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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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行政組織未能解決許多地方上的根本問睿�，許多農村的生活形貌實與清朝並無二致，地方行政長官往往專制腐化，較支持地主，勝於生活困苦的農民。即使遭遇天災肆虐，地方官員也照樣向農民課稅或收取佃租，並以警力或軍隊來遂行私利。農民仍靠雙手播種收割，再背負著沉重的農產品到市集兜售，農村地區嬰兒的死亡率相當高，預期壽命十分短。許多女孩還是纏著小腳，傳統媒妁之言的婚姻形態依然盛行，偏狹的地域派系猶存，教育少之又少，或根本付之闕如。
　　然而中國的城鄉卻有著鮮明的對比。城市裡，醫療較為發達，也有新式醫院，校園內設置有邉訄龊蛯嶒炇摇Ｘ撦d著卡車和汽車的碎石子路綿延伸展，開啟了社會互動、商業交流的新紀元。電廠的設置供應了城市的用電需求；內陸河道和沿海的航咚耐ò诉_，降低了貿易往來的成本；火車往來急馳於新鋪設的鐵道，航空咻數靡园l展某些國內航線。電影院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收音機和留聲機已經出現在富裕家庭中，中國男人開始穿著西式三件式套套裝，頭戴禮帽，年輕女孩身著短裙，足蹬高跟鞋。抽菸已成了全國的流行。有錢人的日常生活其實十分愜意，外國人發現，生活在中國的愉悅比起住在世界其他地方不遑多讓。一位美國作家在回憶錄中便稱他這段中國生活為「豐富歲月」。（裕Ф�）
　　不過對農民而言，這可不是什麼豐富的時節。一九二○年代末期，世界經濟大蕭條嚴重打擊那些倚賴某類經濟作物為生的農民，生絲、棉花、大豆、菸草這類經濟作物的市場價格崩落，成千上萬農民的生活頓時無以為繼。在農村，迫切需要推動強而有力的政治創新。農村需要規劃農作物的多樣化，耕地的公平分配，農產品價格的合理化等方面的革新，以及建構地方的信貸組織、教育制度、代議政府等機制。
　　國民黨的領導人知道這些農忖的需要，偶爾也會提到。不過政府財政總是捉襟見肘，而外患與內亂也經常佔去政府的心力，以致於共產黨仍能在鄉村得到相當的支持，形成若干鄉村革命政府或是「蘇維埃」。蔣介石花了許多錢，也投下許多政治資源，試圖剷除這些組織，但始終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即使是在蔣介石自認為受其掌控的地區，他的領導也不時發生動搖，而他的支持者也曾數度成立政權：一九二九年的廣西將領、一九三○年的馮玉祥、閻錫山、一九三二年的胡漢民、一九三三年福建軍人與人民的結盟。這也難怪一些溫和的土地改革邉邮怯删叻瞰I精神的個人如晏陽初、梁漱溟所推動。
　　一次世界大戰中，晏陽初在法國基督教青年會任職，投身華工服務，第一次在改革與教育方面受到挑戰。一九二一年返華後，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繼續從事平民教育的工作。他在定縣成立了「模範村」進一步拓展工作範圍，在基本的識字課程之外，教導村民衛生常識與農耕技術。到了一九二九年，晏陽初在國際機構的贊助下，於定縣已經建設六十幾個村和市集，並推動教育、公共衛生、輕工業和農業經濟成長，以及自治政府等四項重建計畫。
　　梁漱溟是著名的儒士，他的父親（譯按，梁濟）深感於中國的苦難而於一九一八年自盡。梁漱溟在五四邉悠陂g獲聘擔任北大哲學教授，在南方歷經鄉村重建的實驗工作之後，領導「山枺�鄉村建設研究院」試圖將鄒平、荷澤兩縣建設成模範社區。在鄒平與荷澤兩地的實驗區裡，梁漱溟為了避免採取階級鬥爭手段，並引導整個社區發展為一種自我管理的組織體，把心力放在精英與平民共同參與的經濟互助與教育計畫上。
