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护士在美国-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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啸伯是我外公和外婆府上经常来访的亲戚加友人。每每来时，总会给我外公讲戏，且是边讲边演，热闹非常。啸伯舅外公非常喜欢我外公的国画，我外公同样欣赏啸伯舅外公的戏，他们生前彼此之间的感情甚笃。
那时，在我孩童的眼里，啸伯舅外公不过是一个很慈善的老爷爷，总是和颜悦色地、慢慢地和我讲话。他很喜欢小孩，对我更是疼爱有加。他每次来访，一定会带一件玩具礼物送给我。在所有的礼物中，有两件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其一，是当年中国还不多见的儿童脚踏车。车子是清纯的栗色，既小巧又灵便，既可室内行走又可户外远足。其二，是一件更加别具一格的玩具，与我其他的玩具相去甚远。玩具是一对泥塑的老两口，两人的头部都是可以活动的。只要用手轻轻一碰，两人便可相对点头。两位老人分别坐在两把形象逼真的椅子上，全戴着金丝眼镜。所不同的是，老爷爷手握着报纸，老奶奶却忙着穿针引线。两位老人虽各有事做，可却在百忙之中，相对一笑，这一笑，仍似当年，情真意切。这种玩具，只能看不能玩，只可会意不可言传，我对此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六、蓦然回首（4）
舅外公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他每一次从石家庄回北京，必宴请众多的亲朋好友，他带着我们吃遍了京城的大饭庄。每上一道菜，他老人家必要先下筷子夹起来尝尝，品评一番，然后再请大家共赏。其间，欢声笑语不断。我那时虽然年幼，但是那种愉快的场面深深地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今天回味起来仍会为之感动。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之后，我的舅外公就从未回过北京，而我有时会默默地想起他。后来听我外公说，啸伯舅外公在“文革”期间深受迫害，病魔缠身，最终医治不成，而结束了他苦乐至极的一生。
“文革”以后，啸伯舅外公像许许多多无辜的人们一样，得以平反。人们开始追念他，他生前的演唱录音带、个人传记又频频上市，成为人们娱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我这个已过中年的孙辈人，每当听到和看到这一切时，内心总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以及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感慨。
3母亲教诲根深蒂固
如前所述，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里，是满族正白旗。我的外公和外婆的祖先都在清朝内务府里做事，任职一品、总督之类的官位。当年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多年的四格格，就是我外婆的九婶婶。
我母亲在大家族的女孩儿中排行第八，所以小名叫八妞。和她同父同母的还有两个哥哥，即我的大舅和二舅。但不幸的是，我大舅于15岁那年患上肺结核因医治无效而早逝。
从母亲的长相、气质和风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是满族人的后代。年轻时的母亲长得极其文静而又清秀，典雅而又飘逸。她自幼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由北京女二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辅仁大学教育系，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后，转入学前教育专业。
母亲自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交部幼儿园工作，相继担任教养员、保教主任、园长等职务，直到她退休为止。数十年如一日地、全力以赴地将其毕生精力倾注在那些活泼可爱的、象征着祖国未来的孩子们身上。她当年的孩子们，现在有许多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
母亲退休后，仍旧十分关注幼儿的早期教育。先后参加了北京市玩具协会、自闭症儿童的智力开发，以及学龄前儿童教育的咨询活动，并出版多部有关幼儿教学的论著，成为全国老一代著名的幼儿专家之一。
我自幼虽是生活在外祖父母身边，见到母亲的机会并不多。尽管我那时还是她唯一的孩子，母亲终日地忙工作，很少有时间和精力顾到我。外交部幼儿园当年在海淀区黄庄一带，那个年代里，一说到海淀区，好像就很遥远了。母亲平日就住在幼儿园的宿舍里，只有到了周日，才回外公家看看我。恐怕正是因为这样，母亲带给我童年的点点滴滴才变得珍贵起来。
记忆中的母亲朴素得很。冬日里，永远是一件藏蓝色的对襟布衣里面罩着一件同色的棉袄。夏天时，又永远是白色的短袖上衣配一条淡色的裙子。母亲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浓郁的香水味，有的只是淡淡的洗发精的清香。她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母亲，感情含蓄而不外露，并不怎么拥抱和亲吻我，亦不多说赞扬的话。
母亲在我身边陪伴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是一次我病重住在儿童医院里，断断续续地昏迷了很多天。那年我4岁。当我慢慢地一步步地挣扎着从死亡边缘回到母亲的身边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母亲那哭得又红又肿的眼睛。后来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很担心我会死去。那时年幼，对生与死的概念含糊不清，不过我却清楚地知道，母亲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幼年时节，母亲对我的教育，样样都是可圈可点的。
记得在我5岁时，几乎是刚刚有了钱的概念的时候起，母亲就送给我一个小小的存钱盒。存钱盒是用房子的样式做成的，清雅而娇嫩的粉色屋顶下，有着乳白色的四壁。房子的正面有两扇形象逼真的窗户，以及一个小巧玲珑的门。屋顶有个小小的烟筒，所有的硬币，1分、2分、5分的钱币，都可以从小烟筒里投进去，等整个房子装满时，轻轻地打开小房子的门，所有的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六、蓦然回首（5）
