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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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击者回忆，“俄国人杀人最多”。俄军大规模的杀戮地点是车站和租界附近。车站旁，“堆积中国百姓尸体数以千计”；而租界附近由于尸体太多，“不得不开放浮桥将尸体冲向下游”。一个叫做科罗斯托维茨的俄国军官后来这样写道：“天津似乎只剩下10万居民了，而过去有100万。”（（俄）科罗斯托维奇：《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见《京津蒙难记》，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第174～175页。）中国人描述匪徒恶行的时候，大多用“杀人放火”一词，联军官兵杀人之后便是放火。大火烧毁了天津城内几乎所有的房屋，天津河东一带原来一望无际的房屋几天之后便成为一片空地。自马家口至租界周围，原来高楼林立，瞬间荡然无存。从法租界到城里的路上，所有的房屋均成废墟，至闸口的两里长街“亦不剩一屋”。从锅店街至估衣街口，直至针市街，所有的房屋全部烧荆损失最大的是临街的商铺，隆顺、隆福、瑞蚨祥分号等财产雄厚的商号，资本上千万金，都被大火吞灭。
联军的烧杀行为，都是在“剿灭义和团”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当天津城陷入一片恐怖中的时候，天津义和团主要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不见了踪影。一说是他们携带着政府发给义和团的巨额饷银逃亡的时候被帝国军队的官兵抓获；另一说是，尽管他们还原了一身普通农民的装束躲藏了起来，最后还是被愤怒的农民们揪了出来，死在乱棍锄头之下。
作为义和团的辅助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的首领却落在了联军手里。那是在天津城防守崩溃的时候，她们带领着3000女子撤离火线。正首领是个叫做林黑儿的船家女，她手下的女儿们个个红衣红裤红灯笼，战斗勇敢，毫无畏惧。当她们撤退到河边乘上一条小船的时候，联军得知小船上是三个让千万义和团青年为之倾倒的红灯照首领，于是派出重兵将小船包围。三个女儿家在最后时刻跳河准备自尽，联军官兵纷纷下水抢功，结果正首领林黑儿死亡，两个副首领董二姑和刘三姑被联军送进医院救活。
两个红灯照的女首领身穿黑色内衣，外披五色绫罗绣着金纹的法袍。这是她们的“军装”。为了防止她们再次自杀，联军对她们施行了严密的看护，并且强迫她们进食，然后把她们装在笼子里，到处“展览”。帝国年轻的女儿那张依稀还能看出青春年华的脸上全是悲愤，她们站在笼子里看见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联军们给董二姑和刘三姑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拍摄了许多照片，各自寄回国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中国圣母。
《师竹庐随笔》有一则“玻璃罩”记载：“咸丰六年，广东私盐船用外国旗号，粤督叶名琛办理不善。明年冬，英法两国攻陷广州，叶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至九年三月，死于西夷。”（转引自余杰：《火与冰》，香港天地出版公司，第136页。）一个中华帝国的省级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当做公开展览并且收取参观门票的某种稀罕动物，这对千百年来一直把洋人称为“夷”的中国人，是一个最悲哀的讽刺。
帝国的大员“死于西夷”，但两个帝国女儿的下落却不见踪影。一介草民没有资格进入帝国的正史。有野史说，她们被送到西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展览”，在西方人对此失去了兴趣之后，她们被卖到了妓院。还有笔记说，她们很快在天津被联军秘密处决了。
年轻的帝国女儿们的音容笑貌永远令人神往。她们全部的妩媚来自于她们这样的一句战斗口号：“跨过东洋到日本，索要两亿三千万两赔款。”这样的口号竟然从帝国的一群十六七岁的农家女儿口中喊出来，同时一无所有的她们情愿不顾千年闺阁古训而为之抛头露面并且生死由它，这怎么能不骤然间对数千年来趾高气扬地统治着一切的中国男人们产生一种难以明状的轻蔑。
与烧杀同时进行但持续更久的是抢劫。抢劫不但是战争的结果，也是战争的起因。抢劫是人类的天性，是战争最实质的内容。抢劫这件事在联军官兵心里比杀人放火重要得多。他们在军舰上狭窄闷热臭气熏天的卧仓里忍受颠簸的时候，在战斗中面对死亡和伤残的恐惧的时候，惟一能够安慰和鼓舞他们烦躁惶恐的心灵的，就是对“富庶的东方天堂”大肆抢劫的不可遏制的贪欲。
