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ｅ弗洛姆-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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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这两个方面，人们都采用了重申某一信念的手法来制造舆论。他们能成功地制造舆论，就像他们能成功地回避符合理性的论证，避免唤醒人的批判力一样。
这类相似的情况还很多，只是，这些诡计应用的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较之私人生活及职业领域更加广泛。从长远的观点看，世上最漂亮的美女的图片也会无力来保证劣等香烟的销售。同样，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保障政治决定。很多与命运相关的重要决定都有这样的性质：公众要想验证这些决定，就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代价。即便不花多少时间和代价，总的看来，要得出判断结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比如香烟广告之类的情况，因为你很难说清楚效果。
①
在分析的基础上，舒姆彼特得出了关于民主的定义，这个定义虽不如第一个定义那么崇高，却无疑更现实一些。
“民主的方法是一种作出政治决定的组织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中，。。。。。。。
①同前书，第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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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通过竞选的手段来获得决定权。“
①。。。。。。。。。。。。。。。（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有关政治舆论和商品市场上的舆论的形成过程的比较，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加以补充，这便是舆论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舆论的形成过程。在此，我指的是美国大公司的股东作用及其意志对经营管理的影响。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今天大公司的所有权操在成千上万的个人手中，每个人都只占有总股份中的一个极小部分。
从法律的角度讲，股东才是企业的主人，因而有权决定企业的政策，指定管理人员。而实际上，股东们对所有权并没有什么责任感，对于经营管理的情况总是持缄默的态度，而仅仅满足于得到固定的收入。大多数股东不想出席会议，宁愿将代表权送给经营管理人员。正如前面所说，（在１９３０年）只有百分之六的大公司是完全或大部分由产权人控制着。
现代民主国家的控制情况与大公司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的确，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民都亲自投票，他们在相互竞争选票的两大政党机器中作出选择决定。其中一部机器一旦当选，它同选民的关系便疏远了。真正的决定常常是由政党而不再由代表着各选区利益及愿望的议员采制订。
②而且，即使在政党内部，也是由少数鲜为人知的有影响的关键人物作出决定。实际情况是：尽管公民都相信他指导着国家
①同前书，第２６９页。
②参阅Ｒ。
Ｈ。
Ｓ。
克罗斯曼的文章，《寡头政治政党》，载《新政治家和国家》杂志，伦敦，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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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但他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一般股东参与控制“他的”
公司的情况大多少。投票选举行为与重大的高级政治决策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我们不能说两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但也不能说最后的决定是选民意愿的结果。这种情况正是公民意志的异化表达形式。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投票者幻想着自己是决定的制订者，他所接受的决定仿佛是自己的决定一般。实际上，这些决定不由他们控制，也由他所不知的力量所左右。难怪这种情形使一般的公民在政治事务中深感无能为力（虽然他并不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的政治理解力也由此愈来愈低。
因为一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思考，所以当人没有行动的机会时，思维也就变得贫弱了。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行加，他就无法作出任何带建设性的思考。
（三）异化与精神健康
异化对精神健康有什么影响呢？回答当然取决于健康指的是什么。如果健康指的是，一个人能尽其社会职责，继续生产与延续后代，那么，异化了的人显然便是健康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制造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生产机器——虽然我们也制造了可能为战争狂人所掌握的破坏性最大的机器。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目前流行的有关精神健康的精神病学上的含义，那么我们也该想到我们是健康的。很自然，关于健康与疾病的概念正是那些提出这些概念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因而也是这些人所处文化的产物。异化了的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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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以异化了的人格来给精神健康下定义，因此他们认为健康的状况，从正常的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就会是病态了。
在这一方面，Ｈ。
Ｇ。
