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节选)-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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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写这本书已有好几年了，但进展还是不大。写这一类的书籍需要思索、闲暇和安静。而且，我是偷偷地写这本书的，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我连狄德罗都没告诉。我担心在我写书的这个时代和国家看来，我的计划过于大胆，也害怕我的朋友们的惊恐会妨碍我的写作计划。我也还不知道它是否能及时完成，是否能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不受压制地写出这个题目所需要的一切。当然，我生性不喜欢讽刺别人，也从来不想得理不让人，在公正方面，我始终是无可指责的。毫无疑问，我是想充分利用思考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我一向尊重我必须生活在其管辖之下的政府，从不违反其法律，而且很注意自己，不去践踏国际公法，也不愿意因为畏惧而放弃其好处。
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法国，我觉得自己的地位对于大胆说出真理是十分有利的。我很清楚，我只要像我想的那样，不发表未经法国许可的任何东西，那么不管我的准则是什么，不管我在别处发表什么东西，法国都管不着。甚至在日内瓦，我可能都没这么自由。在日内瓦，不管我的书是在什么地方刊印的，行政官都有权对其内容横加指责。这种考虑极大地促使我接受了埃皮奈夫人的盛情邀请，而放弃了去日内瓦定居的计划。正如我在《爱蜜尔》中所说的，我感觉到，你如果想写一些真正有益于祖国的书，就绝对不可以在自己的祖国写，除非你是一个善搞阴谋诡计的人。
使我觉得自己的地位更为有利的是，我深信法国政府也许不会善待我，但却至少会以不干涉我为荣的，如果说它不愿意保护我的话。我觉得，容忍无法阻止的事情，并以此沽名钓誉，这是很简单，但却是很巧妙的政治手腕，因为，即使把我驱逐出法国——他们完全有权这么做——我的书还照样会写，而且写起来也许更加无所顾忌，而要是让我在法国安心写书，我就得对自己的书负责任，而且还在欧洲其他各国消除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从而使法国享有明显尊重国际公法的美名。
根据事态发展将认为我上了我轻信的当的人，完全可能是自己弄错了。在我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中，我的书成了把柄，但其实他们是冲着我这个人来的。他们并不把书的作者放在眼里，他们想毁掉的是让…雅克这个人。他们在我的作品中发现的最大一条罪状，就是这些作品所能给我带来的荣耀。这是后话，先放下不说。我不知道这个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个谜的谜，今后是否会被读者们解开。我只知道，如果说是我公开表示的那些准则给我招来我所受到的虐待的话，那我早就该成为其牺牲品了，因为把这些原则最果敢地——如果不说是最大胆的话——表示出来的我的那本书，早在我蛰居退隐庐之前就已经发表了，就已经产生效果了，可谁也没有想到——我不想说是故意挑衅——至少阻止一下这本书在法国的出版。这本书在法国和在荷兰一样公开出售。此后，《新爱洛绮丝》也同样顺利地出版了。我敢说，也同样地受到了欢迎，而且，几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爱洛绮丝临死前的那番表白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表白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契约论》中的一切大胆言论早在《论不平等》里就出现了；《爱蜜尔》中的一切大胆言词也早在《朱丽》中就有了。可这些大胆的地方并未引起对上述两本著作的任何非议，所以，引起对后两本书的流言蜚语的也就不是这些大胆的言词了。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一种真正的休息
此时，我更关心的是另一项几乎性质相同、但新定了计划的工作，那就是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选。为了叙述的连贯，我在这之前没来得及谈到。这一想法是在我从日内瓦回来之后，马布利神甫提起的。他不是直接向我提起，而是通过迪潘夫人向我提出的。迪潘夫人也有心让我采纳这一想法。她是曾视老圣皮埃尔神甫为宠儿的巴黎少数几位大美人儿之一。如果说她肯定不是独占他的女人，那她起码也是同埃居荣夫人共同宠爱这位神甫的。她对神甫的缅怀保持着一种使双方都受到敬重的尊重和爱戴，因而，她如果看到她的朋友的那些胎死腹中的书稿能由她的秘书妙手回春的话，她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这些书稿中不乏绝妙的东西，但表达很差，以致难以卒读。奇怪的是，圣皮埃尔神甫一向把自己的读者视为大孩子，可他对他们说起话来竟像是在同大人说话，完全不顾及他们是否愿意去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议我接手这项工作，一来这工作本身是有益的，再者，它很适合一个勤于动笔而懒于创作的人，适合一个以思索为苦、宁愿合乎其胃口、阐释光大他人思想而不标新立异的人。再说，我并不是要把自己局限于阐释者的功用上，我有时自己也完全可以去思索，可以想法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披上圣皮埃尔神甫的外衣，注入书中，这比打着自己的旗号要好得多。不过，这项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阅读、思索、摘录的有23本之多，充满庞杂、混乱、冗长、重复、错误的观点，而且还必须从中捕捉一些伟大而美妙的观点，可这却给了我以忍受这项繁难工作的勇气。如果我能不失体面地反悔的话，我本会放弃的。但是，当我接到他的侄儿圣皮埃尔伯爵受圣朗拜尔之托交给我神甫的手稿时，我可以说是已承诺要完成此重任了，不然的话，就干脆把手稿退还，毫不犹豫。我正是决定要使之派上用场才把这些手稿带去退隐庐的，所以这是我准备利用空闲时间写的第一部作品。
