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三卷合集)-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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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事實的作法，他認為，整個西安事變可能是日本在幕後操縱的，目的在於激化內戰來造成中國的四分五裂。
　　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登上少帥派來的專機飛抵西安，與張學良進行數次私人會談。周傾向主張由蔣介石來領導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而不是張學良的西北軍隊。十二月十九日，中共發表公開聲明，國民黨與張學良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由南京政府即刻召開包括中共代表在內各黨、各派、各界參加的和平會議，討論「蔣先生的處置問睿�」，並建議以南京作為開會地點。
　　協商一直持續至一九三六年的耶誕節，蔣介石自遭挾持以來就拒簽任何書面文件，然而耶誕節當天，他終於「口頭允諾」張學良及西安的其他領導人，將會重新評估局勢。經過進一步的協議後，與張學良聯盟的其他將領同意在當天午後釋放蔣，讓他飛離西安。張學良為了證明自己動機純良以及叛徒的指控，同時也是為了讓蔣介石信守承諾，自願與蔣一同搭機返回南京。蔣一行人大約在下午兩點飛離西安，飛機在途中數度落地加油，終於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午飛抵南京，蔣受到近四十萬人夾道歡迎。西安事變以及蔣介石在事件中表現出來的堅毅氣節，無疑已使蔣介石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
　　不過後續發展卻急轉直下。張學良在南京被以摺�紀抗命的罪名遭軍法審判，判處十年有期徒刑，旋即特予赦免，委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對蔣介石抱持敵意的西安軍隊，在意圖政變之後被眨�至其他地區，由忠於蔣的部隊取而代之。中共承諾，一俟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的紅軍即刻歸國民黨領導；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召開的擴大會議（譯按，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國民黨重申反共的必要性，斷然拒絕落實統一戰線。
　　然而，局勢到底已經不同了。此刻陝西根據地一時的喧騰已經冷卻下來，共產黨逐漸在群山環抱的延安城內鞏固勢力。蔣夫人、少帥、端迹�、宋子文和全中國一同見證，蔣介石悄悄兌現了他的口頭承諾，改變了原先的政策方向。突然問，終於有了機會，讓老舍心中可怖的疑懀Р恢领冻煽眨�「貓族人」在自相殘殺之前似乎已經達成共識，一致抵抗外侮。

　　中國的貧民

　　然而，這些大瞻、徹底的政策到底要保護誰？根據南京政府統計，一九三六年當時中國總計有四儯�七千九百零八萬四千六百五十一人，分屬八千五百八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十五個家庭。他們是否已做好抗日準備，渴望革命到來？
