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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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交换价值的各种因素——他的“人格”
，即使他能很好地出卖自己的那些品质，他的外貌、学历、收入及成功的机会——混合成了这“一包东西”
；每个人都想法使这包东西卖上最好
①亚当。斯密：《民族财富的性质及缘由之探究》，纽约，“现代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３７年，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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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钱。
甚至连参加晚会、广义的社交，从很大程度上讲，也起着交换的作用。
人们极想同价格稍高的“包裹”
打交道，以便通过接触而找到获利的机会。
人们希望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即自我，来交换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用老朋友、旧习惯及感情交换新朋友、新习惯以及新的感情，正如用福特牌汽车交换布伊克牌汽车一样。
亚当。斯密认为，这种交换需要是人性的固有的部分，而实际上，这种交换需要也是现代人的社会性格中固有的抽象化和异化特征的症状。
生存的整个过程被人们体验成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活动，我的生命，我这个人便是投资的资本。如果一个人买一块肥皂或是一磅肉，他完全有理由希望他付的钱与他买的肥皂或肉的价值相等。他关心的是，在现存的价格结构中，“这么多肥皂＝这么多钱”这个等式应该成立。这种希望已经扩展到了其它活动形式中。如果一个人去听音乐或看戏，他会明白地自己问自己，这场表演是否“值得”他所付的钱。虽然这种说法与问题多少沾了边，但从根本上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个等式把两件不相称的事放在了一起：听音乐所得到的快感是不可能用金钱表示的；音乐不是商品，听音乐的经验也不是商品。
同样地，当一个人愉快地去旅行、听报告、举行晚会，或者从事任何需要花钱的活动时，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些活动与花费的钱之间划等号。活动本身便是创造性的生活行动，与所花的钱不能用同样的单位来计算。这种用定量的方法来衡量生活行为的需要也表现在问某事是否“值得花时间”
的倾向上。
人们对一个年轻人与一个姑娘度过的一个晚上、访问朋友，以及其它很多涉及或不涉及花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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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件事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或时间？
①在每种情况下，人们都需要用等量的办法来证明这项活动是否值得，这种等量方法是想说明，这项活动是有利的精力投资。甚至连卫生与健康也得为此目的服务：一个人每天早晨散步，他会把散步看成是对健康的一种投资，而不认为散步是令人愉快的活动，用不着证明是否值得。我们在本瑟姆关于快乐与痛苦的概念中，找到了与这种态度最接近的极端形式。本瑟姆假定，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快乐，以此为前提，他建议为每件所做事的记一个帐，看看是否快乐多于痛苦，如果快乐多些，这件事便值得去做。因此，在他看来，一切生活都与商业相类似，到时候如果帐上反映出顺差，这就表明这件事是有利的。
虽然人们不再有本瑟姆的看法了，但这种看法所表达的态度却已经根深蒂固。
②现代人的心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生是否值得一活”
，这也就是说有感于人生有“失败”与“成功”之别。这种观念是基于把人生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实业的见解。失败的人生就像破产的生意一样，损失的要比赚的多。这种看法实属荒谬。我们有快乐，也有不幸，实现了某些目的，而达不到另一些目的；但是，没有什么合理的天秤能够显示出生命是否值得活。
从“收支平衡”
的
①参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所作的批判性描述：“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人只不过是时间的躯壳。”
（《哲学的贫困》，第５７页。）
②弗洛伊德提出了快乐原则的概念，以至在文明社会中痛苦大于快乐的悲观论点。从这些概念和论点中，我们可以觉察到本瑟姆的计算方法对弗洛伊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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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看，也许人生根本就不值得活。
人生必然以死而告结束，一生中我们有许多希望受挫，人生包含着苦难和奋斗。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根本不出生，或在襁褓中死去，似乎更有意义。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谁又能说爱的一刻欢愉，或者在一个明媚的清晨散一会步，呼吸清新的空气，抵不上生命中所有的苦难与奋斗呢？人生是独一无二的赠礼，是一种挑战，它不能用其它任何东西来衡量。而且，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的问题，我们也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
将人生解释为一种实业的作法，似乎构成了人们考虑极多的现代特有的现象的基础，这一现象便是：在现代西方社会中，自杀率不断增加。从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９０年，普鲁士增加了１４０％，法国增加了３５％。
在英国，从１８３６年到１８４５年，每百万人中有６２人自杀；而１９０６年到１９１０年间，则增加到每百万人中有１１０人自杀。瑞典的数字则分别为６６人及１５０人。
①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随着１９世纪的繁荣昌盛而日益增加的自杀呢？
