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战败-[日]吉川元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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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的技资对象。日本投资家购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举动被舆论称为〃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包括这一举动在内的日本对美实体投资带出的政治风险，给那之后的美国对日经济政策投下了微妙的阴影。
美国国内对于日本资金在支撑美国财政和经常收支赤字方面发挥的作用也是怀有褒贬两方面的矛盾感情的，而当这些日本资金一旦转向了实物投资时，美国人的着眼点就更加物化，反应也就更加直截了当。日本对美直接投资不够分散的区域选择，使得那些被忽视了的依靠老工业区域生存的工会组织，易于以少数民族问题形成批判日本投资的舆论。在经济上，就理论而言直接投资是日本在汇率变动中仅存的、惟一可享受的汇率差带来的实惠，而这种享受却在政治方面碰到了阻力。


国际清算银行规则的幕后

就在对日舆论压力日渐强劲的情况下，一种既需要继续依赖日本资金的流入，同时又希望控制日本的资金势头的相互矛盾的心理在美国的决策中枢滋生。以银行为对象的国际清算银行的规则便是由此诞生的措施之一。
国际清算银行是由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出资建立，在各成员国间的相互协作下，以国际间调整为目的的银行。
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清算银行伞下的〃银行监督委员会〃以防范金融风险为由，将各发达国家银行资本总额中自有资本所占比例标准的制定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1988年7月召开的〃发达国家十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作出决议：凡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总资产中的自有资金比例保持在8％以上。有关国际清算银行规则的制订过程，如同埃萨？凯普斯坦（EthanKapstein，美国外交评议会研究主任）分析证实的那样，是根据防止日本的银行壮大这一美国意图制订的。
1982年时，世界主要的25个发达国家的银行的境外融资余额总额中，美国银行的金额居第一位，为6060亿美元，占28％0日本的银行居第二位，计4570亿美元，占21％。但是到了90年代，日本的银行的境外融资规模一举增长了四倍半，余额高达20720亿美元，跃居世界之首。正是为了控制日本的银行国际业务的这种增长势头，才有了国际清算银行规则的出台。1993年度的日本境外融资规模成为该规定管制的目标，规定的条款意在使日本各银行难以在这一年完成经营目标，其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以防范风险为由制订的〃自有资本8％〃的基准，原本是毫无根据的。为什么不是6％或是1O％？因为这不是真正计算了银行境外业务风险后得出的数字。这个8％无非是一个美国银行不觉困难而日本银行难以达到的数字。
凯普斯坦就国际清算银行规则的制订过程作了如下描述：
美国参照本国的金融危机，商讨自有资本比例的标准。而如果仅将这一标准运用于本国的银行，就难免伤害这些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所以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才把它拿到国际清算银行去寻求国际协议。不想，却因联邦德国、法国、日本各国的强烈反对而受挫。于是他们改变了战略，首先就此与英国达成双边协议，并率先在两国银行的国际业务中实施了他们的标准。这对于其他国家的银行无疑是很大威胁，不执行美英的标准就无法与他们的银行进行交易。事实上对于美英以外的有关国家而言，这无异于被强迫签署协议。于是大藏省在关于国际清算银行规则的标准的交涉中，要求美国考虑股价高涨导致的日本各银行泡沫效益过高的因素，并在美国同意限定日本各银行资产的45％为实际资产，根据这一比例计算8％的情况下签署了协议。
当时，联邦德国的银行除实际到账的自有资本之外也持有大量的泡沫资产。但联邦德国的主要银行的姿态却是坚持将泡沫资产作为〃隐形资产并不打算予以公布，认为只要不计人自有资产也就足够了。如此看来，日本的金融界和大藏省作出的选择可以说完全是听天由命的。维持股价的高水平成为日本各银行的生命线，简直就是为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各银行铺就了一段苦难的行程。
尽管如此，在日本等国就国际清算银行规则达成协议后，便立即显示出了效果。为了达到自有资本比例不低于8％的标准，日本各银行在国际融资中采取谨慎态度，并使世非范围内的国际银团贷款规模持续下降。1988年国际银团贷款的构成规模为1260亿美元，1989年降到1210亿美元，1990年又降到1080亿美元。世界上的日元融资比例同时下降，1987年为10。8％，1988年为5。6％，1990年仅为1。8％，水平几乎是零了。


