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我的大学-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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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指挥组员们歌唱祖国。积委会几人很会察言观色地站进队列中跟着唱。看着他们，再看看自己又脏又黑的双手，还有黑眼圈，以及下坑后的大板锹，我心中没有丝毫暂时凌驾于人之上的得意，而只有苦笑——我算个鸡巴什么东西，也配站在这儿指挥大家。
劳改队的歌咏比赛，有花样就比花样，没花样就比嗓子。唱歌又不是写字，尽管扯直喉咙就是了，没有难度。于是我经常听到阿金尖利的跑了调的南方口音很不和谐地飘浮于别人的合声之上：“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现在我分析，阿金似乎是起调起得高了）。
由于本着“重在参与”的指导思想，我们在此次歌咏比赛中夺得了第三十名的好成绩（荫矿共四十二个中队，有两个队只有编制没有人员，还有两三个中队犯人太少，没参赛）。
爸爸曾给我来信，说过了国庆来看我。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这天我出中班，上午在文化室上课时，接见室电话打到中队通知白露接见（外地籍犯人，如果出工后有家属来接见，会把电话打至坑口调度，再打到其工作面通知此人上坑洗澡接见的。党的人道可见一个斑）。
我早就打听好了，犯人的工种调动，有的中队指导员说了算，有的中队是中队长说了算，而二十三中队属于后者。老犯人们还告诉我，这儿的接见室是隔着玻璃打电话的，干部在旁边监听，不敢乱说话。于是一听到要接见，我马上用圆珠笔在左掌心写了“中队长 王”这四个字。我想父亲看到后能明白我的意思。
时间很紧，我本来还想用肥皂香皂尽量把眼圈、手背上褶皱里的煤屑洗掉些，以免爸爸看了心酸，但是干部已经在下面催了。
接见室离中队不太远，出门左拐走一小会就到了。经过狱政科的犯人检查后，我被带上二楼接见。
接见室真大！中间的一道顶到房顶的玻璃隔开监内监外两个世界。玻璃两侧的台子上放着一对一对的电话。这比晋普山先进多了。
我终于又看到爸爸慈祥的面孔和慈爱的眼神了。想起这近一个月来每天超强度劳动后的疲惫，想起每天那乌黑潮湿的窑衣和肮脏发凉的洗澡水，想起工作面的炮烟、岩尘、大板锹，想起累得要死的把帮，我不寒而栗，真想大哭一场！哪怕默默流泪也行啊！
但是，我不能。我笑着向父亲点点头。
电话机上的指示灯亮了，表示干部已经在监控室接通电源开始监听了。我和爸爸拿起电话机：“爸，最近还好吧？”……
爸爸应该是第一次见我如此狼狈：虽然儿子依然挺拔，但面容有掩饰不住的憔悴，虽然儿子依然谈笑风生，但镜片后的黑眼圈和握着电话听筒的手上的黑色煤屑，说明在这儿受了多大的苦。
“你信上说，现在，下坑了？”
“嗯，不过已经习惯了。”
“累吧？”
“呃，还行，不要紧。”我张开左手，亮出掌心的四个字，“这个，估计以后能给我调个工种，就更好一些了。”
爸爸点点头，他懂了。
又聊了一会，半个小时到了。电话机上的指示灯灭了，我们握着听筒却突然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爸爸比划着有给我买的东西，看还需要什么他再到下面的小卖部去买。我微笑着比划着说不要再花钱了，我很好，什么也不缺……
当我抱着一堆东西从接见室下到一楼后，狱政科负责检查的犯人又翻了一通，拿出几筒饮料让这儿的干部及他们自己喝，然后才挥手让我抱着东西回中队。
这天的中班出工后，老胡指挥着打了一米四的进度。倒是超产了，但碴也多，更重要的是顶、帮悬空部分的面积扩大，危险也随之增加很多。出碴钉道打支护时动作必须加快，那个累呀！……收工后吃过抿圪抖躺在床上，半梦半醒间我依稀记得今天爸爸来看过我，他也明白了我希望他能托关系让王队长为我调个工种的意思，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美梦成真呢？我不知道，就让我在梦里忘记明天还要把帮吧！在梦里，我见到了鲜花、白云、广阔的蓝天和新鲜的空气，还有在小时候那个简陋却温馨的家里，爸爸妈妈笑咪咪地坐在饭桌边等我……
事已至此，我在此案中的定罪以及判刑上面，我已经认命了。就是说，目前我已经到了劳改队服刑，这儿属省司法厅劳改局管，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已经完全脱了干系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队里，我如果混得好，就能多减点刑，如果混得很板，顶多实住六年半后出狱。
但是，一切皆有可能。
之所以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着泪，因为对这片土地实在怕得深沉”，就是因为人生未来的不可捉摸性。本以为早已被我摆脱了的，其实一直如恶魔般尾随在我身后。
有一天早班收工后，小邸通知我：“白露！二楼干部办公室！指导员叫你！”
我当时很累，很想随组员们一起到操场外面喝口水，坐一阵，休息一会。心里还想能有啥事呀叫我？真是的。
我站在警戒线外，喊：“报告！”
“进来。”
一迈个办公室，我怔住了：除指导员外，办公室里还有三四个穿警服和便服的人。我认识其中一个：赫然是省城市检察院的三把剑之一、我的公诉人韩少峰！我的心圪登了一下开始往下沉：来者不善！