　　雖然中國的社會科學在一九三○年代蓬勃發展，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同時也進行過許多研究眨�查以及統計資料的蒐集，易言之，相較過去，有更多關於中國城市與農村人口普查的統計數字可資利用，不過這依然是個難以回答的問睿�。當然可以肯定的是，儘管枺�北已經淪陷於日本人手中；城市工業仍不斷成長；而新的農業技術和品種也改善了攫食生產的品伲�；鐵、公路交通網的擴展和商業流通渠道的暢通，在在有助於提昇成千上萬人民的生活條件。但另一方面，仍有數以百萬計的百姓，或者更確切地說，有上千萬的中國人民，處在悲慘、難堪的貧窮狀態，終日勞碌但求生存，從不敢奢望有什麼未來，也洠в叙N力思索國家的命摺�

　　工作屬於高階工業部門的工人，例如造船廠、鐵路機械廠、織紗廠、熱水瓶塞製造廠、銅板廠，每月大約有一百元，甚至更多的工資。但是其他工業部門多數的工資遠低於此，在一些製造業領域，例如石灰、染料、霓虹燈、水泥、硝酸、澱粉、酒、廢棉布、電池、火柴等工廠工人的薪資就只有二十元，共至更低。女工與男、女童工的工資還要更低，一天大概只有三十分（如棉紡紗廠的童工），或者二十四分（如火柴廠的女工）。對於這類工人，即使一週工作六天，每個月也賺不到七或八元（大約美金二到三元間）＊。雖然一九二○年代工人邉宇l繁，中國工人的工時仍然很長，上海地區工人平均每天工作九·五小時，北京和武漢則是十小時，其餘各省工業城市每天工時甚至高達十一、十二或十三小時。其他工作條件更惡劣：工人一般都是住在工廠的宿舍裡，領取公司代鈔，僅能在公司自營的商店裡換取伙食和生活必需品，女工甚至要用肉體作為保住飯碗的交換條件。
　　
　　然而並非人人都可以找到工作。杖缜绊搱D示，即使是一項不包括所有省份和城市的非全面性眨�查，一九三五年部分工業地區的失業總人口數即已超過五百萬人。
　　同一年，儘管政府採取強力政策壓制工人抗議行動，依然有總數二百七十五件的工業爭端，其中有一百三十五件導致工人全面罷工。這種種工業抗爭總共跨越五十三個不同地區，當中抗爭發生的產業部門以及其議睿�可見下表。根據這些數字顯示，每一次罷上行動平均有二千六百名工人參加，每一次罷工平均約八天。當時工會組織的力量較顯薄弱，因自一九三四年起，蔣介石就在五個省份（河南、湖北、安徽、江西，以及福建）以防止工會剝削為由，明令禁止組織工會，在上海則是向加入工會的會員收取會費，即使勉強苟存的工會也往往受到地痞流氓的控制。在同一年間，就有一千五百零六位工人死於工作意外，四千一百二十三人遭受職業傷害。
　　
　　＊原裕В阂痪湃�五年，呼籲全國團結抵抗日本的「十二·九」邉悠陂g，中國「元」與美元之間的官方匯率「固定」在三點三三元兌換一美元。
　　
　　上海是全中國勞動人口最多的都市，許多研究在此進行，而且成果豐碩。住宅委員會曾依據平均收入、工作技術等級，針對上海三百九十個家庭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問的消費行為進行眨�查。上海技術工人剩餘支出佔總收入的比例甚至不亞於一九三○年代美國的工人家庭。他們平均每個月大約有十元的剩餘支出，一般都花費在休閒娛樂、宗教奉獻、大眾交通咻敗㈤喿x、醫療、菸酒，以及婚喪喜慶。對半技術工人而言，扣除每月基本開銷之後的「剩餘」大約是三點五五元，因此在滿足基本需求之後，幾無餘力從事別的休閒活動。至於無技術工人，基本需求的支出已經超過每月平均收入的百分之十一點六五，因此不足的差額必須仰賴舉債或是其他家庭成員打零工——如果有機會的話——才能平衡。
　　上海這三百九十個家庭當中，洠в幸患业淖》砍�過一間房間。這份研究眨�查詳細描繪了一戶總面積為一百一十八平方呎的住宅。儘管內容看來千篇一律、索然無味，不過卻如實呈現出多數都市貧民的生活面貌：
　　
　　它的中庭加蓋。地面樓層的房間被隔成兩房，旁邊有走廊通往閣樓。前面那一間約有十呎見方，房枺�和他的家人共五人就住在這一間房，依法他必須支付整棟房子的租金給地主，他把其餘房間出租給房客。後面那一間房約為十呎寬八呎長，住有三人。廚房又隔出一間九呎地方的房間，住有三人。樓上，最大一間房被隔成兩間。前面那一問與整棟樓的寬度同寬，通風好、光線佳，是整棟樓最好的房間，住了兩人。後面那一間因為留有通道的緣故，所以面積較前面那一間小，但住了三人。廚房上面那一間房的優點是比較獨立，這裡也住了二人。原本這是一棟兩層樓的房子，但是外有傾背屋頂的閣樓同樣被隔成兩間。前面那一間的前側高度只有五呎，後側至屋頂高七呎六吋，深八呎，這一間成為二人的棲身之所。後面那一間約十平方吸，正好在屋頂斜背下方，後側只有三呎高，僅住一人。廢棄不用的棚架也被圈圍起來，禮面住有兩人以上，面積大約九平方呎。（裕Ф�一）
