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溃的前夜--美国是走向分裂还是消灭共和、建立一个新型集权-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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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经济学奖”的狡黠算盘。
当一个人，当一个群体，当一个国家，失去自信、勇气和方向的时候，祈求上帝，祈求神迹，依靠人类文明的异化物来引领自己渡过危机，这早就是一种必然，只是对国家命运一
帆风顺、长期处在世界顶峰的美国来说，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如果说，美国总统的选举只具备客观和公正的表象——实际上真实情况也往往如此，那么，正当美国面临着一场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时，美国最需要的就是各个宗教、种族、民族
、阶级、团体真正意义上的“合舟共济”，美国总统更是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无私支持，而总统本身也必须具有雄才大略和超强的能力，而美国总统选举背后的操纵者们，为什么
要搞出奥巴马这么一个对大局根本没有任何控制能力的弱势总统？
尽管奥巴马雄心万丈，在种族政策和个人道德上要仿效林肯，在政治战略和执行魄力上要追寻罗斯福，在经济发展和新科技创造上要学习克林顿，但是，我们却看见，奥巴马的执
政基础比上述任何一个总统都要脆弱得多，而他遇到的问题又要严重得多。
美国至今仍然是一个由“瓦斯普”（WASP；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新教徒）统治的国家；这次总统选举中，白人男子对奥巴马的支持不足30％，那么，奥巴马凭什么能够战胜希
拉里和麦凯恩？难道仅仅就是凭边缘种族和弱势团体的拥戴吗？
奥巴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总统，他的特殊不在于他的肤色，而在于他能够当选总统的这个事实本身。
美国的经济形式和政治格局正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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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玛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两个似曾相似的历史瞬间
拉开历史的帷幕，我们来看看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掀起了清算帝制的和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运动，1918年，德国通过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帝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由于国
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并通过了《魏玛宪法》，所以，这个存在于1918…1933年之间的德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间，社会秩序动荡混乱，人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1916年十月，德国甚至建立了以工人和士兵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
如果不是李卜克内和罗莎？卢森堡西漠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输掉了选举，德国很可能在一战之后就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那样的红色国家。在魏玛共和国统治期间，德国赔付了大量
的战争赔款，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25年又遭受到犹太金融家刻意制造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中产阶级被洗劫一空，城市贫民处于朝不保夕的艰难状况。1930年前后，德国遭受
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财富更是被集中到极少数寡头手中，1932年失业人数达600万人。面对这些这些困境，共和政府却软弱涣散，既无凝聚力又无执行力，在1932年几乎完
全处于瘫痪状态。这诸多因素，为1933年纳粹的上台奠定了必然的社会基础。
1933年3月，在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天主教力量和城市流氓构成的“冲锋队”的支持下，凭借“惊天地、泣鬼神”的演讲能力，希特勒带领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得了大量选
票，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并最后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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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的处境，又让我们不禁想起了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独裁制的“格拉古兄弟——马略和苏拉”时期。
公元前两世纪中期，急剧扩张的罗马成为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超级霸主，在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像台伯河的潮水一般流入贵族阶层的同时，国内土地也高度集中到贵族手中，普通农民
大量破产，有的被关入贵族的私人监狱，有的自卖为奴隶，还有的流入罗马城市，成为街头上捏着一张选票却一无所有的流民。坚持自由权利的平民与日益腐朽的贵族共和制之间
，矛盾日趋尖锐，成为了罗马社会一百年动荡不安的根源，这个矛盾后来严重影响到了后来罗马军队对外作战的能力。
比如，公元前111年，罗马的附庸国努米底亚王国的新国王朱古达挑起对罗马的战争。开战初期，罗马派往非洲远征的将领为朱古达收买，作战不力，加上罗马军队人心涣散，素
质下降，屡受挫折。一直持续到前105年，才由马略俘虏朱古达，结束了战争。
又如，公元前105年10月6日，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迁徙到法国南部的三个日尔曼原始部落，在阿劳西奥一战中，全歼16个罗马军团共12万人。罗马的数名在任和前任的执政官及
一百多名元老院的元老全部丧生，整个罗马社会为之摧毁，整个亚平宁半岛恸哭震天。最后，也才由马略率领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全歼蛮族，遏制住席卷西南欧的“条顿浪潮”，罗
马方才又一次幸免于难。
公元前两世纪后半叶，正处在日趋腐朽的贵族共和体制之下的罗马，一直处于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的尖锐对立之中，前133年，立志于阻止贵族侵吞全民公共利益的格拉古兄弟，
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
很有意思的是，贵族出身、人品高贵的格拉古兄弟也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这大概是共和体制下的一个特点，因为，不管是格拉古兄弟说服罗马元老院，还是希特勒说服魏玛共和
国的国民议会，还是奥巴马说服美国参众两院，都需要有出众的演讲水平和高超的煽动能力，否则，再好的提案得不到多数人的通过也是废纸一张。