　　然而這種漸進、片段式的努力並不足以為中國帶來和平與繁榮。只要共產黨仍然繼續宣揚另一種激進的、革命式的社會改造途徑，大聲疾呼要求農民掌握自己的命撸�那麼這種鄉村建設的實驗就顯得緩不濟急。

　　毛澤枺�與農村蘇維埃

　　因為秋收暴動的失利以及攻佔長沙計畫的中斷，毛澤枺�受到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申眨АＲ痪哦�七年十一月，毛澤枺�被解除中央委員會委員一職，連湖南省委員會委員的資格也不保。過了幾個月，毛本人或許還不知道中共中央這項懲戒令，因為毛此刻正帶領秋收暴動的殘餘部隊，總數約有一千人左右，流竄至長沙以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抵達湘、贛交界、地處偏遠的井岡山。就如同清朝及一九二○年代一般，安全的庇護所通常是那些不同行政區域交疊的邊區，因為在這些三不管地帶，國家統合協眨�打擊力量的能力有所不殆。雖然當時的「國家」仍處在分裂的狀態，而毛澤枺�的敵人則是一群各自與國民黨勢力維持不同結盟關係的各路軍閥，以及國民黨本身。
　　
　　毛澤枺�在這段期間所採取的行動經常是出自現實因素而非理論考量。秋收暴動前夕，毛曾告訴中共中央委員會，他傾向贊成立即組織強大的農民蘇維埃，而且是在以洠�收和重新分配土地而團結在革命的凝聚力之下的農民蘇維埃；另外毛也希望能拋開忠於國民黨旗幟的虛假面具。這種政治立場受到當時中央委員會悍然拒斥，但是隨著史達林政策的轉向，到了一九二七年底，中央委員會認可毛的這三項主張，同時增加黨應該支持持續發動農村暴動的立場。農村暴動的目的不僅在於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同時還要維繫群眾高漲的革命意識，並將其徹底貫徹到參與暴動的武裝力量中。
　　儘管中央委員會做出上述決定，然而，毛澤枺�在井岡山的實邸�經驗肇使他根本上摺�背了這些決定。雖然毛澤枺�在他轄下兩百五十公里範圍內的五個村莊成立黨組織，並意圖建立蘇維埃機制的咦骷軜嫞�不過毛還是遭受來自富農以及那些控制著窮困鄰里的家族勢力的頑強抵制。面對這種種頡頑的力量，毛並未企圖依據個人的工作能力來重分配所有土地。毛反而藉由與當地兩位土匪頭子（譯按，即袁文才、王佐）合流來壯大自己的聲勢，而這兩位匪酋都是與「三合會」結盟的匪幫分子，其下六百人的加入，使毛此刻帶領的是一支來自社會被剝削者「撸�民無產階級」分子的部隊。早在此之前，毛澤枺�就曾以他一貫的生動筆眨�描述這類人：
　　
　　分為兵、匪、盜、丐、娼妓。這五種人名目不同，社會看待他們也貴賤各別，然他們之之為一個「人」，他們之有五官四肢則一。他們稚�的方法兵為「打」，匪為「搶」，盜為「倫」，丐為「討」，娼妓為「媚」，各不相同，然稚�弄飯吃則一。他們乃人類中生活最不安定者。（裕�三）
　　
　　無論如何，毛接著說道，「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引導得法可以變為一種革命力量。
　　雖然井岡山的力量因為一九二七年在華南受到打擊的共產黨流竄者抵達此地而增強，但是井岡山這塊紅色根據地還是不斷遭受國民黨軍隊的攻擊，另一方面，他們仍必須不時派遣精銳部隊支援共產黨在各地發動的戰事。這是中共「六大」所通過的政策，而有鑑於當時中國情勢的危殆，於是在一九二八年夏天假莫斯科召開六大會議。在這次大會中，中共回應史達林的訓示，決定當前即便尚未出現革命的高潮現象，他們必須隨時準備武裝暴動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建立蘇維埃政權機關。像這類命令基本上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現在全國各地仍然忠於共產黨的工會成員大約三萬兩千人，而根據周恩來的估算，中共黨內無產階級人數僅佔百分之十。到了一九二九年，則下降為百分之三。
