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 第一卷-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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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的推进中，采得调节的支配形态，这个结果就会发出来的。并且这种
调节与支配，也是每一种生产方式不可缺少的要素，如果它要取得社会的稳
定性，而脱却它的偶然性或无定性，换言之，生产方式要取得社会的稳定性，　
相对地脱却它的偶然性或无定性，只有取得这个形态，才能做到。但是在生
产过程中以及它相应的社会关系陷在停滞状态中时，要取得这个形态，只有
凭同一生产方式单纯的反复的再生产。假使它是长期的继续下去的，它就会
当做习惯和传习固定下来，最后，也当作成文的法律神圣化起来。”（参看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页一○三五——一○三六。）　
“维新”的历史更是这样，但也的确像上引文所说：“这种发展还要依
存于环境的利益，生来的种族性质等等。”（参看上书，页一○三六。）　
因此，据著者的研究，古代东方国家走进文明社会的路径，便依存于这
些传习等等，再把它固定化起来。这个转变可以叫做“古代的维新制度”，　
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这样地支配社会的构成。

照以上所讲的东方古代路径的特点看来，灌溉和热带等自然环境是亚细
亚古代“早熟”的自然条件。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
王侯（古称“公族”），是它的“维新”的路径，土地国有而没有私有地域
化的所有形态，是它的因袭的传习，征服了周围部落的俘获，是它的家族奴
隶劳动力的源泉。生产方式的本义既然是特殊的劳动力和特殊的生产资料的
结合关系，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　
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
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
两种不同路径。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要素——土地所有形态，上面已经说明了，现在
再讨论一下另外一个要素——劳动力。照恩格斯说，古代东方是家内奴隶制，　
但是这里却要明白，所谓家内的并非指不事生产的仆役，而是指家族的集团。
例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　
“他们并未达到完全的奴隶制——既非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又非东方的
家内奴隶制。”（参看人民出版社版，页一五一。）　
上面两个社会既然都是完全的奴隶制，那末两者都不过是路径问题罢
了。所以自然辩证法说：　
“在东方，家族奴隶制是特殊的，即是，在这里，奴隶不是直接地形成
生产的基础，而仅是间接的氏族的成员。”（参看自然辩证法，神州国光社
版，页二七九。）根据中国古文献，这是很适合的。族人分赐的制度，正是
集团的氏族奴隶制，它的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所谓“家室”，或所谓“社”、
“书社”。
还有，我们也应当了解什么叫做“城市和农村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大
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在真正意义上只是经济制度的赘疣”。
在“古典的古代”是这样的：“文明使一切已经确立的分业加强、增剧，　
尤其是更激成了城市和农村的对立，。。如古代，都市握有农村的经济支配
权。”“城市使氏族制趋于没落，代之而兴的是以地域为单位的国民。”（参
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版，页一五九、一一○。）　
亚细亚的古代的趋向却不一样，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两种氏族
纽带约束着私有制的发展，不但土地是国有形态（公室贵族的国有以及世室
贵族的“书社”所有），生产者也是国有形态（和希腊略为不同的是，奴隶
买卖不常见）。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着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两
种氏族纽带结成一种密切的关系，却不容易和土地连结，这样形成了城市和
农村特殊的统一。此外，在奴隶之外，生产者也有公社之下的自由农民，他
们的地位是很低的。由于氏族纽带的约束，所以诸侯营垒的大城市形成经济
制度的赘疣。土地既然不能变成私有，地域单位就很难成立，这种城市的基
础实在是不稳固的，动不动就要迁移，像中国古代的“迁国”。
亚细亚生产方式既然是古代的社会构成，为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里又把公社制度和东方封建制联系在一起来讲呢？例如资本论曾说到，印度
的公社，在英国殖民地政策伸进印度之后，才开始破坏。这一点，是和“马
克”保存在日耳曼，“米尔”保存在俄国同样。不过亚细亚的保存古制更加
浓厚一些罢了。例如资本论说：　
“在古代土地共有制过渡到独立自耕农以后，这种共有制的遗迹，还在
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处保留下来。这种遗迹，在此等国家成了借口，来完成向

低级地■形态的转移。”（参看人民出版社版，页一○四八。）　
在中国后来的郡县制度下，也是把氏族公社的单位，保存下来，产生了
中世纪乡党族居的自耕农制。早川二郎的“贡纳论”并无精彩之处，但是它
对于中古亚细亚的封建的说明却可以供参考：　
“由于未成熟（不如说早熟），遂使公社的土地所有形态，通过奴隶所
有者的构成之全时期而能不被奴隶制度所破坏（何谓全时期，早川没有说
