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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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最大化模型由图2。3所示。
假定在Q1之前盈利（用投资收益率来表示）是总销售额的递增函数，在Q1 后，盈利率下降；还假定存在一个经理必须满足的最低年收益率10％，经理的 无差异曲线是Ⅰ、Ⅱ、Ⅲ。它们是垂直的，表示经理并来从盈利状况好本身得 到效用。经理可达到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不是Ⅲ，销售率也不在Q3，因为每年销 售额产生的盈利低于10％，因此经理力求达到的销售额为Q3，此时正好在无差异曲线Ⅱ上，注意该销售额大于利润最大时的销售额Q1。
图2．3表示销售额最大化模型。纵轴代表用投资收益率表示的利润，横轴代表单位时期的销售额。利润率和销售额之间的关系如曲线所示；利润率在销售额为Q1处达到最大。但是，假定最大收益点（价格乘数量）在销售额为Q3处。尽管管理人员希望使销售收入最大，产量也无法达到Q3。因为已经对它施加了约束条件——最低收益率。我们将最低收益率任意划定为每年为10％，因此，管理者将把销售额定在Q2，而不是定在利润最大时的Q2处。
你会注意到我们在图2．3中画了垂直的Ⅰ、Ⅱ和Ⅲ无差异曲线。因为我们假定无论盈利性多大，管理部门都得不到效用。因此，更高的效用曲线只是向右移动的垂直线。管理者怎样才能增加单位时期的销售额从而增加收益呢？假定他们的生产正好处于需求曲线有弹性的部分，经理便可降低产品价格来增加总收益。而且，经理可以把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做更多广告来增加销售额。一些对销售额最大化假定所做的经验研究采用了威廉·J·鲍莫尔（William J．Baumol）提出的检验方法。他认为：“经理的薪金与厂商生产规模的相关关系似乎比与利润率的相关关系密切得多。”鲍莫尔在1967年修订版书中，把销售额最大化假定修改为销售额增长率最大化。这样，他就用多时期销售额最大化假说取代了单时期销售额最大化假说．麦圭尔（McGuire）、邱（Chiu）和埃尔宾（Elbing）检验了这一假说，发现经理人员收入和销售额（经营规模）的相关性比经理收入和利润的相关性更高。他们的结论是：鲍莫尔的假说得到了这些结果的支持。马布里（Mabry）和赛德（Siders）进一步检验了鲍莫尔的假说，得出的结果弱得多。他们的研究成果提供的证据既未支持、也未拒绝销售最大化假说。马歇尔·霍尔（Marshall Hall）作了进一步的检验，他并没有发现支持销售额最大化的证据。霍尔模型的一个含义是。现期销售额的增加部分地可由过去利润来解释，而这一利润是大于隐含的利润约束的。贝克（Ba－ker）用新的数据来检验销售与利润之间的相关性。他的结论是，无论是利润还是销售额，对于最高管理者的报酬都没有独立的影响。
增长最大化
一个类似的厂商模型是增长最大化模型，即经理致力于使销售收入增长率最大化。这大约也可以解释为何经理们如此乐意与其他厂商合并。如果他们发觉自己的薪水与厂商增长率有关，以及与把更大组织置于他的影响下有关，便会扩大厂商的活动。但是，他们仍然会受一定盈利性要求制约。在理论上，这种盈利性要求存在的理由是：若盈利性太差，一些股东也许会接管该厂商（以及解雇一部分或全部现任经理）。
加尔布雷思的观点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其《新工业国》和《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提出的观点，把管理者效用最大化、销售额最大化和增长率综合起来了。他指出，经理追求的是威望和技术熟练技巧。他还指出，经理可以实现其计划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影响消费者行为，办法主要是做广告。因为股份公司是由那些希望自己过舒适日子的经理们经营的。所以加尔布雷恩强调大股份公司会力图避免风险，制订广泛的计划来增加稳定性。这种所谓的经济计划部门是由股份公司的技术专家经营的。后者是技术熟练的个人。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他们作出了所有重要的经营计划决策。
多变量模型
有些作者不是用别的单一变量去代替目标函数中的利润，而是扩大函数中的变量个数。例如阿门·阿尔钦和鲁本·凯塞尔（Reuben Kessel）提出了一个经理行为的效用最大化假定。他们把非货币动机加入了目标（效用）函数。这一含意在拥有较高程度垄断（封闭的市场）势力的厂商那里，得到了一些经验上的证实。例如，人们发现这些厂商不太强调雇员之间的货币生产率差别，而更强调个人的人身方面的特征（相貌、个性、宗教、种族等等）。有时，这些特征被用作判断雇员是否合乎意愿的标志。此外，罗斯·埃克特（Ross Eckert）还单独对管制专员（regulatory missioners）的行为进行了检验。所提供的证据证实，当管制专员面临某种制度约束时，他们确实以可预见的方式活动。这种制度约束使得对管制专员某种活动的酬劳多于或少于追求利润的组织的经理面临的刺激。例如，在专员从进一步管制中得到的好处不多时，就显露出对扩大管制活动没有什么兴趣。奥立弗·威廉森提出了一个有所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也扩大了经理目标函数中目标的个数。但在扩大个数时，威廉森仔细地罗列了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根据他提出的假说，经理可以用3种确定方式之一增加其效用：
