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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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赶紧想法子。我蹲下身，跟维斯视线平行，开始跟他谈判。
“我不能给你买那把剑，因为今年我不买中国东西，”我说。“可要是你真的很想要，我会给你买，等回了家，你再用压岁钱还给我。这样，买它的就是你，不是我。”
维斯皱起眉。他不敢肯定我给他指的方向划算不划算，尤其是，我还告诉他，做了这笔交易，他的存钱罐就空了。
“你的存钱罐里有16美元，那把剑卖15块，再加上税的话，你的存钱罐会一直空到明年过生日，”我告诉他，“至少。”
我看见维斯在残忍无情的经济现实下蔫儿了气。接着我又想到他那勉强塞在网球鞋里的可怜脚丫子，好像把这么沉重的决定压到这么小的孩子肩膀上有失公平，于是我在交易里加了点糖。确切地说，是让它变得无法抗拒。我告诉维斯，要是他放弃那把中国剑，我会给他买个其他地方产的玩具，只要不是中国产的，什么都行。
“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钱留着。”我说。
他顿时快活起来。他也不是19世纪的孩子。他又飞快看了一眼那把剑，但我看出，他眼神里的那种渴望消退了，他已经在想着别的东西了。我牵着他的手，快步走进大棚，很快，灯光暗下来，音乐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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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在附近的街上逛悠，听见一个孩子的声音呼唤着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来，看见邻居家12岁的小女孩靠在自家前院的篱笆边上朝我挥手。
红鞋子（6）
“我爸爸今天去了沃尔玛，”等我走近了，她这么对我说。她喘着气，带着一丝居心不良的笑意，因为有机会向大人告状而备觉兴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他给艾克买了鞋。”
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她停了一下。
“中国鞋子。”她压低声音，却又故意让我听见。
女孩的父亲从屋里出来跟我打了招呼，刚好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他显得有点窘。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不必向我，或者向任何人道歉，他就说了声对不起。
“我觉得不大好，”他说，“可我还是买了。”
我们的邻居有3个孩子，还要供房贷。他也是苦孩子出身，现在是美术教授，专门画鸟，作品精彩极了。跟凯文一样，他完全赞同全美的沃尔玛狂热会让美国加速走向毁灭。此前，听说了我们的抵制中国计划，他举起大拇指，并告诉我，今年他发誓不到沃尔玛买东西。如今，他自食其言，屈服于“低价格”的邪恶召唤，因为，他到这条街上的体育用品商店看了，70块一双的跑鞋，他实在买不起。
“我不能这么做，至少，不能给一个8岁的小孩子买70美元的鞋子啊！”他对我说，“于是我就开车到沃尔玛，在那儿买了几双鞋，我到现在还觉得挺难过。”
他一副沮丧样子，就好像是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过。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傻站着，指望世界突然炸成一个大火球，把我也炸飞上天，或者，至少叫我想起什么有趣的事情说一说，打破紧张气氛啊。
“我只是觉得该告诉你一声。”他说，回头消沉地朝屋子走去。
他女儿胜利般凝望着他的背影。我在暮色中又站了一小会儿，惊恐地想到自己竟然当了一回邻居的忏悔牧师。那天晚上我才想起，我也应该向他忏悔的。我应该在夜色里冲着他高叫，我竟然铁着心肠，让我家老大稚嫩的脚丫上穿着完全不合适的小鞋，我有什么资格指责去沃尔玛买东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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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两个星期，我才给维斯找到了新的运动鞋。它样式新颖，太空风格，鞋带用的是皮革和尼龙搭扣，而不是普通的绳子，而且，产自意大利。连运费一起是68美元，相当于阿富汗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所以，问题来了。
红鞋子（7）
我对消费僵尸症咒语很敏感。一出有关非洲的压抑电视节目，或是报纸上一条有关饥饿儿童的新闻，会让我连续几个星期对自己大手大脚买东西懊悔不已。有一回，我看了《国家地理》出的阿富汗地图。跟寻常地图一样，这幅地图也有曲线和圆点，此外还有小的文字框，概述了阿富汗人民及其邻国的一些细节信息。头一回看这地图的时候，我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文字框里的信息读了又读。它们对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做了简洁的说明，从此以后成了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梦魇，一碰到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就冒出头来。
比方说，我可以告诉你，阿富汗人平均在地球上只能活46个春秋，可北方邻国塔吉克斯坦人的平均寿命则是64岁上下；只有3/10的阿富汗人识字，而塔吉克斯坦却是个书呆子国度，98％的人口识字。但真正叫我受刺激的是有关贫困的数字，塔吉克斯坦人每年的平均收入是1100美元，而在阿富汗，普通人的收入是每年800美元。于是我养成了一个怪习惯，每当看到邮购目录或商店橱窗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立刻用它的价格跟阿富汗人的平均收入做对比。60块一条的牛仔裤？差不多相当于阿富汗人一个月的薪水了。150块的被子？两个月薪水。我中午点的三明治？我最好还是别想这个了。这个习惯对锻炼算术能力很有帮助，但在商场，它让我无所适从。我发现，我对喂养体内那头贪婪的物质主义怪兽没了胃口。
