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第12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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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觐次数，敕令嗣后五年来京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道光元年（1821），敕令第五十九代天师、正一真人张钰‘停其朝觐，著不准来京。‘
明清之际，全真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以龙门派为主体出现了一批高道，又呈复盨之势。清初，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以振宗兴教、光复全真祖风自任，采用清整戒律为中兴龙门的主要措施，建立了公开传戒制度，并得清廷的支持，于顺治十三年（1656）‘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⑨一时南北道派纷纷来京求戒。康熙二年（1669），王常月卒，弟子詹守椿、邵守善等南下，于南京、杭州、湖州、武当山等地立坛授戒。与王常月同辈的沈常敬及其弟子，在江浙一带亦颇有影响。在甘肃，龙门第十一代道士刘一明，著书阐发内丹之道，流传甚广，亦卓然成家。在广东，清末有龙门派道士陈铭珪，住持罗浮山酥醪观，撰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为研究全真道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还有万历时扬州之陆西星和道光时乐山之李西月，并非正式的全真道徒，皆著书立说，在道教修炼方面各自形成一个流派，世称前者为‘东派‘，后者为‘西派‘。各地龙门派道士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一途，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道没有多少差别，表明它们之间相互融合的倾向。全真一系虽经一批高道的努力曾一度有复兴之象，以至在清末时仍有相当的势力，其宫观庵院遍布全国各地，田产收入也相当多，但其教团素质仍江河日下，道士中道行可称者越来越少，个别上层道士亦日益腐化，终于不能不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
明中叶以后，道教在上层地位日趋衰落的同时，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仍很活跃。以各种宗教互相融合为特点的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派别繁多，思想渊源亦很复杂，但其中有些派别在思想上、乃至在组织上，同道教仍有一定的关系，演化为如清初的八卦教等民间宗教组织，而后来的义和拳，和道教也有一定的关联。
在苦难中支撑的民国道教
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战火连绵，民生疾苦，名山胜地的道教宫观建筑得不到维修保养，殿堂衰颓，道士离散。只有广州、温州、上海、天津等辟为商埠的沿海城市，或者人口比较集中的沈阳、武汉、成都等都市，道教仍稍有发展。民国期间，道教尽管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道教与统治阶级之间仍互相利用。全真道在北京、沈阳和武汉等地道观曾举行过约六次全国性放戒活动，署名赞助放戒的有大总统黎元洪，伪满洲政府国务院总理张景惠，以至省长、将军、督办、知事、商会会长、学校校长等。在放戒活动中，声称‘道教今后应与社会发展相结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各地道教也都举行所谓祝蒋委员长平安返京的祈愿道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期间，上海个别道观进行过‘追悼中日阵亡将士‘和‘追悼汪精卫‘等活动。辽宁沈阳太清宫某些道士还举行过投降卖国的‘圣战必胜祈愿‘道场，而为广大中国道教徒所不齿，也受到日本的仁人学士的鄙弃。
但是，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的道教信徒是反帝爱国的。
本世纪20年代，沈阳太清宫住持葛月潭将宫内收入结余全部周济奉天百姓，办学校，开粥厂。冀鲁大旱时，葛月潭夜以继日作字画千余幅，将义卖所得全部赈济两省灾民。30年代初，红三方面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进入武当，武当山道总徐本善以紫霄父母殿和西道院作为贺龙的司令部和后方医院，帮助红军送情报、截军火和医护伤员。红军转移北上后，武当山道观遭到空前劫难，道总徐本善被暗杀，精于医道的王教化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些沦陷区的道教宫观都曾腾出殿堂作安顿难民的场所。江苏茅山更成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根据地，乾元观还曾一度成为陈毅将军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在抗日战争中，茅山的道士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事业流血牺牲，有的为新四军作向导，传情报，抬担架，护理伤员，备粮筹款等等。1938年在日寇的清乡扫荡中，乾元观、元符宫等道院被焚烧殆尽，几十名道士遭到杀戮。
民国初年，道教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变化，也曾企图仿效西方教会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道教教会组织系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1912年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道教会：北京的中央道教总会和上海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中央道教总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是清一色的各地全真道观的住持，因此，它只能说是全真道的全国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以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为本部，以上海为总机关部，参加其成立大会的尽管有数千人，还有外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的捧场，但其实质上也只是一个龙虎山企图重建其权威的正一道的全国组织。两个全国组织都制订了一套复兴道教的计划，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权威领导，也未形成从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因此，两个组织都未能开展有影响的活动。
