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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吾国与吾民-第10章

小说: 吾国与吾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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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转弯抹角的语法“Youneednte;ifhees;andheneednteifyoue。”实际上这种简单性只有使得词句清楚。毛翁(Moon)在DeansEnglish里头摘录一段一个英国索美塞得地方的农夫在公堂上的对语;完全不知道分别主格和目的格;他的意义仍旧很清楚而明确;而且我觉得反而更容易感动。照中国的说法“他打他”“吾怪吾”意义已经十足地清晰而明了;固毋庸再加以主格非主格之麻烦。至如第三者单数动词末尾加S;他的冗杂无聊可用过去分词证之。盖过去分词之第三者单数固无特例也;实际上许多人说:“usgirl”“themthings”其意思倒从未被人误解过。著者恳挚地希望英美教授总有一天能在教室里大胆地可敬佩地说出“Hedon”。然后英国语言才能藉此洋泾浜之力;清楚动人并驾于中国语言。中国语言之简单明显可以举一个小小例子;譬如“坐食山空”四字;所包含的意义是“一个人倘不事生产;终日兀坐而白白吃饭。则虽有山样高大的财产;亦不难罄尽。”所以英国语言倘欲改良进步追及吾们;还需相当时日才行。
  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之具体性又可以用她所用的抽象词句之性质;及其俗语与比喻之通用几点来表显。一个抽象的意识;她往往用两个具体的品性组合而表达之;譬如“大小”所以表达体积的量;“长短”所以表达长度;“阔狭”所以表达宽度;例如“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长和短亦用判别两方争论的是和非。吾人常说:“我不喜议论人长短。”又如“此人无是非”;它的意义即谓这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保存公正的不偏态度而不卷入争论漩涡。抽象名词之殿之以“ness”一类单字者;亦非中国人之所知;中国人仅知如孟子所说:“白马之白;非白玉之白也。”这表明他们缺乏分析的思考。
  据著者所知;女人总避免使用抽象辞句;这一说可从女著作家所常用的字汇加以分析研究而证明。(分析统计方法是西方人所习惯的心智;至于中国人因为普遍的感性势力太大;不耐数字之麻烦;故用统计方法来证明似于中国人有为难处。但倘他能直接地觉察女性作品或言语中所用抽象字汇之稀少;也就够了。)所以中国人近乎女性;常用拟想的具体化来代替抽象的术语之地位。哲学色彩浓厚的字句像“Thereisnodifferencebutdifferenceofdegreebetweendifferentdegreesofdifferenceandnodifference”殆无法正确地翻成中文;翻译者大概只好引用《孟子》上的成语来代替:“……五十步与百步;有何异乎?”这样的代替;丧失了原文的切准精确性;却获得了明晓之意义;所以说:“我怎样会感知他的内在的智质之进展呢?”倒不如说:“我怎样知道他在心上转的怎样念头呢?”之来得清楚明晓;但还不及中国人之惯用语:“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之来得通晓畅快而有力。
  中国人之思考所以常常滞留在现实世界之周围。这样促进了对于事实之感悟而为经验与智慧之基础。此不喜用抽象词句之习惯;又可从分类编目所用之名词见之;此等名词通常都需要用意义极确定之字眼的;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大都探取最能明晓浅显的名词以使用于各种不同的范畴。因此;中国文学批评中有许多形容各种写作方法的不同的表衬辞句;有所谓“蜻蜒掠水”谓笔调之轻松;“画龙点睛”谓提出全文之主眼;“欲擒故纵”谓题意之跌宕翻腾;“单刀直入”谓起笔之骤开正文;“神龙见首不见尾”谓笔姿与文思之灵活;“壁立千仞”谓结束之峻蛸;“一针见血”谓直接警策之讥刺;“声东击西”谓议论之奇袭;“旁敲侧击”谓幽默之讽诮;“隔岸观火”谓格调之疏落;“层云叠嶂”谓辞藻之累积;“湖上春来”谓调子之柔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句句都是绘声绘色;有如bowwow(狗吠)PoohPooh(轻视)singsong(慢唱)那套原始式的语言。




二女性型(2)



  如此拟想的浪费;与抽象用语之贫乏;不免影响写作的格调。因而及于思考之式态。一方面固增进活泼之性状;另一方面;他不难退化于无意义的装饰而不具充实之内容;此等缺点为中国文学史上某几个时期的苦闷的罪恶;直到唐代;韩愈始大声疾呼;树起反抗之旗帜。这种装饰文字所谓骈骊文的格调深具表现精确性缺乏之弊病;而其优点为最佳之“非古典派”小说中所表现者;为一种闲游的散文;富有新鲜通俗而含着农村的风味;有似英国文学中之史惠夫脱(Swift)与第福(Defoe)的作品。故从英文译为中文;其中最感困难者为科学论文;而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最感困难者则为诗与骈体文。盖这一类文字;每一个字眼含有一个意象焉。




三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然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希腊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学基础;因为他们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心灵;此事实可由亚里士多德时代之灿烂的文明来作证;埃及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都得需要分析的心灵。印度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法。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因为中国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们的抽象用语像“仁”、“义”、“忠”、“礼”;已属十分普通;他们的精密意义自然而然已丧失在模糊的普遍性里。
  周代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遗留给吾们以精确辩论的文体。孟子无疑为一伟大的诡辩家;但他却只注意那些较大的字眼如“利”与“义”。其余像庄子、列子;则竞尚隐喻。墨子之弟子惠施与公孙龙亦为雄健的诡辩家;喜巧设难题以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至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轮不辗地”“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狗非犬”云云。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籍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种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或则写一篇“棉花内衣霉菌量之研究”;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殖;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精密研究各种书信格式之感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深;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感性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精美之插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插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体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插在猪头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性质》文中区分烦恼种类至二万一千种之多;其后去其性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种!他又把这五百零七种分归数类;像食品杂有毛发者二十六种征兆;见了秃头颅者二种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种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当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




四逻辑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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