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科学思想发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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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道藏》本“二十八宿旁通历”，其制历思想方法是将一年恒定设置为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不置闰月，不用月亮运行的朔望周期来定月。不难看出，其制历思想带有明显的太阳历性质。
第二部分：夜观星象——道教天学思想发微对官方历法思想的贡献（1）
道门中人有根据宗教组织建设和修炼的需要“随天立历”、自行编制历法的传统。《云笈七》卷二十八云：“天师以建安元年正月七日出下四治，名备治，合前二十八宿也。星宿治随天立历，运设教劫。”《云笈七》卷二十八，《道藏》第22册，第210页。不仅如此，道教对官方历法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其中，隋唐道士积极参与了官方的历法制定工作。隋统一南北朝之后，于开皇四年正月，正式颁用道士张宾所制开皇历。《隋书》卷十七《律历志》记载：
时高祖作辅，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张宾，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晓星历，因盛言有代谢之征。又称上仪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议造新历。《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420～421页。
张宾是因为擅长面相和星占之术，盛言杨坚有代谢之征，因而被隋文帝杨坚重用。占星术主要是以恒星为观察坐标，视彗星、流星、新星的出现，日、月、五星的位置移动，以及星气、云气的变化，推定人事的吉凶祸福。因此占星术士往往都具备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所以隋文帝后来又命张宾与仪同刘晖、骠骑将董琳等人“议造新历”。于是“宾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损，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隋书》卷十七《律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421页。隋文帝披览后下昭令“张宾等存心算数，通洽古今……实为精密，宜颁天下，依法施用”，是为开皇历。随着新历的颁行，在刘晖的推荐下，张宾升迁为太史令。张宾的开皇历只是将南朝何承天所造的元嘉历略加增减而成，并无多大创新。而且开皇历本身还存在一些缺点。开皇历颁行后，就遭到当时刘孝孙和刘焯等人的批评，指出其主要缺点是不用破章法，不考虑岁差，不知用定朔，不会计算上元积年而立五星别元等。所以张宾的开皇历只施用了十三年，不久就被张胄玄的大业历所取代。相形之下，唐代傅仁均的戊寅历和李淳风的麟德历则较为先进，其中包含有不少历法新思想。
据《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记载，“唐始终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534页。
戊寅元历即东都道士傅仁均所造新历戊寅历。“高祖受禅，将治新历。东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学。太史令瘐俭、丞傅奕荐之。诏仁均与俭等参议，合受命岁名为戊寅元历。乃列其大要，可考验者有七”《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534页。。傅仁均在太史令瘐俭、丞傅奕推荐下，受命造新历。由于高祖受命岁即武德元年的干支为戊寅，因此这一新历取名为戊寅元历或戊寅历。戊寅历在历法思想上有创新，它指出：“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朔，月蚀常在望……立迟疾定朔，则月行晦不东见，朔不西眺。”《新唐书》卷二十五《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册，第534页。这表明戊寅历在我国历法史上首次正式使用定朔法，这是我国官方历书用定朔思想来编排历谱的开始。
以前我国古历法，都用平朔法，或叫经朔法。它是按日、月的平均视运动来计算朔望的方法，即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轮流交换，有时配上两个连大月，使几年或几十年的平均得每月的平均朔望月约为295306日。由于日月运动的不均匀，采用这种平朔法，就会发生历面日期和月相盈亏不相一致。早在南北朝时，刘宋何承天就意识到日食发生在晦日或初二，月食发生在望的前后，很不合理。所以何承天曾主张用定朔法，即计算太阳月球的真位置，从它们的关系来确定朔日及月的大小。采用这一方法，则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由于当时何承天还不知道太阳运行有盈缩，所以何承天只考虑到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性的问题，其定朔思想还不完善。加之他的主张当时遭到守旧派的顽强反对，未能实行。所以傅仁均所造的戊寅历首次采用定朔法，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历法史上的一次思想大改革，对后世历法的制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因此载誉史册。
第二部分：夜观星象——道教天学思想发微对官方历法思想的贡献（2）