中国道教的教义思想未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飞速发展，道教界也没有涌现出有远见卓识的高道哲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期刊，一般认为是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张竹铭等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作为这二个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陈樱宁是最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并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30年代，陈樱宁提出了独树一帜的‘仙学‘。他认为仙学是一种独立的专门学术，可以补救人生之缺憾。他在《又与某道友论阴阳工夫》一文中说：
‘如此世界，如此人生，自然以修道学仙为最高尚‘，并且公开提出‘你若救国，请先研究仙学‘的主张，因此，这里的‘仙学‘，与其说是鼓吹‘离尘出世‘，不如说是在沦为亡国奴隶的情势下，追求不染污浊、独善其身的一种曲折的表现。陈樱宁称其‘仙学‘不同于释、儒，与道家和道教虽有联系而有区别。不过，其‘仙学‘内容只是传统‘炼丹术‘的‘内丹‘，即道教方术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蚀之下，近代中国道教逐渐失去固有的本色。一些宫观殿堂变成了赚钱的场所，为信徒做功德也成了一些道士糊口度生的手段，做道士成为一种职业。
道教信徒一方面出钱雇道士作道场，冀求登升仙界，一方面又从音舞结合的道场中获得娱乐上的满足。在世俗化潮流之中，向来口口相传的道教内修秘术，也逐渐流向社会。
以上仅对道教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粗具轮廓的简要综述。至于道教的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述以及文化艺术诸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将另有专门论述。
注：
①《明太祖文集》卷十
②③④⑤⑥⑦⑧《明史》第1册160页，第26册7882页，7885页，7897页，7897页，7897页，7876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⑨《白云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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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典籍 概述
更新时间2009…12…24 11：50：45 字数：6116
中国道教在一千八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先后揽收先秦道家典籍《老子》《庄子》《文子》以及后出的《列子》、《亢仓子》奉为诵习的经典外，经过长期的宗教实践活动，在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以及传教等方面，积累了种种经验；又经若干代的努力，将这些笔之于书，形成了卷帙浩繁的经籍书文。现存《正统道藏》的主体，就是这些经籍书文的基本结集。它以自己特有的内容，表现为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与儒、释两家的文化互相区别又互相交融，成为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道教经籍书文的造作与结集，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五斗米道创建时期，除以《老子》五千文为祖经，并为之作注释（如《老子想尔注》），以为教徒诵习之课本外，新创作的经书只有先出的《太平经》和张陵所写的道书若干篇。此后，经书日有增益，至东晋初，葛洪《抱朴子－遐览》即著录道书六百七十卷，符书五百余卷，共一千二百余卷。东晋中后期，上清、灵宝派出，在佛经广为传播的影响下，道书造作的规模日益扩大，创作了上清、灵宝两大部类经书各若干卷，加上三皇经系统的经书、正一派的经书，篇卷已甚为可观。因而要求结集成帙，以广传播。所以在南北朝时期，相继有一些道士对当时零散的道书进行搜集与整理。但因受人力、物力和传播手段的限制，无法将结集的经书进行大量抄写传播，仅能辑录经书目录传世。相继编成的经书目录，主要的有：南朝宋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齐梁孟法师《玉纬七部经书目》、梁陶弘景《陶隐居经目》《太上众经目》《三十六部尊经目》、北周玄都观《玄都经目》、王延《三洞珠囊》等。这些经目现皆已不存。据北周甄鸾《笑道论》称，陆修静《三洞经书目录》已著录道书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实有者一千零九十卷），《玄都经目》则著录道书六千余卷（实有者二千零四十卷）。可见至南北朝末，道教经书较东晋葛洪时有了较大增加。道士们在整理经书、编制经书目录的过程中，创造并逐步完善了道教独特的经书分类法，即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
上述各种经书目录按此法分类，以后的各部道藏亦以此法分类，沿用千余年未作改变。
道书之正式结集成‘藏‘，始于唐开元（713～741）时。
玄宗诏令天下搜访道书，经过整理，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法进行编纂，最后成中国第一部‘道藏‘，名《开元道藏》，目曰《三洞琼纲》，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曰五千七百卷，诏令传写，以广流布。后经五代之乱，这部道藏因遭兵燹而散失不全。至宋代，从太宗至徽宗间，几经修‘藏‘，编成传写者有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初之《宝文统录》，真宗天禧三年（1019）的《大宋天宫宝藏》，徽宗政和（1111～1118）间的木板刻印《政和万寿道藏》。至金元，在《政和万寿道藏》残板基础上，又相继于金明昌元年（1190）修成《大金玄都宝藏》，元乃马真后三年（1244）修成《玄都宝藏》。最后一部道藏是明正统九年（1444）刊竣之《正统道藏》及其续书《万历续道藏》（刊成于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