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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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目標。魯迅希望喚醒讀者「超人的意志力」，俟「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裕�四）但魯迅的譯作在當時並未廣為接受，一九○八年，魯迅的作品在枺�京與上海出版，兩地各僅售出二十冊。
　　武昌起義曾一度燃起希望，以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競爭觀念已受到唾棄。一九一二年孫逸仙改組國民黨贏得選舉之前曾說：
　　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的學說：一時影響所及，各國都以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為立國主腦，至謂有強權無公理。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之初，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裕�五）
　　到了一九一三年，孫逸仙卻語帶悲觀，世界將被生存鬥爭的原則所主宰，不管政府或實業無一倖免。嚴復對於他曾極力鼓吹的演化之說如今也是熱情不再，對於建立共和失敗以及歐戰的殺戳。嚴復的看法是：「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裕Я�）
　　　這種悲觀的情緒很可能動搖為求社會改革而奮鬥的決心，事實上，這類心態業已出現在美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身上。中國共產黨創黨黨員之一的陳獨秀，於袁世凱去世後給友人的信梗�中直言：「仆铡�陷悲觀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實以歐美之文明進化，一日千里。吾人已處於望塵莫及之地位。然多數國人猶在夢中，而自以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藝甚至於日用品，無一不在劣敗淘汰之數。」（裕�七）果真如此，中國將會步向滅亡。
　　這類思想素伲鼌R聚於中國共產黨另一位領導人毛澤枺�的精神結構之中。一九一七年，毛澤枺�發表第一篇文章，時年二十四歲。之前，毛曾激烈反抗父親，不願在湖南務農，同時也抗拒父母安排的婚約。一九一一年，在短暫的反清軍旅生涯之後，毛澤枺�於長沙過著隨性的自我學習生活。毛澤枺�以自學遍讀嚴復關於彌爾、孟德斯鳩、盧颍�，以及斯賓塞等思想家的譯著，同時也博樱е袊�政治哲學家的作品，後來毛考進長沙知名學府「湖南第一師範」，專攻倫理學。這加深了毛對斯賓塞與盧颍�等人理論的理解，並且開始接樱�康德（Immanuel　Kant）的學說，以及中、外思想的比較之道。
　　毛澤枺�最初將中國的積弱不振歸咎於「詳德智而略體魄」的觀念。毛澤枺�認為，中國國力隳弱，在於武風不振，民族體伲鼖扇酢Ｖ袊�民族體格之輕細，肇始於中國文化自古重文輕武，強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因而忽略了體能訓練。是故，毛澤枺�身體力行，以游泳、邉觼怼敢靶U其體魄」。毛澤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出刊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睿秊椤扼w育之研究》的文章，黽勉同胞堅實體格之鍛鍊。毛澤枺鼜娬｛體育之目的，「非第眨�感情也，又足以強意志。」然而中國文化強眨�德智的涵養，輕忽體格的強健，「文明柔順君子之容，雖然，非所以語于邉印梗瑩�此「邉右诵U拙，騎突槍鳴，十蕩十決，暗鳴穨山岳，叱吒變風雲，力拔項王之山，勇貫由基之札」，這都是中國人應該奮鬥的方向。（裕О耍�
　　兩年後，毛澤枺�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文章中大聲疾呼，中國人應團結一致，並以類似十五年前鄒容《革命軍》那種撼動人心的反清辭藻論道，唯有中國人真正團結一致，如果中國人能形成「民眾聯合」，那麼中國便能融入世界進化之潮流。這股潮流「任是什麼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麼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毛總結認為，倘若中國能順應世界潮流，我輩便能做到「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裕Ь牛�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毛澤枺�在長沙當地的《大公報》刊登的九篇系列文章中，顯示他此刻已將清末梁啟超、秋謹等人對女性權利的反思與他集體奮鬥的主張熔冶一爐。梁、秋二人認為，中國女性的力量應用來強化國家，使中國得以全體四儯�人口，而不是二儯�男性的政治資源，面對世界的挑戰。毛澤枺�系列評論睿秊椤磳�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敘述該月發生在長沙、新娘於花轎中自殺的事件。名為趙五貞的女學生被迫嫁給吳姓青年。像這類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中國的常態，但是趙五貞強烈反對父母安排她的婚姻，遂於出嫁之日在花轎中自盡。趙五貞死之後，趙、吳兩家相互爭執，要對方負起埋葬的責任。
　　毛澤枺�筆鋒激奮而尖銳，他指出，如果三個狀況之中有一項有所不同，這齣悲劇便不會發生：第一，假使趙家不過於強逼，趙女士絕不會死；第二，縱使趙家強迫，但吳家能夠尊重趙女士個人的自由選擇，而不是堅持履行婚約，趙女士不會死；第三，即使趙家與吳家不能見容於趙女士的自由意志，但如果長沙社會（其實暗指整個中國社會）更有勇氣、更開放，趙女士也絕不會死。是故，毛澤枺�評述趙女之死，茲事體大：事件全起於「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但是即使趙女身處於絕望之境，毛並不能寬宥她採取自殺的行止，假若中國人不能面對現實，勢將一事無成。毛進一步論稱：人們之所以循自殺途徑以求解脫，正是因為這個社會剝奪了他們的希望，但縱然身處絕境，「社會奪其希望，吾人應主張與社會奮鬥，……與其自殺而死，毋寧奮鬥被殺而亡。」（裕�十）
　　「毋寧奮鬥被殺而亡」這句話充分展現毛澤枺�勇於反抗的精神，然真正的難處在於誰才是主要敵人？是社會的冷漠？是控制湖南的地方軍閥，抑或是北京腐敗的政客？是貪婪的外國強權的砲艦，抑或是嗜血資本家的蠶食？或者，問睿�更眩�雜：是整個中國的價值體系、經濟系統已瀕臨崩潰瓦解？對於毛澤枺�這個世代的青年男女而言，這些問睿�錯綜眩�雜，然而，中國若是不屈從於絕望，他們總會提出解決之道。

