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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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管道。這類人士多半野心勃勃又汲汲營營，積極介入諮議局所鼓動的風潮，同時新軍亦已被效忠流亡海外的孫逸仙反清革命會黨的成員所滲透。
　　當新軍的士兵與軍官開始接受新式的訓練課程，穿著卡其布的制服，使用仿自歐洲與日本軍隊的現代化裝備，他們逐漸感覺到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若干積習竟是如此荒謬。例如過去中國人打躬作揖的問候方式，在軍中開始被簡潔有力的軍禮所取代。其中最富象徵意義的是，攝政王多爾袞在一六四五年強迫漢人薙髮留辮，以示效忠與臣服，但這種髮式在現代的戰鬥中卻顯得十分荒誕。過去將辮子盤捲在帽下的士兵，現在則紛紛剪掉辮子。一八五○年代，太平天國的兵勇無不剪掉辮子以明其反叛朝廷之志。如今，一九一○年，清廷雖注意到這樣的現象，但卻無法對其採取適當的懲治行動，只能勉強默從。

　　民族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一九○五至一九一一年期間，當清廷徐緩朝立憲改革方向邁進，並試圖強化對新軍與鐵路的控制，國內的異議聲有增無減。開始嚐到新機會的種種好處之後，各省諮議局的代表、海外留學生、女性、商人、城市工人，與新軍士兵都起而向地方政府與朝廷施壓，要求採取更有力的方式來回應改革呼籲。然而朝廷無能回應各種要求，批判聲浪益發尖銳，其中以中國為一個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可改造中國的觀念於焉誕生。
　　滿人的處境日益艱困。隨著八旗軍裁減或轉任文職，以及計畫中的新軍羽翼未豐，也尚未全歸中央節制，清廷明顯缺乏能夠瘢�控全國的軍事力量。每一次的改革創新——學校、公共事業、駐外單位的設置——都是可觀的花費。陸軍部於一九一○年底首次詳擬了一份預算，估計擴張軍備的結果將使次年軍費支出高達一儯�九百萬兩（這筆龐大的預算尚未包括海軍軍費的支出），其中有五千四百萬兩流入新軍單位。一九一一年，單是軍事支出的項目幾佔全國財政預算三儯�三千八百萬兩的百分之三十五。這個預算總額較一九一○年的赤字預算高出四千萬兩。於北京召開的資政院會議，決定刪除三千萬兩軍事預算。即使如此，龐大的財政赤字依然高居不下，所以必須增加農業稅收來彌補；增稅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茶、酒、�｝、菸草稅、過境稅與關稅，以及對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登記課徵特別稅等均包括在內。
　　清廷的加稅決定令全國百姓怨聲載道，縱使清廷立意為善，譬如取締吸食鴉片的政策，也引起百姓的非議。反對者不再是英國人，而是種植鴉片的中國農民，他們埋怨在罌粟田辛苦耕耘的心血將付諸流水。當時中國國內生產的鴉片已經完全取代英國貨；在十九世紀初，中國境內的鴉片產地僅限於雲南、貴州，如今四川、陝西與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均有生產鴉片的大公司。清廷取締鴉片的政策引發社會各個階層的反彈聲浪，包括銷售者、咻斦摺�煙館的經營者與工作人員，以及成千上萬的染上鴉片煙癮的人，其中有許多人出身豪門。好像這些問睿�還不夠似的，天氣的異象也在助長反清之勢。一九一○與一九一一年間，長江流域與淮河流域的滂沱大雨釀成嚴重的水災，成千上萬的良田盡洠Ш拥祝�引起米價飄漲，哀鴻遍野，疏離失所的難民紛紛湧入大城市尋求賑濟。
　　除了條約通商口岸與租界區之外，國家的權力在境內仍然強固，反對的政治勢力難以出現。因此，一九○五年後的幾年間，大部分有影響的政治批判均源自海外華人，不論他們是自願離開鄉梓或被迫流亡。其中能對清朝進行具體批判並提出自創的政治計畫者，有追隨康有為步伐的君主立憲派、受梁啟超啟迪的民族主義者、信仰無政府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各式團體，以及孫逸仙領導的同盟會。