我对这个小房子似的存钱盒，爱不释手。不仅喜欢它外表的那种柔和协调的色彩，更喜欢那牵动人心的盒中物。如果把它填满硬币，刚好是5元人民币。5元钱！对当时的孩子来说，确是个不小的数字。
自从我有了存钱盒，每天都将一切硬币放进去。刚开始时是在家里到处搜寻外公、外婆的零散硬币。后来则将自己的零用钱也一起放进去。从小房子的窗子望过去，屋子里的硬币一天天地多起来。于是，我的心也就有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兴奋。
终于，有那么一天，房子装满了。第一次装满时，母亲建议拿到银行，为我专开一个账户。开账户！小孩能做大人的事，总是格外兴奋的。于是，抱着小房子，一路蹦蹦跳跳地随母亲去了银行。
在银行那高大的柜台前，坐着一个年纪轻轻的阿姨。我抬头仰视过去，觉得那里有着一种无限的庄严。只见阿姨慢慢地打开房子的小门，再仔细认真地数着。母亲告诉她把钱放在我的名下。一切手续办好后，那个阿姨便微笑地递给我一个小小的存折。我轻轻地打开，那上边果真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下边是一个工工整整的“5元”的数字。我细细地看着，脑子里马上幻想着将那“5”变成“10”，再变成“20”，我告诉自己要努力。
就这样，存硬币、去银行的活动，一直坚持了很多年，成为我和母亲之间共同做过的许许多多的有趣味的往事中的一件。
我的母亲虽然出生在那样一个富贵的家族里，但她却自始至终有着一种内在的朴素无华的素质。我见过一张母亲二十多岁时的老照片，那是母亲年轻时在他们住家的大宅门里的留影。照片的背景是柳绿花红的仙境，前面却站了一个身穿素色花布旗袍、梳着两条小辫子、含着微笑的母亲。母亲看上去明丽光鲜，却不奢侈招摇。这张旧照片实际上是我母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她在以后学有所成，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以及安度晚年的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勤俭持家的特色。
今天，细细地回想起那个小小存钱盒的往事，我深深地体会到母亲当时的用心良苦，她是想让那个小小的盒子告诉我一个积少成多、勤俭持家的道理。岁月如梭，当年那个小小的存钱盒如今无影无踪。然而，装在那个存钱盒里的，母亲对我所有的挚爱、教诲和期望却久久地留在了我心灵的深处，让我受益终生。
母亲虽然很勤俭，却会时常送给我一些小礼物，她的每样礼物都是很有纪念性的。在我入小学的前一天，母亲一下送给我两样礼物。一件是书包，另一件是花色纱巾。书包是黑色皮革的，文雅大方。我至今仍记得皮包上细细的纹理，那条纹恰似母亲的情感，那样的严谨、细腻、条理清晰。纱巾是透明的，上面有着许许多多红黄相间的彩球，它领着我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幻世界。当时中国的轻工业还不够发达，纱巾几乎是清一色的。只有母亲送给我的这条，是那样别致，那样与众不同。我喜欢极了，把它围在头上，系在脖子上，蒙在脸上，终日不离身。
1964年，母亲到北戴河参加“四清”工作，为期一年。回北京时，她从海边带给我很多各式各样的贝壳和五光十色的石头。石头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色彩绮丽，对我这个生长在京城的孩子来说，那真像是从阿里巴巴山洞里挖来的宝贝。后来我用彩石，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盆景，放在我的床头桌上，想母亲时，就看看它。
到了“文革”期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举国上下都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人们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当时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上，对于数学的学习不求甚解，一个字“混”。结果终于混出一次数学测验不及格。当我把考卷交给母亲时，母亲的脸异常严肃。记得当时我们母女俩面对面地坐着，母亲从学知识谈起，直到理想、道德、人生，总共讲了三小时。我们之间这样的交心，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再没有过。仅此一次，却让我终生难忘。以后，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讲求认真、力争第一，这和母亲的这次长谈不无关系。
六、蓦然回首（6）
除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以外，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母亲有着一双灵巧的手，她喜欢为我编织各式毛线衣。沾着她手香的毛线衣陪伴着我一路走来，成为我心中最富有色彩的记忆。
幼年时节，在我的故乡京都古城里，人们大多还是以绒、棉制品来御寒。毛线衣裤仍算是一种很奢侈、很时髦、很特别的装束。由此，母亲为我亲手编织的那件毛衣就变得更加珍贵了。那是一件用水红和乳白两色细线编织而成的套头毛衣。母亲用红线作底色，用白线在上面点缀出秀美多姿的各式小花。小小毛衣，看上去像是一件极其精巧的艺术品，活泼中带着几分文静，艳丽中含着些许淡雅，天真中透着点滴成熟。毛衣的针针线线都凝集着母亲丰富的想象力和别致的审美观。母亲就是这样用她手中的线，让我童年的生活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求学时期，“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那时的人，不仅在思想、行为、语言方面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就是在穿着上也变成了清一色。“文革”中，学生们的装束大多是军绿上衣、蓝布裤子，远远望去，总是灰蒙蒙黄糊糊的一片，分不出男孩儿和女孩儿。在那个年代里，母亲不能再为我编织带花的毛衣了。她却选了一种透着青春气息的枣红色毛线，为我织了一件贴身毛衣。这件毛衣虽然是一色，又没有任何花样，但质地却出奇柔软细腻，穿在身上既轻巧又暖和，既舒适又合身。尽管我不得不在毛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