明），得以延续残存于封建制度之下。更因为公社土地所有形态之残存，使
公社内不致树立（西方的）农奴制度。”（早川二郎：古代社会史，参看中
译本，页一一八——一一九。）　
所以，“不管政治上有怎样多的风云”，公社的生活，却始终停滞下来，　
不管“亚细亚诸国之不断的盛衰兴亡与王朝更迭”，公社却始终保障了农业
与手工业的结合，把社会束缚在“限定了的小天地”之内，时常照同一方式
再生产出来，像蜘蛛结网一样。这里已经牵涉到东方社会的中古不变性的问
题，应在中国中古社会史里去详细讨论。
最后，我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上已经有了明晰的概念，这即是
它所支配的社会构成是“早熟”和“维新”的古代东方国　家，它和“古典的”　
虽然出现有先后，但是在本质上却属于同一类型，只是路径有些差别。
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
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　
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
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
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　
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我们如果依据马克思
所说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指人是城市的动物，把“人
类”这个概念抽象化做“市民”；那末，根据和亚里士多德同样有伟大的学
说地位的荀子的“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的命题——他说：“人域是，士君子
也；外是，民也”（荀子礼论），我们就有理由说荀子把“人类”这个概念
抽象化做“国中君子”。
其次，我们在下面要概括地说明中国国家起源以及奴隶社会的发展的问
题。
殷、周之际，诚如王国维所说的，是一个变革期，他甚至拿城市文明为
标志来研究这个时期。城市与农村的分裂是阶级社会分工的总表现。在中国
古代史上，据卜辞金文来研究，这一分裂大抵开始于殷末或周人东下之时。
卜辞是殷代的文字，有“封”字、“邑”字、“鄙”字。古封、邦一字，国、
城一义，野、鄙则为农村。在殷代，国家已有萌芽，在周人东下之时，也有
所谓“封邑”。封与作同，即分疆界作城市。但卜辞中没有关于国家成立的
详细材料。周初的文献才显示出作邦肇国的大量材料，例如“文王肇国在西
土”，“文王作邦”，“帝作邦作对”，“作邑于丰”，“宅斯镐京”等。
大规模作城的是周公。当时经营洛邑或作东国洛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关
键，周书尚存洛诰一文。
在周公封国的时代，不是后世所谓的“封建”，而是指古代如罗马式的
殖民。鲁、卫、齐、晋的公族带上了联盟的氏族，到征服了的旧部落土地上，　
“有俶（始）其城”，“城彼东方”罢了。
今将新发现的金文宜侯■殷的宝贵史料引在下面：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位于宜宗社
南向。王令虔侯■曰：‘■！侯于宜；。。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　
厥□邑卅又五，□□百又■。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锡郑七伯，厥界
□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　百又六十夫。’。。”（见罗福颐，近年新发现
铜器群铭文集录）由于氏族制的存在，城市并未形成经济的堡垒，并未坚固
地地域化起来，而是“宗子维城”、“公侯于城”一类的政治堡垒。周代有
著名的“迁国”，“迁国”即另筑城市。春秋时代，土地所有制向下转移，　
逐渐破坏了国有制，产生了所谓“二都耦国”、“一国三公”、“尾大不掉”　
（指在一国之内筑许多城）的现象。为了保存公族统治的旧制，孔子有堕三
都之举，而“公羊传”则说“凡城之志皆讥也”，这是“张公室”的政治主
张。战国时代的郡县制，是向地域性转化的城市制，即所谓“人以群居为郡”　
和“悬而不离之谓县”。西周以至春秋的城市，是“诸侯的营垒”，它表现
于对外族的贸易的所在地，“表现于宗教的政治所在地”，所以经济上的意
义没有如“古典的”城市发达。到了郡县制形成过程中，商业城市才大量出
现，战国之末就有了齐、秦、三晋的大商业城市，出入商贾。
有城市即有农村，这是文明期的指标。古文献上农村叫做鄙野。都与鄙
对称，国（城）与野对称。“君子居国中”（孟子），“域斯域、君子也”　
（荀子，域即国字）；小人狎于野，域外即是被统治阶级所住的地方，小人
即“四鄙之萌人”（墨子）。
我们知道，到了文明期，胜利者通过战争才能消化了战败的氏族成员，　
作为俘虏，从事生产。“在氏族制时代，战争的结果，虽可把部落破坏，但
决不能把它征服。氏族制度没有容纳统治与奴役关系的任何余地，这是它可
贵的地方，亦是它受限制的所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参看人民出版社版，页一五二。着重点是引者加的）过去学人对此多不经意，　
故有栽植历史的错误。商代万方（部落）林立，灭国之盛，于周始见，这说
明了在经济上没有分业的基础，就不可能在成熟条件之下使用俘获的劳动
力，这点被王国维说出一线痕迹来：　
“周之克殷，灭国五十，又其遗民或迁之雒邑，或分之鲁、卫诸国；而
殷人所伐，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己姓
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书多士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当
属事实。故夏、殷间政治与文物之变革，不似殷、周间之剧烈矣。”（殷周
制度论）　
殷代难以灭国而周代大量灭国之史料可以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原则加以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