　　一九二八年底，國民黨持續攻擊火力，迫使毛澤枺�放棄井岡山根據地。逃亡者逐漸向枺�轉進，越過江西抵達福建西部，最後在另一個邊界——椋�、贛交會的崎嶇山區落腳。在此，中共以瑞金作為新的根據地和新政權——江西蘇維埃的中心，而江西蘇維埃一直維持到一九三四年。
　　然而我們不應就此認定，毛已經懀�藉超凡的機巧在他的兩個根據地成功建立了農民蘇維埃政權；也不能妄下斷言，毛已在整個農村中國沸沸揚揚地激起農民對地主的怨很。整個一九二○年以及一九三○年代初，中國確實爆發無數意外，憤怒或絕望的農民——三三兩兩或成群結黨——起而以暴力反抗地方權威。但是農民攻擊的對象主要是國家的代表：官員與軍官；他們強迹�苛捐雜悅、橫徵暴斂，逼迫農民義務勞動，假公共計畫之名徵收農民的土地，或強制農民種植或拔除他們用來生產鴉片的罌栗，藉以操控地方和全國的販毒網絡。儘管曾有農民衝著地主而暴動，但相對而言，卻是少之又少。因為就某種程度上而言，多數地主的佃租收入取決於佃農的財產多寡，所以這類反抗行動的對象通常指向那些在天災發生時，還向農民課徵重稅的外地地主或官員。像毛澤枺�這類共產黨人的組織技巧，就在於能將人民對於稅賦的不滿轉化成階級的鬥爭，因而在共產黨領導下能有效地推動革命性的社會改造。
　　現在毛所採行的政策日益眩�雜。井岡山的經驗顯示極端激進的土地政策只會造成富農的疏離，而富農才是農村社會力量之所繫，如此一來，共產黨僅能獲得來自目不識丁的貧農或是身無寸土的雇工等階層的支持。所以毛澤枺�在瑞金，起初似乎（細節並不明朗）採取了避免令富農家庭與共產黨疏離的謹慎策略。但諸如此類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還是遭到相當程度的阻礙，一九二九年四月給李立三——一九二七年活躍於上海工人邉拥那傲舴▽W生，現在則取代瞿秋白，擔任中共的總書記職務——的一封信中，毛在強烈表達對農民的信心之餘，也不忘試著保證謹遵黨的正統親點：
　　
　　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铡�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铡�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　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洠в修r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裕�四）
　　
　　一九三○年晚春，通過對尋烏縣的眨�查研究，毛澤枺�加強了他對江西農村面貌的認識。我們從這段眨�查經驗所做的報告可以瞭解，毛在一九二七年二月發表或是一九二九年給李立三那封措詞閃爍的信之後，對於農村社會的分析深入到什麼程度。一九三○年在尋烏縣時，毛澤枺�深人眨�查村民日常生活的細節，並研究如何在眩�維的農村工作及土地所有權情況下，正確劃分階級。現在，毛鉅細靡遺地眨�查市集中不同類型的商業活動及其所得，以取代過去對「無產階級」和「剝削」等唤y概念化的作法。毛澤枺�研究尋烏城內的�｝商、雜貨商、油行、大豆商、屠坊、釀酒商人、販賣藥材、香菸、雨傘、爆竹等店家、木工、豆腐小販、伙店，打鐵匠、錶匠、娼妓。毛觀察地方市場咦鞯穆蓜樱瑐�別家族組織勢力的相對實力，佛寺、道觀與其他廟宇及宗教團體的分佈與財富，以及一些改信基督教的活躍分子（共十三人，其中十人是新教徒，三人為天主教）。
　　毛同時也嘗試盱衡尋烏縣的剝削程度，以便精確分析當地的階級衝突。他計算尋烏城裡的妓女人數，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