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与量的战争-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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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到大都没有骂过人，怎么可能这么去不理智地辱骂别人，甚至虐待别人呢？”也有人说：“那怎么会是我呢？我一生都是堂堂正正的，怎么会那么悲切懦弱、萎靡颓废呢？”……总之，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最后大家陷入了沉思。是啊，到底我们的人性是善还是恶呢？显然，正如西方的上帝所说——人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这里面关键是看你有没有释放他的环境了。当你有适合魔鬼的环境，魔鬼就会跳出来；当你的环境适合天使，天使就会跑出来！
显然，这里的“环境”不仅仅是实际的环境，更包括心理、习性和文化等“软环境”，你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不过，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另一个关键点就是环境的造成如何与我们的制度和机制紧密相连？
拿质量来说，原本是统一的，“质量一体”的，现在把它一分为二了，把“质”和“量”对立起来了。原来一直都是朋友，现在变成了敌人，这也就必然会带来对立，而对立实际上就相当于把恶魔给释放了。
曾经有一位某行业的国家龙头企业的主管质量的副总非常开心地对我说：“我们的质量现在基本上都是受控的，因为我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去当‘警察’。确实效果不错，而且来得很快。”
“那你有什么烦恼吗？”我问他。
他说：“我烦恼的是，我希望他们每一个人去当‘片警’。而实际上他们当的都是‘特警’。”
我问：“这该怎么理解呢？”
“我希望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那个片区，而他们实际上都不去管片区，而喜欢去当‘特警’，去做救火这样的大事情。”
他笑了一下，接着说：“我不仅要让他们当‘片警’，而且我还要采取另外一种行动：专门抽掉一部分人去当‘巡警’，来回巡视。”
我哈哈大笑：“我明白了。可如果‘巡警’和‘片警’都不起作用怎么办？”
“所以啊，我还要安排‘督察’去监督管理他们。”
“这样做的效果怎么样？”我问。
他说：“嗯，这样效果一定好，而且来得很快啊！”说完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可我注意到他的同事们的笑声中却流露出一丝无奈和苦涩。
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人听的时候，有些人的表现是哭笑不得，不过也有些人表现得不以为然，甚至还觉得这个做法很有创意。
那位副总希望我对他的做法给予一些点评，我没有直接说，而是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曾问一位南方某大型国企主管质量的总工程师：“你是怎么来管理你的这支质量队伍的呢？”他说得非常清楚：“很简单，乾隆手下有和爰拖埃亲苁窃诙罚墒撬亲苁悄芄黄胶狻！蔽仪胨龀鼋馐停担骸昂芗虻ィ颐刻焐习嗟牡谝患戮褪侨タ纯次业闹柿坎棵藕蜕⒁滴癫棵攀遣皇窃谡罚绻窃谡常车轿艺饫锢戳耍揖途醯谜饧率钦５模鞘芸刂频模揖头浅８咝耍芴な怠Ｈ绻幸惶欤遣怀沉耍敲次揖突峋醯煤孟衩ê屠鲜蟪闪艘患遥揖突岣械降＞芘拢睦锸贾詹惶な怠！�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为什么大家“熟视无睹”？（9）
我把这个故事讲完，那个副总一开始不以为然，后来思考片刻，对我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些道理。你不这么做，是没有办法控制质量的。”
这实际上又引发出我的另外一种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斗争的思维、一种战争的方式去对待原本生生不息的管理世界，尤其是对等于生命的质量？
现实常常会唤醒我们身体里面“好斗”的记忆，引发我们把许多事物当作一场战争的意识。而实际上，你放眼全球来看，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依然摆脱不了许多军事的语言或者冷战思维。比如，“商场如战场”，“商业即战争”，“竞争战略”，“成王败寇”等等。虽然如今大家都会把一句名言挂在嘴上——“你并不需要熄灭别人的灯火以使自己明亮”，但事实上，大家从内心里都希望产生一种“世人皆灭我独亮”的胜境，当然就渴望多一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式的人物活在自己的阴影里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已经忘却了的所谓“斗争哲学”的思维遗毒的“还乡”与“还魂”。仿佛又听到了那句小时候熟悉的电影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抛开近代百年救亡大于启蒙的现实环境不谈，究其思想的原因，应该是误读了*主义、误读了*。*主义原本是属于历史唯物论，但后来经过了前苏联普罗汉诺夫的“本土化”解读，又经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改造，就开始把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变成了辩证唯物论，特别强调起“对立”和“统一”了。
“统一”是没有了，强调更多的是“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敌我双方的对立，你死我活的对立。这种对立特别适合于战争年代，但是在和平年代，在经济工作中如果都用这种斗争和对立的思想，带来的一定是一种迷惑、一种混乱。而且不幸的是，人们对这种混乱不仅浑然不觉，甚至还以为它就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不然怎么可能去“持续改进”呢？
我曾经对学生们谈到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去机场，司机问我：“我们从那边走吗？”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堵啊。”居然一路上三次都被他说对了，而且顺利地绕开了那些堵点。
我问他：“真棒啊！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太清楚了。”
“那你能判断它们为什么堵吗？”
“为什么堵？还不是那帮交警干得好事！”
“怎么讲？”