　　
　　這份報告附帶說明，這絕非他們所見最槽的環境。為了體驗其中滋味，可以試想一座有五千零九十四間由稻草、竹子、茅草蓋成的小屋的城市，住有二萬五千三百四十五人，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平均每月每「房」的租金是四十分到三元不等。
　　除了城市之外，研究人員也對農村的環境展開研究。像費孝通這類新一代、受過良好訓練的中國社會學家，從事農村田野眨�查研究時，往往是冒著生命危險：費孝通在前往廣西的首次田野眨�查途中，曾铡�入住民捕抓老虎所設的陷阱，他的妻子則在援救他時不幸溺斃。費孝通大難不死，仍完成了一系列田野眨�查，他主要是依據貧民與國家之間經濟均衡態勢的瓦解這一觀點來分析中國農村的困境。費相信，在帝國士義以及世界市場的擴展進一步對農村地區造成經濟壓力之前，這種均衡之勢確實存在，不過後來帝國主義與世界市場摧毀了農民賴以敚�脫貧窮的手工業及其他副業。（杖缜笆觯�在清朝早期皇帝順治以及康熙在位期間，不同屬性的農民之間、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社會緊張關係業已浮現。）一九三○年代初，英國學者托尼（　R。　H。　Tawney　）在中國農業的眨�查中總結指出，中國農業主要是受困於兩種相互糾結的危機：一是土壤養分的流失、濫伐森林、洪災，以及相對於資源稀少的龐大人口壓力等生態環境的危機，另一則是由剝削性的佃租體制、嚴苛的借貸制度、落後的交通網絡、原始的農業技術等因素造成的社會經濟危機。
　　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研究者是美國的傳教士卜凱（John　Lossing　Back），他主要是靠自學的方式修習農業經濟學。（卜凱與小說家賽珍珠的婚姻一直維持到一九三三年。）卜凱在獲聘為金陵大學教授之後，利用學生放假返鄉時所蒐集到的資料寫了一系列的田野研究。後來卜凱僱請了一批專業助理，並於一九三七年出版有關「中國土地利用」的研究報告。在卜凱的出版報告中包括一冊本文及兩冊的圖表、統計數據，詳載了二十二個省份的一百六十八個地區、涵蓋近乎一萬七千個鄉村的資料。卜凱的數據資料不僅包括土地、農作物、家畜等類別，同時還旁及農耕設備、家具，甚至農家的衣著。雖然他發現不少富有的農家，只不過是有少量土地、糧食、工具、衣服而仍處在窮困邊緣的農戶。雖然卜凱的發現有的難以解讀或有爭議，不過他的研究報告對其他研究者仍是豐富的寶藏。
　　經驗知識的狂熱已蔚為主流，這使得共產黨人的開拓工作相形見絀。天津南開大學的經濟研究所是由洛克斐勒基金會贊助設立的，它曾經發表過許多有關一九三○年代中國經濟的一流研究報告，其中一位中國學者在一九三五年業已注意到，過去十五年來有一百零二篇專論、二百五十一篇期刊論文是以土地問睿�作為研究主睿�。在這類期刊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後出版的。這些研究顯示出中國農村環境的分殊形貌，因此也就很難獲得一致的結論或提出共同適用的解決方法。在部分地區，強大的宗族組織支配著整個社群，同時彼此形成眩�雜的互助模式；有些農業社會則相當分化，這使佃農容易受到住在外地地主階級的剝削。這些地主背後往往有國民黨政權的警察勢力撐腰，一九三四年蔣介石重建保甲制的控制機器之後，這種相互監視的制度便取代警察成為地主的最大後台。在其他區域，特別是華北地區，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