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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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青幫領袖（譯按，如杜月笙）發起成立的所謂「共進會」，總部就設在法租界區內探長的家中。這是一個擁有大約一千名武裝力量的前沿組織。就在同一時刻，蔣亦安排與上海的銀行家會面商談鉅額借款，並將此地同情工人的部隊眨�離上海。
　　四月十二日凌晨四點，「共進會」的武裝成員，穿著耍�衫，一身平民的裝扮，臂膀上繫著白布，向城內的所有大型工會組織發動攻擊。這些反工會的團體是在租界當局知情下（有時甚至還獲得支援）而咦鞯模�而激戰過後往往能得到國民黨軍隊的掩護全身而退。許多工會成員被殺害，上百名工人遭逮捕，工人糾察隊則是被迫繳械。隔天，當上海的市民、工人、學生合力策動示威抗議時，遭到國民黨部隊的機傖掃射，大約有一百名民眾被殺。接連數週，逮捕和處決不斷，「總工會」被宣佈為非法組織，上海的所有罷上活動均被明令禁止。上海的春天消逝無綜。

　　武漢的溽夏，廣州的嚴冬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上海事件引起武漢的憤怒與自省。飽羅廷與陳獨秀二人的棘手工作在於，他們必須提出一套說得通的意識形態架構來解釋中國工人被殺的事件。他們只有求助於史達林在四月底對中國局勢的分析。這位俄國的領導人在〈中國革命問睿�〉一文指出，自從一九二六年三月以來，他的目標就是要阻止蔣介石將共產黨趕出國民黨，同時，他也已經聞始著手要「把國民黨右派驅逐出國民黨」。在上海，蔣已經顯露出他的本性：成為「民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　）的代言人，並且在南京成立自己的政府（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十八日），而藐視國民黨。因此，史達林總結，一九二七年的事件「證明這條路線是完全正確的〕。（裕�十三）
　　根據史達林的分析，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必須與國民黨在武漢的派系密切合作，史達林和顧問群稱此派系為「左派的」或「革命的」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真正織承者。史達林寄望這些國民黨人能領導「農民群眾」打倒軍閥、士紳和「封建地主」。於今觀之，史達林的希望似乎悖於常理，但當時在武漢，許多非共產黨籍國民黨員的政治立場的確相當激進，顯然比蔣介石或胡漢民更算得上是左派分子，這些人當中以汪精衛最具影響力。汪在晚清便以青年辯論家和革命烈士超拔於世，嗣後在日本和廣州兩地追隨於孫逸仙左右。孫逸仙病危時，汪精衛隨侍在側，孫逸仙逝世時，汪精衛接受了這位領導人的最後教誨和訓示。在廣州，汪精衛身為政府的主席，往往支持共產黨人的意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發動「中山艦事件」後，汪即攜眷避居法國。一九二七年四月，汪精衛返國，並與陳獨秀共同發表聯合宣言，重新肯定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
　　與汪精衛留在武漢的國民黨人還有孫科，孫科是孫逸仙與元配所生的兒子（孫與宋慶齡再婚之後並未育有子女）。孫科有政治野心，且具備政府管理長才。他畢業於加州大學，後來靠著國民黨的拔擢，擔任廣州市長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陳友仁（　Eugene　Chen　）是武漢另一位重要的領導人，陳出生於千里達（Trinidad　），他的父親因受到太平天國的株連而逃往西印度群島（　West　Indies　）。陳友仁是孫逸仙的心腹知己，擔任廣州政府的外交部長，之後負責與英國交涉，成功收回漢口和九江的租界。孫逸仙的遺孀宋慶齡，戲劇般地從南昌飛往漢口，表現她對武漢政權的政治忠眨�宋慶齡不僅因為她與孫逸仙的關係備受敬重，而且天資聰慧，英語流利，社會道德良知崇高，這一切特伲�使她在國民黨內討論議睿龝r別具影響力。
　　對武漢的國民黨領導人而言，首要目標是繼續鞏固政權的政治和經濟基礎。他們並非武漢地區的唯一霸權，更遑論湖北與湖南兩地，因此武漢政權仍須與當地的軍閥強權——國民黨名義上的同盟者——以及實業家、大地主周旋。為了贏得群眾支持，武漢的國民黨政權還試圖收回日本位於漢口的租界。然而這項行動卻被機槍的火力以及為保護外僑財產停泊在長江的戰艦逐退。武漢地區的動盪不安使大多數外人經營的商店與工廠歇業，造成幾千名工人失業。據估計，武漢地區每月約需要一千五百萬元維持政府機構與正在華北激戰的七萬名部隊的開銷，但武漢政府卻僅能籌措到部分財源，並逕以之發行紙幣，最後卻遭到銀行拒絕接受。
　　如有免費助力，共產黨應該已經可以在農村地區發動真正的革命了。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農村已有農民暴動的明顯癥兆。在某些地區，農民自己佔地，成立「貧農協會」來管理日常事務，並且把他們所僧恨的地主抓來撸�行示眾、羞辱、甚至殺害。彭湃在廣州近郊成立了激進的農民臨會，相當成功，後來被地主勢力反撲而瓦解。毛澤枺�在廣州時擔任國民黨「農民邉又v習所」所長，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曾數度在湖南、特別是長沙地區宣揚共產黨理念。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的國民革命軍穿越該地區，毛藉機到湖南對農民邉舆M行考察，並向共產黨的地方期刊投遞一份令人激奮的眨�查報告（譯按，〈湖南農民邉涌疾靾蟾妗担�。
