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全文阅读)-社会心理学·txt-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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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理论还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中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灵丹妙药”，费正清指出：由于社会发展必须有理论上的支持，而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有另一套思想，这种思想需要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找。
近代化理论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但到了八十年代，这种观点开始受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近代化理论是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缺乏实证的支持。另外，它对解决中国问题所持的“西化”的观点，显示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况且，文化总是在发生着变化，用它解释十九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尚属勉强，就更不用说现在了。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文化心理学领域内最富有成果的课题。人们从两个层次来探讨这一概念的内涵：一方面人们从文化特征出发，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另一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研究者从人格与文化的关系入手，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特质。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定
Gould 和 Kolb（1964）最早定义了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概念。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以个体自己为最终目的、认识到自我和自己的决断以及不能容忍社会压力之下的从众的信念。Lukes（1973）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概念的主题，认为它包括重视个人尊严与自我发展、自主与个人隐私，同时强调个体是社会的基础。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一种以强调内团体（Ingroup）为核心的信念，它关注内团体的目标与需要胜于个体自己，强调团体的规范与责任而不是个体自身的快乐，并且乐于接受他人。在此基础上，Triandis（1984）等人进一步总结出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征。他指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三个特征：在竞争中依赖自我、不关心群体以及与群体有距离感。这些特征最明显地体现在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的关系上，即群体目标总是从属于个人目标。Waterman（1984）则进一步指出了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特征，认为他们具有较强的自我同一性（Erikson）、有自我实现的信念（Maslow）、属于内控型的人格（Rotter）以及能按道德规范行事（Kohlberg）。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则是与人际关系有关的由情感、信念和行为组成的症候群，它包括：A。考虑到自己的行为或决定对他人的影响；B。能与他人共享物质与非物质资源；C。自我揭露（self…disclose）水平高，对社会影响敏感；D。有介入他人生活之感。同时集体主义者对家庭与亲友的依赖较强，‘我们的’感觉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
在分析这些特征的基础上，Hui 和Triandis进一步把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看成是一种人格结构，以与Hofstede（1980）提出的他人中心主义者与自我中心主义者相对应。Triandis强调，在分析文化影响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分生态学的因素分析（以文化为观察对象）与文化内分析（以文化中的人为观察对象）的不同。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仅仅采用生态学分析是不够的，因为生活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人不见得是个人主义者，而生活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也未必都是集体主义者。依据这一思路，Hui 和Triandis（1988）构建了一个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简称IC），从个体对待配偶、父母、亲戚、朋友、邻居及同事的态度等六个方面衡量一个人的集体主义倾向。他们还以此为工具证明了这一人格结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在Triandis等人编制IC量表的同时，Chency（1986）等人也在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成因及发展趋势。他指出对群体生活的依赖是人类集体主义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随着社会异质化的发展，群体生活的优势越来越小。同时，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以及由农村向城市的过渡，最终会导致由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化。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互相转化的过程是：远古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 —→ 新个人主义。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影响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既具有文化的含义，又有人格的内涵，它的影响表现在：
首先，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讲，它影响了人们的服从性。来自集体主义文化的人有较高的服从倾向。Leung（1986）在研究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时就发现，在他们处理与导师的关系时，服从的倾向要远高于美国学生对导师的服从。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更愿意求助于来自上下级的帮助，而不象美国学生那样求助于同级的朋友。
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也表现在人格中的自我上。Markus（1991）等人在提到文化与自我的关系时就指出，与西方文化中独立型的自我相比，东方文化中的自我是一种依赖型的自我。Markus认为，东方文化中依赖型的自我结构使得自我的内容延伸到了与自我关系密切的他人。对中国人来说，自我在一定程度上与内团体重合，因此在处理与外界的关系时往往以内团体为准。中国人所谓的内团体包括父母兄弟以及朋友同事等诸多与个体关系密切的人。
最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对人的社会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解决现实中的人际冲突时，集体主义者更倾向于用协商的方法，而不象个人主义者那样更多地求助于法律。在社会知觉与人际交往方面，集体主义者看重团体的欢乐与和谐，而个人主义者强调竞争和控制他人。由于在人际交往方面的这些特性，使得这一文化特征也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Triandis曾经指出：寂寞是个人主义文化中的问题，而不是集体主义文化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集体主义就一定好，集体主义者由于情绪联系的扩大化，因而紧张的机会比个人主义者要多，这一点又不利于健康。
总之，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及其影响的研究虽历经数年，但到目前为止还有颇多争议。比如费孝通（1947）早就指出，中国人实际上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他用“差序性同心圆”的概念比喻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实际上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论证集体主义的特性，与Sampson提出的包容式个人主义相对应。而最近日本心理学家也发现日本人的个人主义倾向比美国人的还高，因此，单从文化或人格某一方面分析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具有片面性，这些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4．文化与思维特性
文化心理学关注的另外一个领域是文化与思维特性的关系。几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发现了东西方人在文化及行为上的诸多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些差异的文化与生态学成因。可惜的是这些解释仅仅是表面性的，它没有提供深层的原因。目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经逐步认识到，文化不仅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且也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与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了文化的特征，而且反过来又决定着文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本质特性上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体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
（1）折中性（中庸之道）
Peng Kaiping等（1999）用朴素认识论（Folk Epistemologies）来概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这种认识论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只是其表现形式。通过对比中国大学生与美国大学生看待问题的方式，他总结出了中国人与美国人认识上的差异，如表8…2：其中中国人常用的辨证思维方式对其认识问题过程影响最大，并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对矛盾的看法上。中国人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变化的及复杂的观点出发看待矛盾，认为任何事物当中都蕴涵着矛盾。因此，折中是处理矛盾的最好方式。相反，美国人从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出发，认为有可能从一个大的环境中提取出单个的事物并对其做对错判断。这种看待矛盾的方式使得中国人在处理矛盾时更多地求助于协商，而美国人则求助于规则和法律。
美国人 中国人
对知识的态度 怀疑一切 不能怀疑的尊重式学习
学习知识的方式 个人创造知识 接受与吸收式的学习
学习知识的目的 热爱并追求真理 实用主义
思维特性 线性思维（真假对立） 辨证思维（真假并存）
表8…2： 中美大学生认识论的差异
中国人的辨证观念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从世界的变化性出发，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则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的是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受这种思维方式的人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朴素的认识论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它甚至内化成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鲁迅先生曾对此加以评价：“中国人的性格总是喜欢调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必须在这里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但如果你主张将屋子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是中庸之道的消极面，当然，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能使人避免产生极端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和行为趋向合理。
（2）整体性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喜欢从整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强调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却往往把问题从一个大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加以考虑，看中他人或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征。Ji Lijun、Peng Kaiping和Nisbett等人（2000）就发现，中国人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往往不能把个别事物从它所处的情境中分离出来。比如在完成棒筐实验（Rod…and…Frame）的时候，中国人的成绩就比美国人差，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把背景和判断目标当做整体看待。
这种整体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得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此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他。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而忽略个人的作用，犯与“基本归因错误”相反的错误。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往往首先强调个体性的作用，在处理客体时，他们会把一个客体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忽略它所处的环境的作用。这一点可以解释科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英国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1962）注意到，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场”、“远程作用力”等概念，他们对此的认识要比西方人早1500年。但可惜的是，现代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却由后者提出。Needham认为这主要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