　　馬克思主義的許諾

　　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　Bolshevik　Revolution）爆發之前，中國知識分子並未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太大興趣。除了《共產黨宣言》部分章節之外，幾乎未見馬克思作品譯成中文。即使是孫逸仙的社會主義觀念，也是源自對英國社會主義者影響極大的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這個不同的理論傳統，亨利·喬治主張國家應課徵地主高額地租的所有剩餘價值，因為這些都是不勞而獲、取自社會進步的果實。一開始，馬克思主義似乎並不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除了有關太平天國的探討之外，馬克思對於中國事務本身並洠в卸啻笈d趣，況且馬克思設想的社會發展階段論，即從原始共產社會經奴搿�社會、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並不合於中國歷史的經驗。中國社會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甚至談不上萌芽階段，所以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必須以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為前提的論述，對中國而言，似乎是遙不可及的。
　　因此，中國報章報導了托洛斯基（Trotsky）成功領導彼得格勒「工人蘇維埃」（Petrograd　worker's　soviet），推翻克倫斯基（　Kerensky）政府，列寧（　Lenin）成立革命蘇維埃政府等事件，但最初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中國人逐漸瞭解，俄國的革命事件超越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此外，令許多人震驚的是，俄國專制獨裁政體如何以其根深柢固的機制，埋下蘇聯政權崛起的種籽。一九一八年一月，上海國民黨機關報盛讚布爾什維克的勝利，稍後孫逸仙更命人致函恭賀列寧。
　　隨著布爾什維克與反動的白俄勢力之間鬥爭的白熱化，列寧與德國達成和平協定，協約國強權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敵意也日漸明朗，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探討俄國革命事件的意義，企圖以俄為師。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正是這股思想轉向的先鋒。一八八九年，李大釗生於河北農民家庭，及長，變賣僅有的家產進入現代學堂求學。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六年間，李大釗負岌日本研習政治經濟學，並以作家和知名編輯而為人所知，也因為如此，一九一八年二月，獲聘擔任中國最富盛名大學的圖書館館員。
　　一九一八年六月，在軍閥的烏煙瘴氣中，李大釗首次撰文讚頌俄國革命；此時張動擁戴溥儀復辟失敗不過數月，而中國對德宣戰的爭議在北京正是甚囂塵上。李大釗視俄羅斯文明為正在崛起的「第三新文明」，「兆阋援斆浇闁｜西之任」。就地緣而言，俄國橫跨歐亞，所以俄羅斯的文明要素，兼歐亞之特伲�而并有之；是故，李大釗讀頌道：「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的發展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釗認為俄羅斯的發展潮流勢不可儯�：英、法文明業已臻至熟爛之期，故無實力越此而上：德國文明雖然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勢力，但同樣也步至極盛，所以過此以往，終將由盛而衰；反觀，俄國「正惟其孤立，所以較歐洲各國之文明之進步為遲；亦正惟其文明進步較遲也，所以尚存向上發展之餘力。」（裕�十一）中國文明不也能這般躍進？
　　李大釗不到六個月就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成立秘密研究小組，多位學生與教員相約探討中國的政治發展。一九一八年，這個研究小組起名為「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李大釗帶領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
　　陳獨秀，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也是當時中國最富影響力的雜誌《新青年》的編輯，逐漸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新青年》出刊「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由李大釗擔任主編。刊載文章泰半是從學術的角度分析特定的馬克思主義概念，有些則是批判馬克思方法論。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詳盡分析階級鬥爭的概念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問睿�，而「階級鬥爭」與「資本主義剝削」兩概念此時還未在中國出現；正因為此雜誌的風行，這些概念迅速流傳於全國廣大的讀者群中。
　　
　　＊原裕В�陳獨秀後來受到校園內守舊分子的排擠，而於一九一九年三月被迫離職。
　　
　　一九一九年七月，俄國外交事務的全權代表加拉罕（　L。　M。　Karakhar）發表宣言，新政府將會放棄過去的帝國主義政策，中國對蘇聯的休戚之感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據此，蘇聯將會放棄在滿洲的特權，取消所有帝俄時代與中國、日本、歐洲強權所簽訂的秘密條約，不再追討山枺�拳亂的賠款，並願意無償歸還中枺�鐵路。加拉罕宣言的內容與西方強權、日本行徑的對比是如此鮮明，顯示蘇聯才是中國最值得信賴的朋友。儘管後來蘇聯言而無信改變初衷，否認無償歸還中枺�鐵路的意願，（俄國人辯稱，這一條款是法文铡�譯了加拉罕宣言所致）但這並未影響中國人先前對蘇聯的好感。中國人仍謹記加拉罕的寬大：蘇聯的目標就是要「解放外國資本挾帶軍事力量施加在枺�方人、特別是中國人身上的桎梏」。（裕�十二）
　　到了一九一九年，李大釗的研究小組已吸引了大批學生。當中有些是北大學生精英中的城市富家子弟，但也有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雖然當時毛澤枺鼇K非北大學生，而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