一个名叫萨维奇·兰德尔的英国人曾经写过一本名叫《中国与联军》的书，其中对联军对天津城的抢劫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无疑抢掠是应当受到谴责、惩办的严重罪行，但是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既无民族尊严，又不尊重任何政府和法令，也不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似乎除了掏他们的口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惩罚他们。”“如果他们反抗，甚至可以打死他们，如果他们不说出他们的财物放在什么地方，则以枪支威胁他或污辱他的妻女。”（（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抢劫的首先是紧张激烈的竞争：“一群欧洲人、印度人、美国人与中国人疯狂地跑进跑出。那些拼命挤进去的家伙手中什么还没有，可是那些被人们从后面推出来的，却连站稳都不容易。在他们的头顶上、伸长的手臂上，有好几个装得满极了的箱子，里面是货物、成把的珠宝，还有皮子。人挤极了，挤得透不过气来，几乎要窒息死了。从大门挤进去时——那是最窄的地方，而人人都想马上进去——人们感到肋骨在承受前后左右的压力，可是一挤进去，是一个又大又黑的大厅。人们从这间房屋跑出来，又跑到另一间房屋里去。金属丢在石板上的响声，抢掠者粗暴的喊声，混杂在一起。”（（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许逸凡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那些原来就居住在天津、对天津十分熟悉的各色洋人，熟悉地形、街道和目标，他们因在抢劫中比联军士兵的动作更快更有效而受到联军士兵的憎恨和妒忌，萨维奇·兰德尔说，联军的士兵们认为这“很不公平”：“城门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美军、俄军、英军、日军与法军到处奔跑，闯进每一户人家，要是门不是开着的，就马上一脚踢开。天津的外侨对城里很熟悉，这真是不公平，他们比英军士兵和美军士兵方便多了。英军、美军的士兵们只到处瞎碰，而他们由于没有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就不失时机地跑到造币尝盐道衙门、总督衙门，或者是最近的丝绸、珠宝店里。他们知道那里堆着好多值钱的东西。到了那儿，他们喜欢什么，就可以随便拿走什么，而他们愿意拿的却是纹银、元宝和金条。”
萨维奇·兰德尔接着按照各国士兵的国籍不同，描绘了各国士兵的“抢劫风格”——英国士兵首先想到的是吃：他们进城的第一件事是开始在小胡同里、在人家的后院里狂追鸡鸭。驯服的家禽往往是不会剩下的。同时，英国兵还喜欢精致的东西，因为据说他们在这时候想到了自己的情人：哎呀，我的情人看见这些东西不知怎样高兴呢，她完全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于是，英国兵的口袋里装满了镀银的梳子、小雕花发卡、精致的首饰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银制品。一个英国水兵把足够一班人穿的丝绸衣衫堆在一块布上，他想拿这块布把衣衫包裹起来，但是怎么也包不好。他挠挠头，决心要把最漂亮的一件绣花绸衣送给他的情人，而较差一点的送给他的老母亲，因为她已经年老，老眼昏花，看不出差别来。把另外一件皮里子的送给她兄弟约翰的老婆，再把另一件金色的花缎送给曾经借给过他五先令的史密斯先生。（（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0日本兵是“表现出自然而完全地欣赏艺术及艺术式事物”，“他们的抢掠的方式是沉默而安静”的：一只古茶杯、一只碗、一卷年久色黄的画轴、一幅毛笔画都比一捆值钱的丝绸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最想拿的是象牙玉器。每一个士兵细长的手上都有一只花瓶或者一只碟子，他们翻过来倒过去地审视，非常仔细地研究上面的图案。这些家伙们找寻外国造的钟表，银制的刻时、刻分的弹簧表使许多日军士兵高兴。除此之外，没有比乐器和八音盒更为他们所喜爱的了。尤其是当一件小巧精致的物品被日本人优雅而艺术家式地轻轻一触拿到手时，如果跟美军、俄军、法军或着英军的笨重得像香肠那样的手相比较，人们不免惊异了。看见日本人以那种优雅的姿势拿起或放下最孝最精密的物品时，实在是一种享受。（同上）“美国士兵的情况是一个有趣的研究题目”，因为事后美国报纸说，美国士兵是“在中国惟一绝对没有进行抢掠的士兵”。“美国士兵绝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更坏一些，但也决然不比他们好一些”。美国士兵身上没有“艺术气质”，更多的是“相当的商业才能”：美国士兵来到中国人住宅内的结果就像一场厉害的地震发生了一样。他们是卤莽的，举止和语言不符合欧洲人的教养标准。他们既不喜欢艺术的刺绣，也不喜欢稀有的铜器和瓷器。他们拣起高级官员家中一只保存了好几个世纪的值钱的花瓶，扔在地板上。摔碎陶瓷器皿的噪音，倒使他们不懂音乐的耳朵听起来欢喜若狂。他们是真正的军人，通常使我感到他们是对生活失意的人，经常在找寻财富。他们在有钱的中国人的房子中寻找的全是金条、银锭，最为他们喜欢的是4。25磅重的元宝。如果他们找不到金条银锭，他们宁愿什么也不要。当他们一找到手，为了立即换取现钱，他们总是很愿意把每个4。25磅重的元宝（按重量价值70元）卖掉，换取5元、10元、15元或20元的本地通行货币。（（英）萨维奇·兰德尔：《中国与联军》，马京虹、刘燕武译，载《八国联军在天津》。）法国人是一群务实的家伙。他们〃似乎不愿意拿走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他们挑选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大量需要的是〃中国的棉布睡衣〃，以为〃改变他们的服式〃。他们还需要各种食物和烟草：面对一堆银子，他们却把我引到有火腿的地方去。在一条胡同里，我遇到另一群法国人，他们对发现的东西欢喜若狂。当一只又一只火腿从店铺中传出来，堆放在路中央时，赞美之声从四面八方像暴雨似的倾泻出来。两三个法国青年出神地注视着逐渐增高的腊肉堆，当外面的腊肉已堆积成庞然大山时，店铺里又传来消息说，一间新发现的房间里还有许多火腿，这时，他们欣喜得简直要发疯了。（同上）俄国人“除了金条、银块和毛皮之外，什么也不看重”，表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