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节选)-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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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独白非常凄惨。开头是这样的：
啊，死神！来结束我苦难的一生吧。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如此利欲熏心
必须给它配上相应的音乐。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对我横加指责，尖刻地责怪我写的是一首哀乐。黎塞留先生开始还公正地说要了解一下这段独白的词是谁写的。我把他给我的手稿拿给他看，证明是出自伏尔泰之手。“这么说来，”他说，“错全在伏尔泰一人身上。”在排练过程中，凡是我改写的地方处处遭到波普利尼埃尔夫人的抨击，但却受到黎塞留先生的赞同。然而，我面对的毕竟是一位强大的对手，所以我被告知，我改的本子有好多处需要另起炉灶，而且必须征求拉摩先生的意见。我非但未能受到我所期待的、而且确实应该享受到的赞扬，反倒弄出这么个结果，我十分恼火，十分伤心地回到家里。我因疲劳过度、忧愁伤心而病倒了，六个星期未能出门。
拉摩负责对波普利尼埃尔夫人指出的那些地方加以修改。他派人来向我要我那部大歌剧的序曲，用以代替我刚刚写的那一个。幸好，我感觉出他想偷梁换柱，没有给他。由于离演出只有几天时间了，他来不及另写，只好保留我写的序曲。该序曲是意大利式的，当时在法国还是个很新颖的风格，颇受赞赏。我从我的亲戚和朋友米萨尔先生的女婿、御膳房总管瓦尔玛莱特先生那儿得知，乐迷们对我的作品都很满意，而且听众都没有辨别出哪是我的，哪是拉摩的。但拉摩竟与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串通一气，想方设法不让大家知道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在散发给观众的剧情介绍上，作者的名字总要写上的，但那上面只有伏尔泰的名字，而拉摩宁可不署上自己的名字，也不想看到我的名字同他的排在一起。
我病稍好，能够出门时，就想立即去黎塞留先生那儿。但已经晚了。他刚动身去了敦刻尔克，部署开往苏格兰的部队的工作。他回来时，我又自甘懒惰，心想再找他也来不及了。自这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也就失去了我的作品应给我带来的荣誉，以及应带给我的酬劳。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以及生病所花的钱，全都自己承受了，没有赚到一个苏，或者说没有得到丝毫的补偿。但我始终觉得，黎塞留先生是真心喜欢我的，对我的才气是很赏识的，但我的命运不佳，再加上波普利尼埃尔夫人从中作梗，致使他的善良意愿未能产生作用。
我竭力讨好并且还常常向她献媚的这个女人竟如此地恨我，我真无法理解。戈弗古尔先生向我说出了其中的原因。他对我说：“首先，她同拉摩关系很好，是他的名正言顺的吹捧者，容不得别人与他相争。再者，您生下来就带上一个罪过，使她对您十分憎恨，永远不会饶恕您，那就是您是日内瓦人。”说到这儿，他向我解释道，于贝尔神甫也是日内瓦人，而且是波普利尼埃尔先生的挚友，曾竭力阻挠他娶这个女人，因为于贝尔神甫非常了解她。婚后，她便对于贝尔恨之入骨，并且波及所有的日内瓦人。他接着又说：“尽管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对您不错，但依我看，您别指望他会支持您。他很爱他的妻子；她妻子又恨您，而且她为人凶狠刁蛮，您在这家人家永远别想捞到什么好处。”因此，我便死了这条心了。
也是这位戈弗古尔先生，几乎在同一时期，帮了我一个大忙，那真是雪中送炭。我那位品德高尚的父亲刚刚去世，享年约60岁。我当时处境艰难，被弄得焦头烂额，否则我将会更加因为丧父而悲痛欲绝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由父亲享用着，我根本不想要回。他死之后，我就没必要客气了。可是，哥哥的死并无合法证明，因此事情很棘手。戈弗古尔先生主动答应解决这个难题，而且，在德洛姆律师的大力帮助下，这个难题果然被他解决了。由于我迫切需要这笔小小的资财，而且事情尚未明确，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了应该提及这一消息的信，我拿起信来，急不可耐地想拆开，手在发抖，心里感到羞愧。我瞧不起自己地寻思着：“怎么！难道让…雅克竟如此利欲熏心，急不可耐？”我立即把信放回壁炉台上。我脱去衣服，静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死，第二天很晚才起，没再去想那封信。穿衣服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封信，我便不慌不忙地拆开它，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可把我给高兴坏了，但我可以发誓，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自我克制住了。我一生中，类似这样克制住自己的情况非常之多，但我时间不够，无法一一道来。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去给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本会跪着献上全部钱款的那个幸福年月，我不禁潸然泪下。在她的一封封来信中，窘迫之状跃然纸上。她给我寄来一大堆配方和秘方，声称我可以利用它们来给我和给她带来财运。她已深感穷困潦倒，心力交瘁。我寄给她的那一点点钱又喂了缠着她的那帮骗子，她自己一点也没享用着。同这帮混蛋分享我的活命钱，让我感到恶心，特别是我想尽办法要把她从他们身边拉出来但未能奏效之后。我下面来谈一谈这个情况。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