1．靠为所有者获取更多财富来增加薪金；
2．以牺牲所有者更大利益为代价，靠扩大销售和资产来增加其薪金；
3．在所有者财富与非货币的效用源泉（更大的办公室、更厚的地毯、送礼更慷慨、更宽松的人事政策等等）之间的权衡取舍。
威廉森与鲍莫尔不同。他采用的约束条件既包括最低的或可接受的利润水平，也包括资本市场约束。威廉森提出的证据表明，在运用于某种情况，如对利润税或一次性总付税所作的反应中，他的效用最大化解释比古典理论更好地预言了经理行为。在其他场合（如需求的变化和对销售税的反应），他的模型正如古典利润最大化理论一样可靠。
选择经理行为理论并不容易，经验上的发现也没有改变这一点。例如，威廉森声称阿尔钦－凯塞尔假说是他的模型的一个特例：
如果资本市场（既包括股东也包括厂商的债权者）施加给管理人员实绩的约束条件较松的话，管理人员就更自由地随意行使厂商拥有的垄断势力。因此，尽管我们完全赞同阿尔钦－凯塞尔对非货币动机的讨论和他们用一般偏好函数代替利润函数，但我们还是认为，受管制行业只不过是一般情形的特例。这种一般情形是，由于存在着混合合并巨头或进入壁垒的缘故，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很弱。
但是，人们也可以说阿尔钦－凯塞尔理论是更一般的假定。威廉森注意的是范围很狭窄的薪金与“支出偏好”之间的权衡抉择，而阿尔钦和凯塞尔则列出了一个一般偏好函数，分析在各种约束情况下的行为，包括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缺乏竞争的情形。
重要之点不在于垄断性厂商和竞争性厂商之间存在着偏好上的差别，而在于用货币收入换取非货币收入方面存在着差别。如果有关价格或交换比例方面的差别给定的话，所购买的品种存在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顾一下表2．1便可知，不同多变量函数的变形相当多。在60年代和70年代，仿佛存在一场竞争，各路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变量，将之放入效用函数中去。融合了这些不同的变量说明之后，利润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尽管人们发现厂商规模也很重要。此外，像麦凯瑟（Mceachern）这样的研究者已经指出并证明，在所有者并不积极参与管理的公司里，所有权结构本身便是决定最高管理者报酬的因素。麦凯琴发现，这种报酬与盈利率的正相关性比它与销售收入的正相关性更强。
令人满意的行为
根据厂商行为的令人满意的行为理论，厂商给自己定了最低绩效标准，其目标是令人满意的利润率；可以假定，一旦达到这一利润率，厂商便会懈怠下来。令人满意的厂商行为理论的一个含义是，倘若可以赚得一个令人满意的收益率的话，那么，厂商内部并不始终存在着使既定产量水平下的成本最小的努力。换言之，存在着内部松懈。
对非利润最大化假定的批评
批评意见除了针对假定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问题外，还直接针对上述各种模型。一种批评意见认为，经理市场确实是存在的。每个厂商的管理班子都面临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些管理班子可以说服股东相信，如果让他们来控制厂商，他们会增加厂商的盈利性。如果存在股份公司经理人员的市场，那末那种急剧偏离利润最大化假定的管理者行为就不会被允许无限期持续下去。但是，很明显，控制股份公司管理人员的阻力越大，厂商便越是可能在一个非利润最大化空间里经营。
而且，批评非利润最大化厂商模型的意见还指出，不仅要考虑现有的股东，还要考虑潜在股东。应记住，资产价格是其预期未来净收入的贴现流量。如果涉及的资产是厂商的普通股，则它在市场上的价值或价格就是预期未来净利润的现值。因此，若当前管理人员的决策不能使长期利润最大，则该厂商股票的当前市场价格就会低于其他情况下的价格。有些人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点，这样该股份公司就会成为提议接管者的猎物。一群投资者可能试图以目前的低价买下该公司较大份额的股票。用这个办法接管该公司后，他们就解雇目前的经理，委任新经理，从而增加预期未来收益率。这样股市又会上升。接管者得到的净值——资本收益——便增加了，因为他们现在拥有的公司股票卖价超过了当时的买价。因此，当存在接管股份公司的市场时，就有某些限制来约束非利润最大化行为。
经理偏离利润最大化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新经理接管厂商的交易费用。斯迈里（Smiley）估计，厂商股票的市场价值要降到低于其潜在价值13％左右，接管才成为可能。此外他还估计，由于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1968年修正案（威廉姆斯（Williams）修正案）严厉限制用现金投标出价和接管，因此就把投标出价的成本增加了27％。
调和折衷 非利润最大化假说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大厂商的经理可以经常公开地牺牲股东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好处。幸运的是，詹森（Jensen）教授和梅克林（Meckling）教授已经提出了一个严密的理论分析。他们指出，管理人员额外消费收入现象的出现及其程度与厂商价值最大化是不矛盾的。这两位作者认为，“代理费用”（agency oosts）阻止了纯粹追求利润最大的雇佣经理人员的存在。尽管如此，厂商的价值在扣除这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