自然而然地，我怪罪起了老妈。
“因为她总是提到穷人，”一天晚上，我喝着饮料对朋友解释。“所以我特别容易受地图上小文字框的影响。我居然没办法去买床被子，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有病、太固执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一床被子。卧室糟糕透了。”
朋友用一种医生般的超然眼光，越过酒杯上缘仔细打量我。她的眼睛暴露了她在想什么：我疯了，那表现绝非健康人所为。
“你还好吧？”她问。
“是暂时状况，”我告诉她，“我能熬过来的。”
我总是能熬过来的。我摆脱了那些沉闷的数字，过回了反复无常又好冲动的日子。我或许要用两个月时间才买下一床100美元（相当于阿富汗人平均年收入的1/12）的被子，但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变回了正常的美国消费者。
红鞋子（8）
所以，这天下午，我坐在桌子旁，凝望着那双拯救维斯宝贵脚丫的意大利运动鞋的照片，再次想起了阿富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两周里的烦心经历，我可不想再拖下去。我访问了无数的网站，发邮件给陌生人（大部分都没理我），给蒙大拿到宾夕法尼亚的鞋店打电话。我发现，一些著名的美国鞋厂早就不再生产真正的美国鞋了，至少，从鞋子的产地来看—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国，它们不再是“美国造”了。有些下午，我因为在电脑前坐得太久，屁股都麻了。甚至还有一次，我给缅因州一家制鞋公司的总部打电话，问他们鞋子是哪儿产的，对方态度极为火爆。
“为什么你要想知道这事儿？”营销部的一位女士呛声问道，“而且，你为什么要问我？”
“接线员转给你的。”我告诉她。
“是中国产的，可我搞不懂你干嘛非得知道这个。”她说，接着唐突地挂了电话。
罪过，罪过，罪过啊。
其实我也不是找不着非中国产的童鞋，可它们的式样总是不合适。我找到了密苏里制造的黑漆皮行进乐队鞋，可维斯还太小，不能参加行进乐队。我找到了得克萨斯产的女童便鞋，可维斯又不是女孩。我还找到了瑞典产的木屐，可要是我给维斯穿这玩意儿，凯文一定会杀了我。我需要的只是一双平凡的网球鞋，非中国产的，但我逐渐发现，这好像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还跟衣阿华州一家鞋店主邮件往来了一番，在我读来，他的回复信息就好像是一首对垂死工业的赞歌。他告诉我，打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没地方生产儿童运动鞋了，打从那时起，它们就都搬到了中国。
“你好像搞得太过火了吧。”凯文几乎每天都这么对我说，但对维斯脚趾头的担忧，迫使我继续努力。
这个下午，我的搜索行动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只要给邮购目录页脚的客服号码打个电话就成了。然后，我坐在桌子前，把电话拿起来，又放下。我对着目录大皱眉头，试图整理一下思绪。老妈和《国家地理》不断在提醒我是多么幸运，这让我备觉烦恼。
红鞋子（9）
正在此时，眼角的余光看见点儿东西。是我们街区一个严肃的女士，午后出门遛弯儿。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出前门，跳下台阶，在大门口叫住了她。她迟疑地靠过来。我问她，如果我花68美元给维斯买双意大利鞋子，她是否觉得太过分。
“你不觉得这太奢侈吗？”我问，“要知道，他才4岁，而且是男孩儿。”
她不惊不诧，就好像每天都有人问她这个问题似的。
“这有什么呀。”她有些蛮不在乎地挥了挥手。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每个月花几百美元买美肤霜，免得因为抽烟长皱纹。这个美妙的信息立刻让我陶醉起来，把鞋子的事儿甩到了一边。
“我觉得她该戒烟。”我斟酌着词句，努力做出毫无偏见的样子。
“当然，大家都这么想，”女士说道，“可她既不想戒烟，又想要漂亮。”
我们的对话走向了结束。我试图从她那儿打听更多有关这个朋友的细节，可我看出，我对此话题的过分热衷，让她有点后悔方才的轻率。不过，我也不在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终断谈话—我已经达到了目的。我挥手跟她道别，带着突然而来的圣洁感，“飘”回了前门的台阶。
进了屋，我拿起电话订了鞋。在交易当中，我只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给维斯订了至少大一号的鞋，我可不希望在短时间内再来一次鞋子历险记。这样想起来，鞋子也不算太贵，因为维斯可以穿很久，我的愧疚之情也减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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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卡车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轮毂周围的白漆锈迹斑斑，窗户上点缀着褪色了的贴纸。我慢慢把车开进街区药店油腻腻的停车场，看到了车身后保险杠上的贴纸。上面写着，“抵制法国”。
我的头一个想法是，看来这辆卡车的主人，早在法国拒绝参加对伊战争之前就不买勃艮第葡萄酒和布里白乳酪了。我妈肯定不赞同。我东看西看，寻找着司机的身影。在我想象中，那肯定是个红脸的大肚子男人，说不定他在里面买胃药呢。当然，这只不过是个猜测，不太厚道的猜测，但我怀疑，他跟法国的最近距离接触，就是在麦当劳买“法式”炸薯条—哦，我是说，“自由”炸薯条。
红鞋子（10）
保险杠上的贴纸让我陷入了沉思。回家之后，我噗通一声坐在了电脑跟前，在网上搜索起“抵制”加“中国”。结果真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些网站措辞尖利，有些考虑周到。
接着我又输入了“抵制”加“法国”，这一回我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暴力。和反法人士比起来，抵制中国的群众们可就太温柔了。有家名字下流的网站，站长极度擅长意识流、大写字母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