“这些家伙尽在那里闭门造车、瞎指挥。你看吧，哥们儿，只要哪儿交通乱，那里一定有警察。”
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嗨，不就是瞎指挥嘛。警察不在反而顺畅了。真的堵成一锅粥了，你会发现找不着警察了，因为他们已经溜之大吉了。”他说。
我哈哈大笑，又问：“有意思。那你是知道什么地方应该疏通，什么地方应该开个口子了？”
“我当然知道。”听得出他挺自豪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天在路上跑一百回，我能不知道吗？”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说？”
他说：“我跟他们说？谁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话啊？”
这个故事其实又引起了我的深思——把质量“一分为二”后，变成了“对立”而不再“统一”，从而引发出管理上的迷思，工作中的混乱，以及价值上的缺失。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呼唤和要求我们每一个质量人去做一番“拨乱反正”的工作，或是去做“统一”、“回归”的功夫，以便把赋予质量人员身上的“不当责任”回归或还原到每一个员工的身上。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为什么大家“熟视无睹”？（10）
岂能本末倒置？
在许多组织里，我们不可否认质量是立法的，具有某种建立法规、制定标准的职能。于是大家认为，是否严格按照这套标准、这套法规去做，是判定是否有质量的标志。所以，才有前边的把质量当作“警察”，当作制订法律的“法官”来对待的原因了。
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一不小心都变成了“两张皮”。正是这种半梦半醒的“两张皮”现象，长期以来使得大家失去了是非感，失去了廉耻心，更没有荣辱感了。它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道德上的*，甚至一种沦丧。也许吧，也许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资本的力量使得人们对基本的价值判断、基本的是非观，基本的道德感产生了一种迷惑或者缺失。然而，质量本身的一种含义，不就是也要用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或是非抉择才能让它产生吗，才能让人们自动自发地为此去追求吗？所以，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造成我们目前没有质量的原因，或者说用前面我们谈到的“囚徒实验”来说，造成“天使”不能生存的环境的原因在哪儿呢？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曾经受到许多人推崇的著名的《商鞅变法》的故事，看看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
我们都知道，当年，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专门在秦国国都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万钱重金奖赏，让人们把它扛到北门。因为当时秦国的民风是比较古朴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于是，商鞅下令把奖金提高到五十万钱。重赏之下，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把木头从南门抬到了北门，商鞅也当场兑现了承诺。
这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也为商鞅确立了他的“信誉”。不过，这种“立信”也为秦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它会助长一种风气，传达一种价值取向——任何事情不管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只要你去服从，你就会获得重赏。这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大问题，它会使得一种淳厚的民风和颇具仁义古风的国度，在无形中会蜕变成“与戎狄同俗”并具有“虎狼之心”的国度，滋生出一种适合魔鬼生存的土壤，一种鼓励魔鬼生长的“贵诈力而贱仁义”的环境。这一切，据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记载，都是出现在商鞅变法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商鞅为了变法成功，为了法令的实施开始使用了超严格的严刑峻法。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谨小慎微，不要触犯任何的禁令。甚至于他还有过这样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也就是说，在一个人还没有实施犯罪的时候，只要他具有这种主观的可能性，主观的意图就要对他行刑，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所谓的大的罪恶。同时，一定要奖励那些敢于告发他人、勇于检举揭发别人、哪怕是对各种的可能性做捕风捉影式的推断的人们。另外，他还设计了一些非常具有“激励”效果的“上首功”制度和“什伍连坐”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这么一来，表面来讲，大家是更加的遵纪守法，更加的勇猛好战了，但实际上，带来的就是诬告之风、怀疑之风以及残忍冷酷之气，鼓励的是那些无耻小人之辈和胆大妄为之徒。于是，商鞅变法之后，好的一面是秦国国富兵勇，将成霸业；但坏的一面则是“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些令司马迁都写不下去了，不得不跳出来点评一下，吐一口憋闷已久的悲愤之气！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为什么大家“熟视无睹”？（11）
我们再来看看商鞅设计的奖惩制度：为了使大家严格遵守法律，为了避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不仅实施了严酷的法律，而且对太子和太子的师傅们也实行了砍脚、刻字、挖鼻等酷刑。他这种刻薄少恩的品行，使得大家都处在一种恐惧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又使人们的贪婪之心膨胀，我们前面说了，对于任何人只要按照法令去做，甚至于敢于去告发别人，他都会施与重赏的。还有一条，当年秦国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