韩检察官指指身边的人：“白露，这几位是市检察院法纪处的，找你了解些情况，你要老实回答。”
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开始发问，有人摊开询问笔录做记录。
他打开桌上的一个纸包，露出案发时我手中的水果刀：已经断为两截的水果刀：“这个，是你当时的做案工具吗？”
这深红色的塑料手柄，和旁边的七公分长的刀刃，又让我想起了1992年12月13日夜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的，这是我的小刀，但是，四年以后旧案重提，他们意欲何为呢？韩少峰虽然是我的公诉人，但我能感觉到他似乎并无恶意，但他特意介绍说这几人来自检察院法纪处，有何用意？法纪处，顾名思义可能是对检察院等司法系统的大盖帽们进行司法活动的过程予以监督的，他们此番前来，是想借此调查曾经在此案中帮助过我的人？还是要查那些曾帮助过原告的人？应该是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可他们突然把那把小刀——案卷中的“凶器”调出来让我重新指认，这是准备引出什么话题？这，是我的小刀，但如果他们买个一模一样的小刀，一折两断后让我误认，是否随后就可以一步步诱导出其他什么？那么，现在，我不能承认这是我的刀。
脑子里霎那间电光火石般闪过这些想法后我说：“时间太长了，我忘了。看上去有点象。”
几人交换眼色，短暂的沉默后继续发问：“你在南城看守所时，最先承认的是……？还是……？是否是在别人的诱导下你改口的？”
此言一出，我全明白了：“忘了。案卷上是怎么写的，我当时就是怎么说的。”
……
随后的几个问题，不管问什么，我都平静地告诉他们：我现在已经认罪服法，在劳改队服刑。几年前的事，全忘了。
其实这平静下面，隐藏着愈聚愈厚的愤恨。
最后，问话的领导恼怒地瞪了我几眼，心有不甘地挥挥手，示意我可以出去了。
回到监舍后，其他犯人问我是谁找我。这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愤怒、委屈，泪水哗哗流了下来。我真没想到，自己已经认命了，已经被判了十年了，已经失去很多了，已经从晋普山转到荫营了，已经由考核组转到六大队每天下坑劳改把帮了，已经是以失败者阶下囚的身份苟活于世、浑浑噩噩偷生于854副巷了，原告却如此阴魂不散死死纠缠着我！赵廷富你非得取我性命不成！有种你来拿！老子与你同归于尽！
我也不想哭，毕竟现在自己已经不是可以随便流泪的年纪了。可是这不争气的眼泪却偏偏不停流下来。我很惭愧，拼命用脏兮兮的手背去擦，好大一会才止住。
老胡安慰我：“逑的事也没有！真要有事，早一绳子就把你捆回太原号子里了！他们来这儿提你，还是证据不足！怕甚咧！大不了人家有天大的关系，把你枪毙了吧，那你也比死的外货多活了几年么！”
如此极端却简单直接的假设有效地化解了我心中的担心。我止住泪水，可是心底的仇恨又增添了几分。
事后有人（估计是老胡，这是他的责任）向指导员汇报了我这一情绪波动。段指导找我谈话时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太原检察院本事再大也管逑不住这儿。我对这些可爱的哄三岁小孩的话表示由衷的相信和感谢。
风波过去了，但它的影响却深远得很：它提醒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因为有仇恨的眼睛时刻在暗中盯着自己。
二 十 五 又一次环境变换，又一次前途未卜
第二十五条 劳动过程中应该穿用操作服，佩戴标记。
过了十一，我们就统一换上了囚服冬装。囚帽如同文革时的黄军帽，只是深蓝色的。衣服也是深蓝色中山装样式。我们普通犯人还穿着白边布鞋。中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油穿着回力牌帆布白球鞋。到了十月底，已是寒风瑟瑟秋意萧萧，山里的气温要比社会上低几度，我们纷纷加上监狱给发的棉衣裤。当然也有棉鞋，可是臃肿笨拙不好看，我们不常穿，还是以白边布鞋为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下坑前换窑衣时，棉衣裤已经把小铁皮柜里塞满了，再也放不进去棉鞋。
下坑时我也学着老犯人的样把棉衣披在窑衣外面，干活的时候同水壶一起挂在后面。不披上不行了，出收工在坑口调度楼前等候时，那一股股穿堂风阴寒得很！
我已经基本上习惯这种生活了，经常开心地与别的犯人逗嘴说些荤话（好象自己深谙两性知识，其实不然，我只是把号子里王德智他们说的转述而已），也经常与小张开玩笑：别人按住他时，我们一拥而上捏胸捏臀肆意取笑。下了坑把帮推斗，回到中队吃饭睡觉。手心里有了不少茧，手背、脸上的煤屑早就习惯了。如果扔了这一副眼镜，我就是一个标准的下坑的劳改犯。
1996年11月1日上午，我们组夜班收工吃了抿圪抖后，小邸过来了：“白露！二楼办公室指导员叫！快点！”
报告进门后，段指导问：“你到中队俩多月了，咋样，习惯么。”
我自豪地挺起胸膛：“习惯了。”
“嗯，现在又要给你换个改造环境，你一会回去收拾铺盖和东西，调队！”
我有点懵了：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又调队？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井下生活、熟悉了二十三队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