　　這些批判者以康有為最為海內外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推崇，因為康本是一位經學家，曾中進士第（一八九五年），在一八九八年的維新邉又惺枪饩w皇帝的私人策士。他一直到一九一一年都還在呼籲朝廷改革政府的體制結構，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使中國有能力仿效日本的改革，進而富國強兵以抵禦列強的巧取豪奪。康有為組織各式團體來宣揚他的理念，其中以「保皇會」和「憲政會」最為重要。（譯按，保皇會於一九○七年易名為憲政會。）康有為收到旅居枺�南亞、美國、加拿大各地華商與銀行家的大批捐輸，期使加速國內改革的進程。一九○○年，康有為領導支持者進行兩次反慈禧的拙劣起義，嗣後便不再主張軍事叛變。反之，杖缢�組織的「保皇會」名稱所示，康有為希望自一八九八年起即被幽禁宮中的光緒皇帝能恢復自由，使這位年輕的皇帝扮演如日本十九世紀末明治天皇的角色，引領中國邁向進步坦途。
　　光緒皇帝於一九○八年崩逝後，康有為頓失效忠對象。不過他依舊主張滿人統治，欲建立揉合西方價值與儒家思想的君主立憲政體。然而反清情緒日趨強烈，即使在他的支持者眼中，康有為的行徑似乎已經溢出常軌，以致許多贊助者開始伲�疑他們獻金的流向。康有為摚Щ魺o度且不善理財，性喜旅撸�且常有一年輕女伴相隨，他一度棲居巴黎（曾乘坐熱氣球鳥瞰巴黎），並買下瑞典海岸的一座小島作為避暑之地。他的投資反覆無常，大筆投入墨西哥投機風險事業的資金，結果因墨西哥革命而血本無歸。康有為以典雅的文言文晝寫的政治著作，在二十世紀似乎已不合時宜。在最富預言色彩的論著裡，康有為思索一個可以泯除所有民族主義爭端之世界政府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設想一個綜理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福利國家。「杖珉娭疅o不相通矣，」康有為言道，「如氣之無不相周矣。」（裕�四）而為了消除性別的差別待遇，康有為主張在政治集會上男女衣著無異；此外，康有為亦建議，以每年訂立「交好之約」取代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立約雙方均有權決定是否續約，此一交好之約同樣適用於兩男或兩女之問。但這些預言論著大都仍屬手稿形式，當時僅有少數人能一窺康有為思想之全豹。
　　廣州人梁啟超是康有為最忠盏淖冯S者之一，曾與康有為參加一八九五年的進士科考。在情感上，梁啟超不似康有為那般熱切擁護光緒皇帝或清朝皇族；在政治上，梁啟超一度轉而激進，欲以自由的藥石針砭中國腐化與墮落的病疾。但梁啟超終究還是從「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激情中退卻，指陳「法蘭西自一七九三年獻迹麪奚�以後，直至一八七○年始獲饗者，猶非其所期也。今以無量苦痛之代價，而市七十年以來未可必得之自由。即幸得矣，而汝祖國更何在也。」（裕�五）
　　梁啟超同樣憂懀е袊�百姓尚未準備承擔民主的責任。他又親眼目睹美國唐人街的生活而更形悲觀：對梁啟超而言，唐人街的華人各自為政、怯懦，社會條件極差。所以梁啟超在公開集會上以他強烈的說服力，在各類報紙上以感情豐沛的筆鋒，鼓吹建立一強盛的中國，在強勢的民族領袖領導之下，促使每一個人，包括女性在內，形成有教養的市民。他寫道，為了實現這種積極而團結的市民社群理想，中國需要某些擁有鋼鐵般紀律的人物以扭轉積弱不振的頹勢；譬如斯巴達（Sparta）領袖李克各斯（Lycurgus）或是英人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中國應該暫時忘卻世界上有像盧颍�或華盛頓這類的人物。但梁啟超並未寬恕克倫威爾弒君的行徑，他不斷頌揚君主立憲的美德，仿若君主立憲制度的確能同時帶來進步與經濟發展。他的政治理念展現在小說、戲劇、散文裡，吸引大批海外華人的目光焦點，並在中國廣泛傳播。他喚醒走向改革與復興。