时光流逝，钱也随之而去。我们是两个人，甚至是四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八个人一起生活。因为，尽管泰蕾兹是个罕见的不看重钱财的女人，但她母亲却不像她。她母亲一看由于我的照料，家境有了转机，便把她全家都弄来沾光了。于是，她姐姐呀，儿子呀，女儿呀，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那嫁给昂热车行老板的大女儿没有来。我为泰蕾兹买的所有东西统统被她母亲转给这群饿狼了。因为我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个贪婪女子，而且我也没有爱得如醉如痴，所以，我可不想当这个傻瓜。我只想让泰蕾兹不缺吃少穿，生活得像像样样，但不奢华，所以我同意她的劳动所得全部交给她母亲，而且，我也被贴一些。但是，我已遭厄运，妈妈被一帮骗子缠着，泰蕾兹又被她全家拖累着，我为她俩所做的一切，她俩全都享受不到。奇怪的是，勒瓦塞尔太太的最小的女儿，是惟一没有嫁妆的孩子，可却是惟一在赡养父母的女儿，而且，在一直被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被侄女、外甥女们打了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竟然被他们劫掠，可却像当年挨打挨骂时一样，无力抵御他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名叫艾东·勒迪克的，尽管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变坏了，但还是比较和蔼可亲，性格也比较随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俩在一起，所以也用她俩互相间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叫艾东为“外甥女”，叫泰蕾兹“姨妈”。她俩则称呼我“姨父”。这就是我一直称泰蕾兹为“姨妈”的原因；我的朋友们有时开玩笑，也跟着这么喊。
大家知道，处于这种情况，我是刻不容缓地要设法摆脱的。我判断黎塞留先生已经忘掉我了，而且我也不再指望宫廷什么了，因此我便进行了一些尝试，想在巴黎推出我的歌剧。但我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时间加以克服，而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于是我便打算把我的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结果，它被接下了，我还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我真是喜不自胜。但也只不过是仅此而已。我始终未能使我的喜剧得以上演。我老去求一些演员，都跑烦了，所以干脆也不去了。最后，我又回到自己所剩下的最后一条路上来，也是我本应走的惟一的一条路。由于常跑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因此也就疏远了迪潘先生府上了。这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却相处失和，不相往来。两家的客人也互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人之托，想法把我拉回到迪潘先生家去。当时，弗朗格耶先生正在修博物学和化学，还办了一个陈列室。我想，他是希望进科学院，为此，他想写一本书，并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帮他一把。迪潘夫人也在构思一本书，差不多也这么希望于我。他俩本想合聘我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蒂埃利约才责怪我老不去迪潘先生家的。我首先要求弗朗格耶先生运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威望，让我的剧本能在歌剧院排演。他同意了。《风流诗神》先是在剧院仓库，后在大剧院里排演了好多次。彩排的时候，去了很多人，有好几段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在雷贝尔指挥得很差的演奏过程中，我自己却觉得这剧本不会通过，甚至觉得不经重大修改是无法演出的。因此，我毅然绝然把剧本收回了，免得被人退回。但是，我从好多迹象中清楚地看出，即使这个剧本再完美，也是通不过的。弗朗格耶倒是答应让我的剧本能够排演，但并没答应说它就一定会被接受。他确实是信守了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已看出他和迪潘夫人并不想让我在社会上出点名，也许是害怕别人读了他们的书，以为他们是仰仗我的才能写出来的。不过，迪潘夫人一向认为我才疏学浅，只是用我来记录她口授的东西，或者是让我单纯地找些参考资料，所以这种指责，起码对她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最后的一次失利使我彻底地心灰意冷了。我抛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打算。我不再去想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才能了，反正它们也不能使我出人头地，我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考虑我和泰蕾兹的生存，谁能接济我们，我就讨好谁。因此，我便完全彻底地跟定迪潘夫人和弗朗格耶先生了。这样做并未使我生活很富足，因为我头两年只拿到八九百法郎，只够我维持基本生活的，因为我不得不住在他们附近的公寓房里，那是一个房租很贵的街区，而我还得支付巴黎另一头圣雅克街最高处的一份房租，不管刮风下雨，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儿吃晚饭。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新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喜欢上化学了。我同弗朗格耶先生去鲁埃尔先生家听过好几次课，于是，我们便对这门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知识的科学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胡乱研究起来。1947年，我们去都兰过秋天，住在舍农索城堡。该城堡是建在歇尔河上的一座离宫，是亨利二世为戴安娜·德·普瓦提埃修建的，其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现在，该城堡为包税吏迪潘先生所有。我们在这个美妙的地方玩得很开心；天天是美味佳肴；我都变成大胖子了。我们在那儿写曲作乐。我作了好几首三重唱，十分和谐动听，如果我有机会写补篇的话，我也许会在补篇里再来谈一谈的。我们在那儿演喜剧。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喜剧，名为《轻率签约》，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稿中见到，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歌笑语不绝于耳。我在那儿还写了一些小玩艺儿，其中有一个诗剧，名为《西尔维的幽径》，是根据歇尔河畔的一条园中小径的名字取的。但这一切都没影响我搞化学以及替迪潘夫人干活儿。
当我在舍农索发福的时候，我可怜的泰蕾兹在巴黎也“发胖”了。当我回巴黎时，我发现我干的“那事”比我想像的进展得快。鉴于我当时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