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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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不论是演绎的还是归纳的，不论是不是源自于感觉，都必定是有原因的。要想区分被理解的对象和被决定的对象是全然不可能的，因为两者表示同一的东西。如果某物对我们来说是“现实的”，那是由于我们是以因果的形式观察它、思考它，正如我们把我们自己及我们的行为看作是某种创生的事物、某种原因一样。不过，原因的认定随情形而变，不仅在宗教逻辑上如此，就是一般地在人的无机逻辑上亦复如此。一件事实，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有如此这般的原因，而另一些时候却被认为有别样的原因。每一种思考对于它的每一个应用范围都有一个独特的“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思维上的因果联系从不会原样重复。甚至在近代物理学中，实际上局部地相互排斥的有效假定——亦即因果体系——在应用中却是并存的；例如电力学的概念和热力学的概念就是如此。思维的意义并不因此而化为乌有，因为当醒觉意识不断地轮值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单个行为的形式中进行“理解”的，而每个行为都有它自己的因果开端。把整个作为自然的世界与个别意识的联系看作一个单纯按因果顺序排列的连锁反应，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现实的，因为我们的思维总是按照成组的行为进行的。这种看法始终是一种信念。它其实就是信仰本身，因为它是对于世界的宗教式理解的基础，无论是在何处观察事物，这种理解都把神秘感作为思维的必要条件——对于再也不会被想起的偶然事件，只假定具有昙花一现的神秘力量，对于位置确定的持存者（例如源头、树木、石头、山丘、星宿等等），或能够在各处临现的万能者（例如天神、战神、智慧之神），则假定具有持续的神秘力量。这些神秘力量只是由于每个分散的思维行为的单独性而受到限制。有的今天还只是神的一种特性，明天它本身就成为了神。其他的时而是多样的存在，时而是一个统一体，时而又是某个模糊不清的东西。世上有许多不可见的东西（形态）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原则），但是对于那些有幸遭遇它们的人来说，它们便是显现的或可理解的。在古典的意义上和印度的意义上说，命运是作为本源之物（Ur…Sache）而凌驾于可描绘的神之上的；相反，麻葛文化的命运则是唯一而无形的至高上帝的施为。宗教思想总是在因果的连续中来区分价值和等级，由此而导向最高的存在或原则，并将其作为最首要的和“主导的”原因；“天命”这个词就是所有以评价为基础的体系中使用最广泛的一个词。相反，科学则是另一种理解方式，从根本上厌弃在原因中进行等级区分；它所发现的，并非天命，而是定律。
对事物的诸般原因的理解，可使人获得自由。对已被发现的联系的信仰，则可以击退人对世界的恐惧。上帝是人借以逃离命运的避难所，对于这命运，人们能够感觉到，并可以生动地体验到，但不能加以思量、描画或命名，一旦“批判的”（照字义讲是辨识的）、因恐惧而生的理解能清楚明白地排定前因后果，也就是，使其在外部或内部的视力看来都井然有条的时候——只要这个时候——命运也就搁置起来了。这就是那些理解力比较高的人常常会陷入的令他绝望的两难，这种人的强有力的追求理解的意志与他的存在总是处于矛盾之中。这时，命运再也不能为他的生命服务，但又不能主宰他的生命，因而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总会留下一个不能解决的因素。“人只是不得不宣布自己是自由的，他觉得那个时刻受到了限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宣布自己受到了限制，那他就有了自由的感觉。”（歌德）
我们是在作为自然的世界内来将因果联系命名为真理的，对于这个命名，我们确信任何进一步的反思都不能改变它。真理是建立起来的，它们是超时间的——是“绝对的”手段，既超脱于命运和历史之外，也与我们自身的生与死的事实无关——而且它们是一种内在的解脱、慰藉和拯救，因为它们瞧不起并能克服事实世界中不可胜数的偶发事件。或者说，由于真理只在心智中映现自身，因而人可能会消逝，可真理永存。
如是，在周围的世界中，某些事物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被固定、被擒缚。有理解力的人们，手中得以握有秘密，不论这秘密是古代的那种灵验符咒，还是近代的那种数学公式。甚至在今天，伴随着人们在自然领域中的每一实验步骤，必然会产生一种成功感，可断定某些事情——如关于天神的意旨、权力和地灵的暴戾之气；或是关于自然科学的神秘力量（原子核、光速、引力）；甚或关于思维在沉思它自己的影像（概念、范畴、推理）时——以及在一个不可变更的因果关系体系的囚笼中去决定、断定它时——所想象到的抽象的神秘力量。这种无机的、致死的、禁锢的意义上的经验，是与人的生命体验及生命知识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经验以两种方式出现——理论和技术，或者用宗教语言来说，神话和崇拜——它依照信仰者的意图而决定是公开或是封闭周围世界的秘密。二者都要求人类理解力的高度发展。二者或由恐惧而生，或由爱而生。我们既有一种有关恐惧的神话，例如一般意义上的摩西神话和原始神话，也有一种关于爱的神话，例如早期基督教和哥特式神秘主义的神话。同样地，我们既有一种防卫的技术，另外也有一种祈求、施魔法的技术；献祭和祈祷之间的这种无疑是最根本的区分也能够用来区分原始的人类和成熟的人类。信仰是心灵的一个特征，而宗教则是一种才能。“理论”要求有内视的天赋，这种天赋很少有人能达到明察秋毫的程度，很多人根本就不具备。这理论其实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世界观，不论一个人在世上所看到的是权力的操控与活动，还是（用一种更冷静的都市精神——不是恐惧，也不是爱，而是一种穷根究底——来看）合乎法则的力量的活动场所。禁忌和图腾的秘密可以在神灵信仰和心灵信仰中看到，也可以在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来推度。“技术”必须以结合和乞灵方面的才智天赋为前提。理论家是有鉴识力的预见者，技术师是牧师，发现者是先知。
