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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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漠然。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我一边努力想让宝宝别乱动，一边再三问道。
凯文眯着眼睛点点头。维斯出现在门边，他爸冲他招招手，示意他过来，然后把他抱起来看个清楚。
“是中国，从你妹妹头上冒出来啦。”凯文告诉维斯。
我们一起瞪着苏菲的头皮好几秒。之后，家里的男人们看够了，鱼贯出了浴室。我没办法那么快就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我让苏菲光着身子爬出来，自己在浴缸边上坐了足足一分钟。我在努力把中国往屋子外头推，可它却轻松地就回来了，提醒我，还有苏菲，身体里流动着它的血脉因子。“你可以在塑料购物袋里抵制我，可我在这儿哪！”中国似乎在说。
我从不相信预兆、幽灵、神迹一类的东西，可事到如今，我恐怕该对这档子事重新换个认识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当生物学家的哥哥打了电话。我问他，宝宝头上的黑头发，从遗传学上来看，是不是比其他头发更中国。我听见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她所有的头发，都有着同样的遗传密码，不管什么颜色，”他叹息说，“颜色跟这事儿没关系。”
“那她怎么会突然长出来一根黑头发呢？”
“那可能是一根变异头发，但可能跟什么中国祖先毫无关系。”他说，“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头发的变异。”
他说话的时候权威感十足，但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对。我告诉自己，他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对海生珊瑚特别有兴趣，头发不属于他的专业领域。而且我不喜欢他在讨论他侄女的头发时，如此轻松地说那叫“变异”。我还是被另一件与苏菲头发有关联的事情搞得心烦意乱，因为，尽管有我哥的异议在前，那根头发到底是什么，还得由我来判断。我还得考虑要不要把它给拔了，要是就这么不管它了，说不定它哪天在运动场上跟其他宝宝混战的时候就自己掉了，谁也不会相信它曾跟苏菲的脑袋有过关系。
崛起和中国（9）
话是这么说，可看到苏菲的黄色小脑袋上长出了黑色头发，仍然是一件仿佛只有在医学教科书或者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才会出现的事情。贸然将之拔掉，似乎有点遗憾。在拿定主意之前，我打算干另一件事—找人求证。
“太怪异了，”我拖着苏菲到了邻居家，把宝宝的脑袋给她看，她这么说，“你绝对应该把它拔掉。”
“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的下一站是小姑子家，她说，“你应该把它留着。”
“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妈从加州过来玩的时候说。她坐在沙发里，戴着老花镜，把苏菲抱在膝盖上，用一根指头扒拉她的头发，“我觉得是你编出来糊弄人的。”
老妈逼我动了手，我决定拔掉它。我飞快地一扯，把头发装入一个塑料口袋，放到了我书房的书架上。这真是可笑、荒谬，根本不像我平常的行事作风，可我告诉自己，这是一辈子只碰得到一回的事，是科学怪癖，是对我们抵制活动的冷嘲热讽。张先生似乎总像是遥远历史里的一段失真细节，可他就在这儿，以肉体的形式—姑且这么说吧—附在苏菲的头皮上，尽力最后一搏。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目睹到这样奇迹。
过了几天，我又在苏菲的发际线看到一根中国头发，跟前一根一样，漆黑、不容置疑。我决定把它留着，我已经有证据了，这一回，尽管由张先生去找乐子吧。
ゥゥゥ
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还是有些好处的。穿越客厅的时候，赤脚踩在硬邦邦的玩具上，痛得我大叫一声—这种事，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没碰到了。从前至少一个星期碰到一回。房子里也不再那么乱糟糟了，因为原先的玩具、衣服扔进柜子之后，我没用新的中国商品把地方又占满。当我发现复活节玩具市场并未完全抛弃自己之后，内心充满了力量。我买了一盒子墨西哥产的糖果复活节彩蛋，盒子封面上写着激励人心的口号，比如“远离毒品”，“重视教育”。我们用墨西哥彩蛋和去年剩下的几个中国蛋玩了找蛋蛋游戏。复活节，本年度的第一个中国节，过得很成功。
不过，我碰到一个与抵制相关的新问题：晚上在书房工作，我看不见了。原来的台灯熄火了，由于家里台灯短缺，我在其他房间找不到闲置台灯备用。于是，在截稿期即将到来之前，我坐在漆黑的夜里，就着电脑屏幕的光亮，照亮我的稿子。我尝试了诸多解决办法，包括把眼睛凑得更近一些，用手电照亮书本上记的笔记，但这些补救方案都不能令人满意。我需要一盏台灯，而台灯产自中国—这是我在本地商场连续逛了好几个下午之后得出的无奈结论。
崛起和中国（10）
一天早晨，我无聊地翻阅着邮购目录，碰到了一个小小奇迹。我瞅见了一盏好看的台灯，价格也合理。产品描述上并无“进口”字样—我知道，在邮购目录上，“进口”几乎跟“中国制造”是一个意思。我打了客户服务电话，询问这盏台灯的产地。
“美国。”客户服务人员告诉我。
我惊讶得差点把话筒掉了。
“我买了。”我说。