在唐代所颁行的十多部历书中，道教学者李淳风所制麟德历被历家公认为唐代的好历。李淳风出身于道士之家，“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册，第2717页。
李淳风在贞观初年因指出傅仁均戊寅历的不足，在天文历法方面崭露才华，得以进入太史局供职，先后担任太史丞、太史令等职。李淳风所造麟德历于唐麟德二年颁行，它是以刘焯的皇极为基础，但在具体制历技术上有着独到的天文历算思想。主要有二点：
其一，进朔法的新历法思想。李淳风针对定朔法有时会造成连着三个或四个大小，小月也可能发生三次的不足，提出进朔思想。即朔的小余在日法的四分之三以上时，则以翌日为朔日。用这一进朔新思想来定朔，可以避免历法中连续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之情况，所制历法更精密。因此，这一进朔新法就为唐宋历法所遵用。
其二，“总法为母”的历法计算新思想。李淳风在历法计算上有独特的造诣。“古历有章、踚、元、纪日分度分，参差不齐。李淳风为总法以一之，凡NFDB4实朔实，及交转五星，并以总法为母。”阮元《畴人传》卷十三，商务印书馆，1955，第158页。过去历法中表示基本常数日数的奇零部分，都用不同的分母。李淳风则引进了共同分母的新思想，在历法计算中废除了传统的章、踚
、纪、元之法。麟德历的回归年、朔望月和近点用的日数都用1340为分母，李淳风并且废除了闰周闰周即设置闰月的周期。这一传统做法，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长度。此外，李淳风还在日食计算中提出蚀差的校正。所以，这
些制历技术上的新思想无疑使得麟德历更加符合天象变化。清人阮元在《畴人传》中曾高度赞扬李淳风历法计算的新思想，称其“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踚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阮元：《畴人传》卷十三，商务印书馆，1955，第159页。
李淳风以“总法为母”的计算法是一种先进的科学思想，为以后的历法所沿用，成为元代授时历以一万为小数记法的先声，推动了古代历法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李淳风在天文观测仪器的制造上也有独创之处。《旧唐书·天文志》记载：“贞观初，将仕郎直太史李淳风始上言灵台候仪是后魏遗范，法制疏略，难为占步。太宗因令淳风改造浑仪，铸铜为之，至七年造成。淳风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语在淳风传。其所造浑仪，太宗令置于凝晖阁以用测候。”《历代天文律历志汇编》（三），中华书局，1976，第655页。
李淳风于贞观七年设计制造了一台新浑仪，在设计制造技术思想上有很大创新。李淳风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之间，增加了一重具有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的三辰仪。经过这一创新所制造的新浑仪，测天功能大大增强，可“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册，第2718页。
故“时称其妙”。唐以后所制造的浑仪，原理思想和基本结构都与李淳风浑仪相似，只是把规环或其他零件、部件增减一些而已。李淳风本人也因此著《法象志》七卷，“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这在《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有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淳风对运用浑仪观察天文星象所产生的系统误差问题有所认识，并作了定量分析。据北宋科学家沈括《浑仪议》记载：“李淳风尝谓斛兰所作铁仪，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减十度。”《宋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册，第959页。
第二部分：夜观星象——道教天学思想发微对官方历法思想的贡献（3）
观察测量过程，由于仪器设计的因素，会产生系统误差。李淳风已认识到斛兰所作铁仪，其误差范围十度到十七度，这种误差不是偶然测量不准确造成的，而是由于仪器系统本身造成的，所谓“此正谓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宋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册，第959页。
“其差如此”的思想，表明李淳风对浑仪测量的系统误差有深刻的见解。
李淳风作为一名著名的天文学家，其对天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现今《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都为李淳风所撰写，不仅保存了大量古代天文历法材料，而且还蕴藏有一个了不起的科学思想，即将历代累计下来的天文知识按一定的次序整理分类，“今详众说，以著于篇”，试图建构一个天文学知识体系。《晋书·天文志》开篇即云：
昔在庖牺，观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类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来，开物成务。……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遗记，于今不朽。其诸侯之史，则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味，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论图验。其巫咸、甘、石之说，后代所宗。暴秦燔书，六经残灭，天文星占，存而不毁。及汉景武之际，司马谈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