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凯恩斯-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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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当稳定的关系，即有一唯一函数，连系所得与净所得二者。但如果不是
如此，则设所得改变而并不影响净所得，则该部分所得之改变与消费无关，
必须忽视；同理，设净所得改变，但并不反映于所得中，则该净所得之改变
亦必须计及。但除非在例外状态下，否则我怀疑这个因素有多少实际重要性。
在本章第四节中，我们还要回头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别对
于消费有何影响？
（三）在计算净所得时并未计及的资本价值之不虞之变这些不虞之变，
在修改消费倾向这一点上，其重要性较之所得与净所得之差，实有过之；因
为在这些不虞之变与所得之间，并没有稳定的或规则性的关系存在。资产阶
级之消费量，也许对于其财富之货币价值之不虞之变，非常敏感。这个应当
算作是短时期内可以使消费倾向改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时间贴现率——即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交换比例——之改变时
间贴现率与利率，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前者计及货币购买力之改变一一只要
能够预料得到；又须计及各种风险，例如没收性的赋税，寿命不长，不及享
受未来物品等等。但作为第一接近值，我们可以用利率替代时间贴现率。
这个因素，对于一特定所得量中之消费量，到底有多少影响，实在很可
怀疑。经典学派认为利率可使储蓄之供需相等，①故由此推论：设其他情况不
变，则消费支出与利率变动之方向相反，换句话说，利率增加时，消费会显
著减少。不过大家都承认，利率变动对于当前消费之影响，是根复杂而不确
定的，须看几种相反力量，之大小强弱而定。例如当利率提高时，有人之储
蓄意愿加强，有人之储蓄意愿削弱。在长时期中，如果利率改变甚大，则或
者颇能改变社会习惯，因而影响主观的消费倾向；——虽然影响之方向如何，
则除非有实际经验，否则仍难断言。至于利率之短期变动，如果变动范围不
大，大概不致于直接影响消费：既不致于使其增，亦不致于使其减。只要其
① 《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32 年11 月号，第123 页。
总所得仍与前相同，大概很少有人因为利率从五厘降至四厘，因而改变其生
活方式。在间接方面，影响也许要多一些，但方向也不一定尽同。利率影响
消费之最主要途径，也许是当利率改变时，证券以及其他资产不免有增值或
贬值现象。设一人之资本有意外增值，则彼自趋于增大其当前消费；反之，
设彼蒙受资本损失，则彼自趋于缩减其当前消费——虽然就所得而论，其资
本之价值仍与前相同。但这种间接影响，我们已在（三）中计及。除此以外，
实际经验可以昭示我们：如果个人之所得不变，则短期间利率之变动，大概
不大影响其消费量——除非利率之改变异常庞大。设利率降至极低程度，则
某笔款项所可购得之年金，与由该款项所可收取之利息（年息），二者之比
例增大，故一般人趋向于购买年金，以作防老之用，故为负储蓄之重要源泉。
有时因为未来发展极度不确定，故消费倾向大受影响，这种反常状态，
亦应归入本类。
（五）财政政策之改变如果个人之储蓄动机，确受其对未来收益所作预
期之影响，则影响个人之储蓄者，除利率以外，还有政府之财政政策。所得
税（尤其是歧视“不劳而获”之所得者）、资本利润税、遗产税等等，都和
利率一样，与储蓄有关。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财政政策之可能变动范围，
至少要比利率大。如果政府故意用财政政策，作为平均所得分配之工具，则
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之影响自然更大。②
设政府从平常赋税中，用偿债基金（sinkingfund）法偿付国债，则其对
于总消费倾向之影响亦必须顾及。盖政府之偿债基金，乃集体储蓄之一种；
故在一特定情况中，大量的偿债基全必定减少消费倾向。因为这个理由，故
设政府从借债政策改为提出偿债基金政策（或从后者改前者），则影响所及，
将使有效需求剧烈缩减（或显著增加）。
（六）个人对其未来所得之多寡，忽改变其预期为完备起见，我们必须
提及这个因素。不过这个因素对于个人之消费倾向，固然许有重大影响，但
从社会全体而论，大概是互相抵消。而且一般而论，这个因素太不确定，故
不会有多大影响。
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在一特定情况之下，设我们取消工资单位（以
货币计算）之改变，则消费倾向大概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资本价值之不
虞之变，利率与财政政策之重大更动，固然皆可改变消费倾向，但除此以外，
其他可以影响消费倾向的客观因素，虽然不可忽视，但在通常情形下，大概
不至于有多大重要性。
设一般经济情况不变，则消费开支（以工资单位计算）主要是决定于产
量与就业量，因为这个理由，故可以用一个笼统的“消费倾向”函数，总括
其他因素。其他因素固然可以改变（这点不能忘记），但在通常情形之下，
总需求函数中之消费部分，确以总所得（以工资单位计算）为其主要变数。
Ⅲ
消费倾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函数，故一般而论，总消费量主要是决定于