　　貧農及其政治意識的力量尤其令毛澤枺�印象深刻，他寫到「他們（農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那麼究竟要「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劃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毛指出共產黨應該主動支持這群堅定的農民跟隨者。但是在這篇報告裡，毛只是暗示不應輕忽農民的巨大潛力。根據毛的觀察，假若論功行賞，將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民主革命」的功績以十分計，那麼「市民及軍事的功績只佔三分，農民在鄉村革命的功績要佔七分。」（裕�十四）
　　然而在武漢當時的政治氛圍下，毛澤枺�的報告並不實際，也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方針，即繼續與小資產階級合作的訓令互相牴樱�。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應設法約束農民的革命熱情，以維持與國民黨及其多數出身地主階級的重要支持勢力合作。在武漢，共產黨與國民黨曾針對農民問睿�有過冗長繁眩�的爭論，他們試圖以理論為基礎，決定應該洠�收地主多少比例的土地。在正式的討論中，毛澤枺鼇K未如他在二月湖南報告中所表態，要捍衛貧農的權利。不過毛澤枺�建議，至少在湖南應該改變政策，把對土地「政治性」充公的策略——即將目標指向武漢政權的敵人，轉變成「經濟性」的洠�收，亦指國家應徵收所有無人耕種的土地，重新分配給洠в型恋氐娜恕�
　　以武漢為根據地的「中央土地委員會」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所公佈的最後決議，正是汪精衛、飽羅廷、陳獨秀、毛澤枺�等領導人協商的結果。決議文中主張，在地方上成立鄉村自治政府處理土地重分配的事宜；確保親國民黨有地軍官的土地不被洠�收；對於無土地者，則承諾於革命戰勝後可領得土地。持有土地面積以良田五十畝或者瘠田一百畝為上限。除非是革命軍人，否則超出基準數面積的上地一律洠�收充公。
　　類似的觀點於數日後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全大會上被提出討論，鮑羅廷、維丁斯基（維氏甫由上海四月大屠殺中驚險逃脫），羅易（　M。　N。　Roy，新近被選入共產國際主席團、並由史達林指派來華的印度籍年輕共產黨員）與陳獨秀之間試圖決定農民革命的層級規模。然而鮑羅廷與羅易對其應走多遠、走多快並未取得共識，而史達林則是堅持不宜洠�收親國民黨軍官的土地，以防止這些軍官陣前倒戈，阻斷革命風潮。其實這項爭論背後潛耄е�莫斯科政局的緊張關係。「漢口武漢領導集團並不是一個革命政府」，是月，托洛斯基曾以此攻訐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製造和散播任何錯铡�就意味著宣告革命的消亡。只有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軍人的蘇維埃才是革命政府的基石。」托洛斯基不滿莫斯科對中國革命的操縱，又附言：「中國革命不能被裝入瓶內、打上封印封死。」（裕�十五）但史達林斷然拒絕即刻組織工農蘇維埃的主張，「在中國成立蘇維埃，同時就是成立「兩重政權的統治制度」，推翻武漢政府，成立新的革命政權。」（裕�十六）
　　最後是地方軍人解決了左派分子之間僵持不下的論爭。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控制長沙至武漢鐵路沿線的國民黨盟軍（譯按，駐守宜昌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叛變向武漢進攻，沿途見農民協會就毀。雖然在激戰後被共產黨和國民黨部隊擊退，但卻已激發其他軍人群起效尤。五月二十一日，駐守長沙的將軍（譯按，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圍捕當地的左派組織，搜查檔案資料，並逮捕、殺害近百名的學生和農民領袖。傳聞農民協會將動員武裝力量攻擊長沙，於是許克詳命令部隊開入農村，將農民集合一起後進行大屠殺。成千上萬的農民橫死，因為那些前不久才遭受羞辱或目睹親人受到殺戮的地主加入軍隊或投靠地方的秘密會社，伺機報復強徵他們土地的農民。
　　國民黨在武漢領導階層的回應是指責共產黨太「過火」。汪精衛聲稱、這次的軍事叛變「只是因為反感而引起的反動行為」。孫科則表示，這全是共產黨「誇大和胡謅」農忖群眾邉拥腻e铡�所致。（裕�十七）當武裝的農民力量開始集結，準備反擊長沙的黷武軍人，來自武漢共產黨的命令卻要求他們自我克制，「耐心等候解決長沙事件的委員們，避免爆發進一步的摩擦。」（裕�十八）然而「政府的委員們」卻遲遲未見綜影，最後這些農民部隊不是被解散，就是遭屠戮。
　　武漢的國民黨領導階層似乎默從這場屠殺，轉而將心力集中在強化與其他軍閥的勾連上。史達林仍然必須面對托洛斯基的詰責，托洛斯基抨擊史達林企圖加強國共合作，而不願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將新的生命力注入中國的農民邉樱�因此導致農民邉釉獾杰娛骆倝骸Ｊ愤_林發給共產國際的代表羅易和鮑羅廷一則簡短的訓令，明確指示共產黨必須扭轉國民黨內左翼的方向，並佯裝堅定支持他們。
　　史達林「洠в型恋馗锩�，就不可能勝利」的訓示於六月一日傳抵武漢。「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取土地」。因為多數國民黨的領導人「正在動搖和妥協」，因此必須從低層吸收更多新的工農頜袖列國民黨內部去：而「這些新的工農領袖的大瞻呼聲會使老頭們堅定起來」。倘若仍有不足，共產黨仍可動員兩萬名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約五萬名的「革命工農」，用軍官學校的學生來充當指摚�人員，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裕�十九）
　　羅易顯然相信這封電報會令國民黨認真評估共產黨的實力，也或許出自羅易欲搶先飽羅廷一步，於是他出示這封電報，告知汪精衛、陳友仁、宋慶齡。汪精衛大為震驚，更堅定他遏止地方革命氣勢以及約束共產黨權力的決心，他開始策動一連串的交涉，試圖與蔣介石和解。在與華北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