何去何从

现在，让我们把上面的分析整理一下。
日本的机构投资家的对美投资，是进入80年代以后起步的，并且首先是从竞相购买高利率的美国的美元国债开始的。从日本流入美国的资金弥补了美国财政和贸易双重赤字，而美国持续不断的资金需求，特别是对日本进口商品的需求，维持了日本对美投资和出口企业的繁荣。这期间美元汇价亦有所上升，但是美元的汇价已不能像以往那样反映着美国的经济实力。那不过是日本对美投资派生出的假象。一旦各有关国家根据〃广场协议〃开始针对美元坚挺联手进行市场干预，美元随即会跌破〃调整〃的目标范围。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对美资金流动中稳定的两国利率差是不可缺少的。美国为维持外资的流人，将利率的调整纳入了国际政策协调的范围。日本的金融当局顺应美国，放手实施超低利率政策长达两年零三个月，同时敦促日本机构投资家持续买进美元债券。。。。。。
80年代，媒体描绘的日本经济关系的图画，几乎是清一色的贸易摩擦画面。在传统的汽车和钢铁等摩擦商品外，80年代中期又加上了电子计算机和高科技零部件，甚至在金融以及其他服务行业，日本市场的准入问题都被大大地夸大了。于是美国政府以美日开放市场协议（译注27）相要挟，美国议会制定了一揽子贸易法，并打出超级三O一条款加紧攻击日本。似乎是想对美国的批判有个交代，日本通过前川报告（译注28）等苦心研究扩大内需的途径。这些就是从经济的一个侧面看到的80年代的日美经济的基本构架。这个构架到90年代克林顿总统当政时仍没有改变，美国继续向日本施加开放市场压力的同时更加强调结果，甚至还一一提出了具体的数字指标。
但是，在这种构架的背后，通过金融经济的侧面看到的日美关系，却如同笔者前面所述，与表面现象有着很大的差异。〃广场协议〃使日本多年积累的对美资产大幅度贬值，而利率的调整又使日本产生了大量的泡沫现象，最终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迅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败。
如果使用最单纯的方式来表达的话，可以说问题恰恰在于日本手中的出口收人全部变成了美元。金融经济中的汇率行情是危险领域，日本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对于世界货币国的影响力，就将日美两国的巨大经济体系直接用美元联系起来，而这正是无可挽回的失策。
汇率风险必须由资本输出国日本承担，这是何等奇妙的构架，却在日美两国间如同常识般地安然存在着。由此产生了莫大的汇率差损，将日本经济折腾得筋疲力尽。日本将自己储蓄的过剩部分转移到了储蓄不足的美国，并通过美元的中介，使国民的血汗结晶丧失了它应有的价值。在这种由核心债权国日本以美元运作的资本还流的背景下，冷战格局中的日美关系当然是密切的，甚至两国间有着某种特殊的纽带。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世界曾存在着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的格局，以世界政治领袖自居的美国，其背后并没有如同欧洲共同体（译注29）那样的国家集团作后盾，只有日本与之为伍。
然而，这种事实能否为日本的金融政策当局开脱责任呢？
像〃日元〃这样强劲地升值，同时又未能发挥主导作用的货币是非常罕见的。笔者之所以直截了当地把〃日元〃二字摆在句首，是因为会有一把钥匙可以让我们摆脱双重的假定。日本的金融当局若要尽早实施脱离美元的政策，必然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方略。金融当局应该领导日本的金融界在进行美元投资的同时，还应对马克、英镑甚至黄金进行分散投资。同时还应该通过确立以日元结算的贸易和对外投资途径，构思日元的国际化问题，这些并非是不可能的。
日本的金融政策当局到底为什么没有去做力所能及的事，而一昧地将华尔街的标准当做金科玉律呢？在论证这个问题前，我将在以下两个章节中，叙述1990年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并且是在日元升值攻势到来之前致使泡沫破灭的、金融战败的最终局面。


第四章　日美轮回1990…1995

日美携手挤碎泡沫

土地与股票是日本投资家的两大投资对象，地价和股价互动般的交替上升导致了日本的泡沫经济，并在80年代后期达到顶点。然而当时代的车轮刚刚步入90年代时，泡沫竟在一瞬间破灭得面目全非。
泡沫经济的生成，主要是由日本政府为引导日本资金持续流入美国而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所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日本人或者日本社会在采取统一行动时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使得该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更加严重。
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17世纪荷兰郁金香花的投机生意。在荷兰，自古以来不仅是银行家和投资家，就连普通百姓也有着与生俱来的投机本能，当时这种投机本领甚至施展到了郁金香花的交易中。荷兰国民以新奇的郁金香花品种居奇出售，聚敛钱财，掀起了一股投机热。然而重要的是，加尔文（Calvin）派和路德（Luther）派等基督教新教派的教义对于当时的郁金香花投机交易，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监管的作用。
18世纪发生的欧洲经济危机也可以为例。那次危机完全是源于投机的幻灭，而法国受到的危害显然又比英国轻得多。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在分析原因时指出，法国的极其严格的破产法抑制了人们的投机心理。他还十分关注新闻媒体在驱动人们投机心理中发挥的作用。
荷兰的宗教，法国的法律，在蜂拥而起的社会潮流中所发挥的强有力的调控作用，已经成为人们必须服从的社会机能的组成部分。
在日本，道德或者宗教很少能发挥〃调控〃的作用，有关破产的法律法规也并不严格。当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政府曾部分地采取过一些抑制措施，但这些措施在官民一体营造的债权国景气到来之前，恐怕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泡沫经济促使1986年著名的〃前川报告〃提出了日本应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论调。在这一论调中，泡沫经济得到颂扬，这一论点也是当时的舆论主流。
因此，这种充斥日本经济社会的人行亦行（同质性）、人云亦云（同调性）的特性，不仅助长了泡沫经济的生成，说它与泡沫经济的崩溃紧密相关也是不过分的。泡沫经济末期，新闻媒体不无盲目的鼓噪，使得日本上下过快地陷入了摆脱泡沫困扰的情绪中，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导致日本金融当局作出了超出合理调整范围的政策选择。堪称意味深长的是，由1989年到1990年间进行的日美结构调整协议的谈判，不难看出日本国内的舆论和美国的对日压力在谈判过程中竟然形成微妙的共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