正常而言，买一盏台灯并不值得大肆庆祝，可几天之后，联合包裹公司一辆棕色的卡车突地停在我家门口，我立马从办公椅上跳了起来，冲出了前门。等一进屋，我就扯开了盒子，弄得客厅地上满是塑料泡沫。可接下来我看到的东西，令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盒子上方，是一个大的透明塑料袋，里面装有一根金属细弯杆。袋子外头，用黑色的大写字母，清晰地标着“中国制造”。我有点失望。不，我太失望了！
我蹲下来翻检着盒子外面。“美国制造，”上面这么写着。噢，不完全是，我想。我心情沉重地弯腰收拾着地上的泡沫塑料，好把盒子重新装起来。在退货单上，我写的原因是“产品描述与实物不符”，因为描述上说它是美国产。接着，我把盒子放在门口，打算改天把它寄走。现在就去寄，我可真没那精气神儿了。
过了几天，盒子还在门口，成了随手扔广告信件和孩子外套的好地方。我告诉自己，我没去寄它是因为我没时间，但实情是，我一直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留着它。说不定，使用中国零件，是制造台灯（或称之为台灯的大部分）的那家公司节约成本、保持竞争力的唯一方法。要不是靠着这少数的中国部件，说不定那公司早就四脚朝天垮台了，要不就是整个搬到中国去开厂了—就好像其他所有公司一样。
“留着它。”凯文不耐烦地听完我的自言自语，说道。
他不能动摇我的决定，可我知道谁能。我找出洛杉矶灯具制造厂的电话，向他们解释了我的困境。灯具厂的那人一开始有点怀疑，但很快变得热心起来，给我快速上了一节灯具课。他告诉我，十多年前，美国有几百家灯具制造厂，光是南加州就有40来家。可如今，他觉得全国只有四五家了。
崛起和中国（11）
“百分之百是中国的原因。”他说。
他的公司能撑这么久，多亏拥有它的是一个家族，而不是热心期待获利的股东，而且，它专攻大型灯具，不太适合用集装箱的方式运输。他对残存的美国灯具公司做了现状报告，向我指出：迈阿密的一家高端灯具厂，“饭都给中国人吃光了，”因为中国人是制造物美价廉玩意儿的大师。我问他台灯盒子里的中国零件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因为太多工厂都关门了，所以弄不到美国产零件。比方说，灯具开关全都不是美国造了，他说。
“没办法，你只能到海外采购零件。”他告诉我。
我们挂了电话，我坐着寻思台灯。或许这算不上一个天崩地裂的新发现，但想到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美国制造的台灯了（至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如此），感觉还是很怪。门口盒子里的那盏灯，大概是如今能到手的最“美国”的灯了，但，跟我女儿苏菲一样，它是一盏混血台灯，用了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一丝悲哀涌上心头，就像从前发现美国产网球鞋成了历史遗迹一样。我若有所失，却又不清楚失的到底是什么。
我留下了台灯，因为我判定盒子上的“美国制造”战胜了里面的“中国制造”。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决定，我真希望能有本抵制指导手册来照着做，因为，边干边订规矩的一大问题是，你没法确信你所做的决定，到底图的是方便，还是出于内心的信念。总而言之，没时间再在台灯上多耽搁时间了，凯文把秘书送给他的那副太阳镜又弄丢了，他威胁要造反了，还发表了一通令人担忧的宣言，说他想给孩子们买一套充气游泳池放在后院。他说的不是“想要买”，而是“他要买”。如果你跟我一样，知道这年月充气游泳池都是打哪儿来的，你肯定也会觉得这句话是个不祥之兆。
制造异议（1）
我仍然记得当初猛然醒悟自己打心眼儿里想嫁给凯文的那一刻。那时我认识他已有几个月了。我俩跟一位朋友坐在夏威夷怀基基的海滩上，他正逗着从旁边海滩逛过来的一个小男孩儿玩，他俩一起从沙滩里拾贝壳，好看的就留下来堆在一旁，不好看的，就扔回大海。
朋友唠唠叨叨地讲着跟男朋友之间的麻烦，还有一件超悲伤的趣事，但我却无法集中精力听她讲。凯文逗小孩的高超技巧，老叫我分心。每次他说一只贝壳“好丑！”，小孩就兴高采烈地尖叫起来，动作夸张地把它抛进浪涛。我早就仔细捉摸过凯文这个人了，他笑起来能把餐馆里的陌生人吓个够呛，有一种淘气的幽默感，穿衣服特不讲究—天天穿着旧货店淘来的褪色T恤招摇过市，但他长得特像史蒂夫？麦奎因，而且更好看，因为他有着翡翠般的绿眼睛和一副好脾气。
我在最后一刻才接到凯文和朋友到夏威夷旅行的邀请，完全没指望要寻找爱情。我原本以为会跟他们在沙滩上晒一个星期的太阳，灌上一肚子酒。可如今，我坐在毛巾上，假装在听着忧郁朋友讲的话，却感到有什么东西让我怦然心动。我意识到，几米开外在沙滩上跳上跳下的这个男人，这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男人，能带给我一辈子的幸福。问题是，凯文不知道我也能带给他一辈子的幸福。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让他确信这一点。他用了很长时间—整整两个星期—才醒悟过来，向我求婚。我原谅了他的迟钝，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从没后悔过。
要把眼前这个站在塔吉特泳池用品区一脸苦相的男人，跟记忆中那个在沙滩上快快活活的“史蒂夫？麦奎因”联系到一起，简直是太难了。不，不是难—是根本不可能。“史蒂夫？麦奎因”那副脸孔还在，可那天他在海滩上的幽默感和耐性，却犹如一缕青烟，消散在空中。在这个星期六的上午，凯文抱怨地瞪着我。他那样子，就好像是要朝小孩的身上扔贝壳，而不是帮他们扔贝壳。而且，我还注意到他双眼斜视得厉害—正如他过去几个星期天天早晨跟我抱怨的一样，他真的该换副新太阳镜了。
制造异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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