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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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是一种伪善？”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的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师不一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上面所说，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而不是有心为善，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质有冲突，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无心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当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反而转出善果，这个作恶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为，是一种伪善。”
“刚才我说过，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这个标准，也许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你悬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人的心迹，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事实上，它是善恶混合的、善恶共处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为人的、有为我的。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在一个人心迹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而是混成一团状态，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还是存心不善不恶、还是存心恶、还是有心为善呢？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就是存心不善不恶、有心为善、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说，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
“法师真是佛心，喜欢与人为善，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
“宽是宽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照法师这么说来，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这要看对谁来说。如果某甲有一两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为皇帝，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他盖悯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况，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不打高丽，就不会死人，就无忠可悯，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我发现法师悬的格，简直比我还高。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灭群雄、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法师未免太苛求了。”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悬格太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错，都是大错。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但对唐朝，还受唐朝的封、还对唐朝入贡，唐太宗打它没成功，盖悯忠寺回来，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的威胁性，至少对高丽来说，是担心得太过分。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临天下，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我承认，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这么说来，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法师这样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这种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完全不一样。”
第一部分 神秘的棺材第6节 乃若其情
“是不一样。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谓善矣’；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所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
“法师这种见解，我听了很奇怪，太不唯心了，佛教是讲唯心的。”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
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想了一下，最后说：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法师这一番话，我很佩服。只是最后免不掉有点奇怪，奇怪这些话，不像是一般佛门弟子的口气、不像是出家人的口气。我说这话，是佩服，不是挖苦，请法师别见怪。”
和尚笑起来，又合十为礼。然后伸出右手，向庙门外面指一指：
“现在北京城都在过年，大年初二，外面正在赶热闹，而你这位年轻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定力，不怕寂寞，一个人，到这冷清清的千年老庙来研究古碑龟趺，一看就不是凡品。”
青年人笑了一下。这时候，一阵鞭炮的声音，在附近响起。远处里还传来零落的响声。
“听先生口音，是广东？”
青年人的笑容转成了窘态。他听了太多次的挖苦他们口音的谚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何况他到北京来，一比之下，官话更是不行。
“是广东南海。”
“法师呢？”
“先生听不出我口音？”
“我第一次来北方，分不出口音，只觉得法师官话讲得很好。”
“说了先生不信，我也是广东人。”
“也是广东？”
“是广东，广东东莞。”
“那我们太近了。法师的官话讲得没有我们家乡味，为什么讲得这么好？我们讲广东话可好？”
“惭愧，我不太会说广东话，我生在北京，并且一直住在北京。”
“尊大人一直住在北京？”
“我们这一支，一直住在北京，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
“这么久了？”
和尚点了点头。
“两百五十多年前，广东人就老远到北京来，那一定是在北京做官的。”
“那倒不是，先祖是陪做官的来的，做官的被皇帝杀了，先祖偷了做官的尸首，埋在北京，一直在墓旁陪着到死，从此我们这一支就住在北京，没再回广东。”
“咦，法师说这做官的，被皇帝杀了？……这做官的也是东莞人？”和尚点点头，露出一种会意和等待的眼神。
“是袁崇焕！袁督师袁崇焕！”
和尚笑了：“我说先生一看就不是凡品，果然说得不错。先生这样年轻博学，真叫人佩服。不错，是袁督师袁崇焕。”
“那我知道法师贵姓了，法师可姓佘？人示佘？”
“怪了、怪了，先生不但博学，而且多闻。先生怎么知道我姓佘？”
“我早就听说袁督师冤狱被杀，弃尸西四甘石桥，没人敢收尸，他的仆人佘氏半夜偷了尸首，埋起来后，一直守墓到死，死后也埋在坟边。佘家后来代代守墓不去，今天真是幸会，碰到了老乡亲，又碰到了义人之后。”
“先生说得都不错，现在袁督师的坟还在北京，在外城东边广渠门里广东义园。”
“我去过了。”
“去过了？先生真是有心人。”
“袁督师是我们老广第一个影响中国政治举足轻重的人物，明朝不杀他，满洲人就进不了关，中国整个历史都改写。并且若照袁督师的战略，明朝就不会浪费一半多的兵饷来防御辽东，就不会弄得民穷财尽，引出李自成进北京。袁督师太重要了。”
“袁督师是大人物，叫人崇拜。”
“法师令先祖能够对袁督师守死不去，也叫人崇拜。”
“那是袁督师人格感召的结果。”
“人格感召一般来说，有一个限度，但是令先祖竟冒死偷尸首埋起来，并且照顾在坟旁边，一直到死，这是忠肝义胆。”
“承先生过奖。但有更忠肝义胆的。袁督师下狱以后，忽然出来一个书生，叫程本直，一再为袁督师喊冤呼吁，结果被崇祯皇帝给杀了。他的尸首，后来也由先祖埋起来，就埋在袁督师坟的旁边……”
“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这位程先生的墓碑边上有人题了十个字，叫‘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是不是？”
“对了，你先生真是好记性，这位程先生跟袁督师不但素昧平生，甚至可说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三次求见袁督师，袁督师都没见他。袁督师被捕以后，他一再替袁督师喊冤，结果被判死刑。他死的时候，说我不是为私情死的，我是为公义死的。先祖是跟袁督师多年的仆人，他为袁督师做的，私情的原出占得很重。但这位程先生做的，却全是争正义、争公道，在皇帝发了大脾气要杀人的时候，他为袁督师仗义执言，他的为人，可真有性格。可惜他只是一个布衣，没地位，也没什么名。由这位程先生的事，可以想到袁督师的伟大，感人至深。我还记得程先生呼冤书里的几句话，他说：‘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