然而，借助这些手段，才智的全部力量，只是集中于现实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由语言从视像中概括出来的，而且并不是一切醒觉意识都能辨别它的本质——概念的范围、可沟通的定律、名称、数目。因此，对神灵的每一次召请，都要求对神灵的真实名称、仪式和圣礼的运用有一定的知识——只有正式入会者才能知晓和运用——而且形式必须恰当，用语必须正确。这不仅适用于原始巫术，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自然科学的（特别是我们医学的）技术。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数学才具有了一种神圣的特性，才时常是宗教氛围的产物（毕达哥拉斯、笛卡儿、帕斯卡尔）；也是因此，所有宗教中才都具有神圣数字（3、7、12）的神秘主义；而装饰（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宗教建筑）实质上就是被感觉为型式的数字。数字是小宇宙在醒觉意识的世界中用来和大宇宙取得联系的严格而必要的形式，是动机表达和符号交流的手段。在祭司的技术中，它们被称为箴言，而在科学的技术中，被称为定律——但二者实际上都是名称和数目；原始人在他本村的祭司降服妖魔时所用的巫术和文明的技师控制他的机器时所用的魔术之间是看不出有任何区别的。
人的追求理解的意志的第一个，也许是唯一的结果就是信仰。“我信”是抵御形而上的恐惧的良言，同时也是爱的誓言。尽管一个人对知识的研究和积累可以在突然的开悟或最后的运算中达于极点，可是，如果不是同时对于“某一事物”树立了一种内心的确然性，那末，个人的一切意识和理解也会毫无意义；这一事物，像其他陌生的事物一样，就存在于因果的连续性之中——而且正处在已确定的形态之下。因此，最高的知识财富——人们将其看作是由言语演绎而来的思维的一种存在——就是对这一事物的坚定的、辛苦得来的信仰，这种信仰脱离了时间和命运的过程，被人们用沉思加以辨识，用名称和数目加以标志。但是那一事物究竟怎样，在最后的分析中，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它是已接触到的宇宙的秘密逻辑的某个事物呢？或者还只是一个轮廓呢？于是所有的努力与热情重新开始，这一新的疑问让人废寝忘食，重新投入研究，可它也许会让人陷入绝望。在他对信仰的理智的钻研中，他需要一个由思维得来的最后事物，一个经过细查的结局，不遗留任何神秘的残余。他的沉思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必须光明澄澈——使他获得慰藉的莫过于此。
在这里，信仰转化为因疑惑而引起的知识，或者更正确地说，成为对那个知识的信仰。因为理解的后一种形式根本上就取决于前一种形式；它比较靠后，更多人工的痕迹，更多疑问之处。进而言之，宗教理论——亦即信徒的沉思——导致的是教士的实践，相反，科学理论则借沉思使自己摆脱了日常生活的技术知识。由启发、神示、突然的深刻瞥视而产生的坚定信仰可以毋需辨识的工作。但是，批判性的知识却要以这种信仰作为先决条件：它的方法将正好导致预期的结果——不是新奇的想象，而是“现实”。然而，历史却教导说：对于信仰的怀疑能导向知识，对于知识的怀疑（经过一段批判性的乐观主义阶段以后）将重新导回到信仰。当理论知识使自己摆脱了心悦诚服的接受时，它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此后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技术的经验而已。
信仰在其原始的、不清晰的状态中是承认智慧的最高源泉的，承认通过智慧，那凭人类自身的敏感还不能加以阐明的事物就能大致弄个清楚——例如先知的话语、梦、神谕、神圣的经文、神的声音等等。相反，批判的精神要求，且相信自己能够就其本身来考察一切事物。它不仅不信任外来的真理，甚或否定它们的可能性。真理，对它来说，只是它自己已经证明的知识。但是，如果纯粹的批评只是从其自身来创造它的方法，那它就不致长久看不到这种状况是以结果的现实性为假定条件的。“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命题。人们容易忘记批判的活动必须仰赖一种方法，反过来，通过批判的方式来取得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却是很明显的。因为，实际上，这是思维的暂时倾向的必然结果。那就是，批评本身的结果取决于基本的方法，而这种方法转而又取决于充盈着醒觉意识的存在之流。对于知识的无条件相信，只是理性主义时期天真至极的标志。自然科学理论不过是历史上古老定理的另一种形式。从它那里唯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生活所获得的、表现为一种有效的技术的东西，理论则为这种技术提供解答。曾有这样的说法：一个有效假定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正确性”，而在于它的可用性。但是，另一类的发现、洞察力的发现、乐观主义意义上的“真理”，不可能是纯粹科学理解的结果，因为这种理解总要预先假定一种既存的观点，科学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