韦尔斯在《盲人之国》中对精神病医生和外科医生所作的精彩描述也适用于我们文化中的很多精神病医生。在这篇小说中，韦尔斯描写了这么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与世隔绝、由先天失明的人构成的部族中找到了一个住处，并接受了盲医生的检查。
这之后一位深思熟虑的长者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医生，他们的医学家，有着丰富的哲学头脑，富于创新。他想到应该给努内治治怪病。一天雅各布在场时，这位医生又把话题转到了努内身上。
“我们已经检查了傅格大，”
他说道，“病人的情况更清楚了。我想他很容易就能治好。”
“我一直希望这样。”老雅各布说道。
“他的大脑受到了影响，”盲医生说。
长者们都嘟哝着赞同的话。
“那么，究竟什么影响了脑子？”
“啊！”老雅各布突然冒出了一声。
“这个，”
盲医生自己答道，“那被称作眼睛的怪东西有病，是这个怪东西的存在使得脸上形成两个摸起来不挡手的软软的坑。而在博格大身上，这怪东西病得太厉害了，以致影响到了大脑。
眼睛肿得很大，他有睫毛，他的眼睛会动，因此，他的大脑也就长期处于一种激动和神经错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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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老雅各布问道，“当真是这样？”
“我想我可以合情合理并肯定地说，为了完全治愈他，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外科手术——那就是除去这些刺激性的器官。”
“然后他就会恢复理智？”
“他会完全恢复精神健康，成为受人尊重的公民。”
“幸亏有了科学！”老雅各布说道，然后立刻前去告诉努内这一愉快的消息。
①
我们现行的精神病学对精神健康的定义强调了那些属于当代异化了的社会性格的品质：适应、合作、进取、容忍、野心等等。我在前面引用了斯特雷克关于“成熟”的定义，以说明那种把宣传助理经理的广告转化成精神病术语的幼稚作法。但是，正像我在另外的场合提到过的那样，甚至连当代目光最深刻、最杰出的心理分析学家之一的Ｈ。
Ｓ。沙利文，也受到了这种无孔不入的异化概念的影响。正因为沙利文的名望以及他对精神病学所作的重要贡献，所以就此进行的讨论会给我们以启迪作用。异化了的人缺乏自我感，只是对他人的期望作出反应，并由此体验到自己的存在。沙利文把这一事实当成人性的部分属性，这正像弗洛伊德把体现着本世纪初期特征的竞争性当成自然现象一样。于是，沙利文将流行于世的有关独一无二的自我的观点称做“独一无二的个性
①Ｈ。
Ｇ。
韦尔斯：《在慧星上的日子和十七篇短篇故事》，纽约，查尔斯。
斯克思布纳之子出版社，１９２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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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想。“
①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沙利文对人的基本需要的阐述中，也有着异化思想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人的基本需要是“个人安全的需要，即消除焦虑的需要；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需要，也即至少同另一个人合作的需要；以及与追求性欲高潮的性行为有关的情欲满足的需要。”
②沙利文在此定出的关于精神健康的三条标准为人们普遍接受。粗略看来，有关这种认为爱、安全感以及性满足是精神健康的完全正常目标的看法，没有人会表示异议。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中，这些概念已经不同于它们在其它文化中的含义了。
在精神病学的准则宝库中，最受人欢迎的现代观念大概要算安全的概念了。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安全的概念，把。。
它看作是生活的最高目的、精神健康的本质。产生这种态度的原因之一大概在于这样的事实：多年来世界充满了战争的威胁，这使人愈来愈渴望获得一种安全感。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由于日益增加的自动化程度以及过度求同，人们愈来愈感到不安全。
由于人们把精神上的安全与经济上的安全混为一谈，问。。。。。
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五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根本变化之一就是人们都接受了这样一条原则：每个公民在物质上都应有最低限度的安全保证，以应付失业、生病及年老时的需要。但
①Ｈ。
Ｓ。
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纽约，诺登出版公司，１９５３年，第１４０页。
②同上书，第２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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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尽管人们一致采纳了这条原则，许多商人和企业家仍然强烈反对这种作法，尤其是反对广泛运用这条原则。他们以轻蔑的口吻将“福利国家”的观念说成是扼杀个人积极性和冒险精神的手段。他们打着为工人争取自由和自主的幌子来反对社会福利措施。
可是实际上这些人却问心无愧地赞扬道，经济安全是生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充分证明，他们反对社会福利措施的说法纯粹是文过饰非。人们只需读读保险公司的广告，了解广告所许诺的东西，即免除意外事件、死亡、疾痛以及年迈等不安全因素，便可知道经济安全的理想在有钱阶级身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储蓄的思想意味着什么？不是为了实现经济安全的目标又是什么呢？这种一方面反对为工人阶级争取，另一方面又赞扬为高收入等级的人保障安全的作法十分矛盾；这种观点再一次说明了人所拥有的无限能力：能够矛盾地思维，却又不愿稍作努力去理解这种矛盾。
不过，这种反对“福利国家”以及经济安全原则的宣传反倒使得“福利国家”及经济安全的原则更为有效，因为这种宣传使得经济安全与心理安全更广泛地混淆起来。。。。。
人们愈来愈感到，应该没有疑虑，没有问题，用不着冒险，应该总感到“安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观念从很大程度上支撑着这一目的。
在这一领域中，不少作家指出，安全感是心理发展的主要目标，并认为安全感或多或少等于精神健康（其中沙利文便是最深入的研究家）。
因而，做父母的，特别是相信这些学说的人，便担心他们的子女在幼年时会有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