总所得量（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消费倾向本身之改变可以看作是次要
② 同上书，第125 页。
的；如果承认这点，然则此函数之正常形状为何？
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
我们可以确信不疑。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
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这就是说，设以CW 代表消费量，YW 代表所得
（二者皆以工资单位计算），则△CW 与△YW 同号，但小于△YW，换句话说，
dC
dY
W
W
是正数，但小于一。
设我们所研究者为短时期，例如就业量之循环性变动，则因在短期以内，
人类习惯——以别于比较永久的心理倾向——尚没有充分时间，与客观环境
之改变互相适应，故以上所述法则尤其适用。个人往往先维持其习惯的生活
标准，然后再以其实际所得与为维持该标准所需费用之差，储蓄起来。即使
消费开支随所得之改变而调整，但在短时期以内，调整程度不会臻于完美，
故所得增时，储蓄亦增，所得减时，储蓄亦减；储蓄之增减程度，初大后小。
除了所得水准之短期变动以外，还有一点也很明显：一般而论，所得之
绝对量愈大，则所得与消费间之罅隙（gap）亦愈大。盖满足个人及其家属之
目前基本需要，乃第一要着，等到生活已达到相当舒适程度，行有余力，才
积聚资本。故一般而论，设真实所得增加，则储蓄在所得中所占之成数
（proportion）增加。但不论储蓄所占成数是否增大，任何现代社会大概都
适用下述基本心理法则：当一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
绝对量增加，故储蓄之绝对量增大——除非同时在其他因素方面，有异常重
大之变发生。我们以后可以知道，①经济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主要是因为有
此基本法则之存在。换句话说，当就业量——亦即总所得——增加时，毋须
把所有就业增量，都用来满足消费增量。
反之，当所得因就业量之减低而减低，而且减低之程度甚大时，则不仅
若干个人或若干机关， 可以用其在境况较佳时所积聚下来的后备金
（financialreserves）作消费之用，使其消费超过所得，即政府亦能如此；
因为政府也可以有意无意造成超支（budgetarydeficit），或用举债筹款救
济失业。故当就业量降至一低水准时，或由于个人之习惯性行为，或由于政
府采取行动，总消费量之减低，不若真实所得之减低之甚。这可以解释，为
什么新的均衡位置，在相当温和的变动范围以内，即可达到。否则就业与所
得之降低，一经发动，便将继续降低到极端程度。
这个简单原则又可达到以前结论：除非消费倾向改变，否则就业量只能
随投资之增加而增加。盖当就业量增加时，消费者对消费之增加，将小于总
供给价格之增加，故除非投资增加，补足这个罐隙，否则增加就业量将无利
可图。
Ⅳ
有一件事实，我们切不可低估其重要性，即：就业量固然是预期消费与
预期投资之函数，但设其他情形不变，消费量却是净所得之函数，亦即净投
资之函数（因为净所得等于消费加净投资）。换句话说，设在计算净所得时，
① 参阅下第十四章。
准备基金（financial provision）提得愈多，则一特定投资量对于消费之有
利影响愈小，亦即对于就业量之有利影响愈小。
设此全部准备基金（或补充成本），事实上确在目前用之于维持现有资
本设备，则此点不致被人忽略。但设所提基金超过当前实际维持费，则此种
行为对于就业量之影响，往往未为人充分了解。盖此超过部分，既不直接引
起当前投资，又未能用之于当前消费，故此超数必须由新投资抵补；但新投
资之需求，与当前旧设备之耗损，几乎毫无关系，而准备基金乃为后者而设，
结果是：新投资之可以用于产生当前所得者为之减少，故设欲维持一特定就
业量，则新投资之需求必须加强。以上所论，亦适用于使用者成本中之耗损，
只要该耗损在实际上并未弥补。
设有一屋，在未拆毁或放弃以前，继续可用。房主于每年租金中，提出
一笔款项作为折旧基金，但既不用之于修缮房屋上，又不视之为净所得作消
费之用；则此种基金，不论是属于U 或V，在此房屋之整个寿命中，总是对
于就业不利；但在此房屋需要重建时，则前愆尽赎。
在静态经济体系中，这些都不值得提。因为在静态经济体系之内，每年
旧屋之折旧，恰等于该年新屋之建置费；旧屋寿终之速度，恰与新屋添建之
速度相等。但在非静态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对长寿资产之投资狂热刚过之
后——这段时期内，这些因素可以非常严重，盖在此种情形之下，雇主对其
现有资本设备，将提出一笔较大的折旧基金，而此种设备，虽随时间之消逝
而有所损失，但以其全部基金用之于修理补充之日，则尚未到临，故有一极
大部分之新投资为此基金所吸收，于是所得只能甚低，以与总净投资相适应，
而不能提高。故在旧设备需要重置（提出折旧基金之目的即在此）之前，很
长一段时间内，折旧基金这一项，便将消费能力从消费者手中夺去；换句话
说，折旧基金减少当前有效需求，只有在旧设备真正需要重置之年，方才增
加有效需求。除此以外， 如果再加上所谓“ 财政稳健政策”
（financialprudence），即提出之折旧基金远超过该设备之实际折旧率，则
累积影响可以非常严重。
以美国为例。在1929 时，由于过去五年中资本之急剧扩张，故偿债基金
及折旧基金皆甚大，而设备则并不需要重置，于是极大部分之新投资，皆为
此种基金所吸收；当时几乎没有希望找出更多新的投资，为一个富裕社会在
充分就业情形之下所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