自杀的动机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可能找出一个单一的动机并将其视为自杀的原因。在中国，有所谓的“报复性自杀”
；在世界各地，有抑郁所致的自杀。但是，这两种动机都不是１９世纪不断增加的自杀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②在
①引自莫里斯。阿尔布瓦所著《自杀的原因》；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１９３０年，第９９页和第４８１页。
②迪尔凯姆（１８５８—１９１７）
：法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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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关于自杀的经典著作中提出，自杀的原因可以在他称之为“社会的反常态度”的现象中找到。他所说的“社会的反常态度”是指这样的事实：所有传统的社会束缚完全解体，所有真正的集体组织都从属于国家，所有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已消失殆尽。
①他认为，生活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人是“一群散沙似的单个的人”。
②迪尔凯姆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所代表的倾向包含着他的解释，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将要讨论。我还认为，生活的无聊与单调——这也是由于生活的异化方式引起的——也是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瑞士及美国的自杀数字加上酒精中毒的人数，似乎有助于这一假设的成立。
③不过，迪尔凯姆和另外一些研究自杀的学者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这与那种认为人生是一种可能失败的实业的整个“收支平衡”概念有关。感到“人生已经失败”
，“值不得再活下去”
的想法是造成很多自杀事件的直接原因；一个人自杀，就像一个商人做生意赔了本，
①参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自杀论》一书，巴黎，费利克斯。艾尔坎出版社，１８９７年，第４４６页。
②同上书，第４４８页。
③所有的统计数字表明，新教国家的自杀率高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也许是因为天主教本身具有许多特点使之不同于新教，这些特点包括：同新教相比天主教对其教徒生活的影响较大，天主教会对付有罪感的措施也更完善，等等。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在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较快，对人的性格也较天主教国家塑造得更完全。因此，总的说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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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再也没有希望翻本时，宣布破产一样。
３。其它诸方面
以上，我已经对现代人在生产、消费及消闲活动过程中，与自己以及他人离异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现在我想讨论一下与异化现象密切相关的当代社会性格的几个特殊因素；不过，就这些因素分别讨论要比把它们放在异化这个总题目下加以讨论来得更方便些。
（１）无名的权威——顺从
首先要讨论的因素是现代人对待权威的态度。
我们已经讨论了理性与非理性权威的差别，推动性的与抑制性的权威的差别，并且向读者说明了这样的情况：西方社会在１８、１９世纪兼有这两类权威的特征。
理性与非理性权威的一个共性是，两者均为公开的权威。你知道是谁发的命令，是谁下的禁令：父亲、教师、老板、国王、官员、牧师、上帝、法律、道德良心，便是命令及禁令的发出者。这些要求或禁令，也许合理，也许不合理，也许严峻，也许宽宏，我也许服从，也许反抗；我一直清楚这种权威，知道权威是谁，权威要求什么，以及我若顺从或反抗，其后果会是怎样。
在２０世纪中期，权威已经改变了特性，它不再是公开的权威，而是无名的、不可见的、异化了的权威了。没有什么。。。。。。。。。。。。。。
人，没有什么观念，也没有什么道德法律来要求人们该怎样行事了。但是，我们全都一样地做某事，协同一致的程度类似甚至超过了集权社会。的确，除了“它”之外，谁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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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利润、经济需要、市场、常识、舆论，“大家”所做、所想、所感受到的一切。无名权威的法则。。
如同市场法则一样，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攻击的。谁能攻击不可见之物？谁能反抗不可见的人？
公开权威之消失，清楚地见之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做父母的不再要求孩子做这做那，而只是建议孩子“做这做那”。
由于他们自己没有指导思想或信念，他们便引导孩子按照社会的一致性法则去行事，而且由于他们年岁较大，他们同“最新的东西”接触较少，因而他们往往向子女学习，以了解社会要求人们持什么态度。在工商界，情况也是一样；你并不命令，你只是“暗示”
，你并不指挥，你只是诱导。军队的宣传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似乎军队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事业；士兵们应该感到自己是“小组”的一个成员，尽管铁的事实仍然仍旧：他必须受到杀人与被杀的训练。
只要有公开的权威，就会有冲突，就有反抗——反抗不合理的权威。当人同良心的指示相冲突时，当人同不合理的权威斗争时，人格也随之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得到了发展。因为我怀疑，我抗议，我反抗，我体验到了作为“我”的自己。
即使我屈服了，认输了，我也体验到了自我之存在——失败的我，但是如果我意识不到自己屈服了或进行过反抗，如果我受到了无名权威的支配，我便丧失了自我感，我成了“它”之中的“一个分子”。
无名的权威藉以运转的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