　　為數眾多的中國人轉向歐洲各類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議睿�，形成了更為激進的看法，但較缺乏渲染力且不見華麗辭藻。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和實邸�於十九世紀的歐洲蓬勃興盛，甚至迄至一八八三年馬克思身後仍然持續不衰。一八八九年，多數形塑於馬克思主義者理論、但意識形態各異的各個社會主義政黨與工會組織，聯合組成「第二國際」（Second　International），總部設於布魯塞爾　（Brussels）。雖然第二國際支持「議會民主」的概念，但它亦尋求戰爭開展國際社會暴動的可能性，不放過每一個引爆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第二國際的成員是接受馬克思社會革命之必然性的論眨�。
　　中國最早討論馬克思的文章出現在一八九九年一份刊物上＊。文中總結馬克思的論點，在於窮人應繼續罷工以逼迫富人，並深信富人階級的力量將可能超越國界遍及世界五大洲。（裕Я�）一九○五年俄國革命未成，讓那些視沙皇與滿清皇帝同為獨裁君主的中國人精神為之一振，同時激起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認為它似乎能為中國提供一個步向現代世界的機會。於是中國人開始研讀一本一八九九年出版後被迻譯成中文的日文著作，即《近世社會主義》（Modern　Socialism），書中指出，馬克思「以深遠之學理，窮究經濟之基礎〕，「故於多數之勞民，容易實行其社會主義，得多數雷同之贊助，而其事易底於成。」（裕�七）
　　
　　＊譯裕б唬捍丝�物應為《萬因公報》。一八九九年，《萬國公報》第一二一、一二三期連載了篇睿秊椤创笸瑢W〉的譯文，譯者為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蔡爾康。文中曾簡略提到「安民新派」（即該文譯者對社會主義的中譯）、「德國的馬克偲」。
　　
　　一九○六年，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被摘譯成中文，相較於英文或德文的版本，這個中文節譯本饒富詩意，較少激烈的語眨�。《共產黨宣言》的著名結論，即「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僅是伽鎖。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被翻譯成：「於是世界為平民的，而樂愷之聲乃將達于淵泉。噫來，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奮也。」（裕О耍�這位譯者＊指出，基於中文的「工人」〔worker〕意義範圍並未含括勞動農民〔laboring　peasants〕，而「平民」〔mon　people〕則可，故他以平民一詞來翻譯英文的無產者。）
　　
　　日本社會黨於一九○六年成立之後，中國人對於社會主義理論的興趣更有依附的對象。雖然有組織的中國社會主義政黨到一九一一年才出現，但通曉日、英、法、德各國語言的學者江亢虎開始有系統地研究社會主義。江亢虎曾任袁世凱的教育顧問，且是一位熱切的女性主義者。一九○九年，他還曾出席在布魯塞爾召開的第二國際大會。
　　也有部分中國人趨向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巴枯寧（　Bakunin）與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的理論，這些理論批判了現代國家觀念的架構，強眨麄�體的角色、文化變遷的力量，以及革命過程中群眾參與的重要性。一九○六年，一群栖居巴黎的中國人（譯按，張靜江、李石曾、吳雅暉、張繼等人）組織無政府主義團體「世界社」（　New　World　Society），出版《新世紀》（New　Era）刊物。這批無政府主義者亦大都與孫逸仙的同盟會有所聯繫，所幸當中一名成員擁有一家豆腐廠、飯館，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