我还在思考第三本书，那是我对自身的观察所产生的想法，而且，我感到很有勇气去写，因为我有理由希望写出一部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书，甚至是我所能够献给人类的最有益的一部书，假如我写起来真的如同我所拟定的计划的话。大家都看到了，大部分人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常常与自己大相迥异。我并不是要证明这个人所共知的事情才打算写这本书的。我有着更加新颖、甚至更加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这种变化的根源，抓住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原因，以便展示它们如何才能受到我们的控制，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自信。因为，毫无疑问，对于一个正派人来说，抵御一些业已成形而又必须克服的欲念是困难的，而如果能追本溯源，在这些欲念生成之时就防患于未然，去改变或纠正它们，就没那么痛苦了。一个人受到了诱惑，第一次抵制住了，因为他是坚强的，又一次，他就屈服了，因为他是软弱的；如果他始终如一地坚强的话，他也就不会屈服了。
在一边探索自己，一边观察他人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源自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它们大部分取决于对外部事物的先决印象，而我们不断地被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改变着，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行动中，受到这些改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所搜集到的许多惊人的观察材料是无可辩驳的，而且，我觉得，从它们的自然本原来看，它们是适宜于提供一种外在的准则，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竟至使得我们的心灵处于或维持在最有利于道德的状态之中。如果人们学会强迫动物机制去帮助它所极其经常纷扰的精神秩序，那么就能使理性少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恶的产生啊！气候、季节、声音、色彩、黑暗、光明、自然、食物、嘈杂、寂静、运动、静止，这一切全都作用于人体的这部机器和我们的心灵，因此，全都在向我们提供成百上千种几乎确实无误的支撑点，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受其摆布的那些情感控制在其起始点。这就是我已经在纸上打了草稿的基本思想。我希望这一思想能对生性很好、真诚喜爱道德、警惕自己的弱点的人产生效用，因而我觉得用这种思想很容易写出一本读者爱读、作者爱写的书来。可是，我并未在这本题为《感性伦理学或智者的唯物论》的书上花多少工夫。大家很快就将知道的一些分心的事使我无法顾及它，而且大家也将知道我的写作纲要将落到什么下场，它与我自身的命运多么地相似。
除了所有这一切，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种教育体系，是舍农索夫人请我考虑的，因为她丈夫对她儿子的教育使她惶恐不安。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太合我的口味，但碍于情面，我对它却比对其他任何问题更加用心。因此，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题目中，这个问题是我惟一进行到底的一个。我写这个题目时所期待的结果，好像应该给其作者带来另一种命运。但是，这是一件伤心的事，暂且不提。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我将不得不谈到它。
所有这些计划使我在散步时有了思考的内容。我想，我已经说过，我只能一边走着一边思考；一旦停下脚步，我也就停止思考了，我的脑子是同我的两只脚一起运作的。不过，我也心存戒备，准备了一项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好有事干。那就是我的《音乐辞典》。该辞典的材料散乱、残缺、不成样子，使得这部作品大有另起炉灶的必要。我带了几本为写这本书所需要的书来；我已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很多书进行了摘录；那些书是别人从皇家图书馆借来给我的，有几本还允许我带到退隐庐来。这就是我储备着的室内工作，以便下雨天出不去，或者抄乐谱抄烦了的时候干的。这种安排对我非常合适，所以不论是在退隐庐还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后来在莫蒂埃，我都大受其益。我是在莫蒂埃一面干着其他事，一面把这件工作完成的。我始终觉得变换着干不同的工作是一种真正的休息。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固定我精神生活的一天
有一段时间，我比较严格地执行着给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觉得非常满意，但是，当美好的春光把埃皮奈夫人更经常地吸引到埃皮奈或舍弗莱特来时，我便觉得，有些事情起先倒并没怎么让我费心，我也没太在意，可现在却大大地打乱了我的其他计划。我已经说过，埃皮奈夫人有一些很可爱的优点；她很爱自己的朋友，十分热情地帮助朋友，为了朋友，从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因此，她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朋友们对她的回报。在这之前，我一直都在回报她的热情，并没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