治久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有一个不完全取决于俄罗斯的因素至今仍旧在困扰着莫斯科,它使车臣潜藏着危险的变数,甚至直接威胁着俄罗斯的安全。从近两年俄罗斯周边发生的变化看,这种担心既非危言耸听,更不是杞人忧天。    
    这里所指的危险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国际环境,而它的根源主要来自于美国。    
    自从乔治·沃克·布什在2001年入主白宫,世界在“一超独霸”的格局中,仿佛向强权时代发生了倒退,其特征是美国对争夺世界“主导权”的企图越来越不加遮掩。为此,他可以撇开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使用武力或其他手段改变别国政权;遏制美国认为能够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国家的发展;在反恐、“人权”、“民主”等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以美国的观点和做法划线,顺“美”者昌、逆“美”者亡。这些特征从小布什执政后的中东政策,在伊拉克实施大中东计划,对俄、对华的态度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例如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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