公元前１３３年年初的一天，罗马城中心广场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位年近３０岁的年轻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意大利的野兽都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巢穴，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欺骗士兵为保卫祖坟宗庙而战斗，
但全是谎话，因为没有一个士兵有自己的祭坛和祖坟，他们只是在为别人的荣华富贵而出生入死。虽然他们被称作罗马的主人，自己却没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这难道公正吗？”
在这样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的质问下，听众的回答必然是雷鸣般的“不！”
这正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他正在公民大会上为使他的土地改革方案获得通过而进行游说。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两千多年后，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山前宣誓就
任美国总统时的盛大典礼时，台下两百多万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我们知道，平民是罗马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开垦荒地或从罗马属国分得一份土地，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平民有替罗马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来源。但是，公元
前四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进而确立其在地中海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农民连年随军出征，土地无人耕种，农民被卖为奴隶，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迅速遍
布各地，小农经济无力与之竞争，纷纷破产、土地也被兼并。因此平民强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且，罗马的兵役法规定，服兵役的人必须自备服装和武器。由于平民破产，他们
无力再去当兵，因而罗马国家面临兵源枯竭局面。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支持下当选为保民官。他制定了一个土改方案，规定：每户公民占有国有土地不能超过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
后收归国有，然后分成每份３０犹格的小块土地分给无地平民。自然，这个方案遭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转移地产，一方面准备寻机杀
死提比略。
一年之后，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届满，为防止改革事业中途夭折，提比略决定再次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但就在选举日那天，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多名支持者就在罗马的中心广
场上，被贵族保守派们杀死在血泊之中；尸体扔进了台伯河。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不惧危险，继续哥哥的改革事业，但最后还是和他的三千多支持者一起，惨死在了贵族保守派的手中。
格拉古兄弟对腐朽而失去自我约束能力的罗马共和制度的改革失败，揭开了罗马从共和体制走向军事独裁、最后走向帝制的序幕。之后，越来越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把平民出身
的马略推到了罗马第一个军事寡头的位置上，然后苏拉剪灭马略，成为第一个独裁者，最后，在凯撒满身血泊倒在皇帝宝座下的台阶上之后，前27年，他的甥孙屋大维终于举起象
征权力的“法西斯”，埋葬了罗马共和制度，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本段部分文字摘于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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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李世民这位伟大君主对自己的勉励和训诫，而不断重复和再现的历史，又为积累这些人类智慧提供了源泉。假如我们像斯宾格勒那样，来对历史做一
次“观相”，就会惊异地发现，今天的美国与古罗马是何等的相似，从诞生到成长，从弱小到强大，从国家体制和精神气质，从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美国几乎就是古罗马在二十
世纪的一次全新翻板。
从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由共和走向集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的特征：
1、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局面混乱无序，国家管理体系涣散无力，民众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社会经济和精神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2、社会底层出现一部分城市流民，他们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控制着一部分选票，并且以选票来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正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国家的政策走向，从而左右政局；
3、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一部分人手中，普通民众生活日趋困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4、权贵阶层具有强行恢复社会秩序的动机、能力，只要混乱局面超过全社会承受的临界点，权贵阶层物色的强权代表必然推翻软弱无力的现行体制，实行强有力的集权统治，社
会秩序随之恢复。
问题是，美国具备这几个从共和走向专制的共同特征吗？
我们不妨来对比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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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流民的问题。
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领30万蛮族大军攻破“永恒之城”罗马，站在他面前的百万罗马人中，除了教皇英诺森一世外，还有70万的奴隶，二十几万的游民、伤残士
兵、释放角斗士、妓女、小偷和乞丐。
由于贵族阶级不计成本地使用奴隶和廉价外来商品的冲击，意大利许多农民纷纷破产，进入罗马市成为地位微妙的城市游民阶层。这个阶层虽然一无所有，但因为他们是自由民，
拥有一张决定政治人物命运的选票，所以不管是推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兄弟，还是从高卢回来雄心勃勃的凯撒，甚至是成了奥古斯都的屋大维，都曾经把游民阶层当作拉拢和利用
的对象。游民们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游手好闲，“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靠着政府每天发放的免费口粮，成
天奔走在角斗场和跑马场之间，保持着他们的骄傲，随时准备高喊：“Nli metanger！civig roman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