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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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肤浅的正是浪漫主义学派及其对启蒙运动的批评，而不是启蒙运动，即使它的名称已成为肤浅的同义语。康德和启蒙运动由于认真对待自由的理想，由于相信民主的观念不仅是短暂的历史现象，而被讥笑为肤浅和天真。现今我们又能听到许多这些观念必然短暂的言论。但是，还是不要解释它们的必然短暂性和预言它们即将来临的衰落，最好为它们的生存而斗争。因为这些观念不仅表现了它们的生命力以及它们经受得住可怕攻击的能力：它们也如康德认为的那样，最终为多元的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反之亦然，多元的社会是确定政治意义和目标的必要框架；超越当前的任何政策的必要框架；为我们过去的历史强加一种意义，试图给予我们目前与未来的历史一种意义的任何政策的必要框架。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把人类的历史主要看作相竞争的观念和信仰的历史，看作观念形态斗争的历史。在这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但是，正是在它们对这些观念的态度上，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大相径庭。浪漫主义看重信仰本身的力量：它看重它的活力和深度，同它的真理无关。这似乎是浪漫派如此轻蔑启蒙运动的真正原因。因为启蒙运动以几分不信任的态度看待信仰和信仰的力量。尽管它教导人们要宽容甚至尊重别人的信仰，它最大的价值却不是信仰，而是真理。它教导说有像绝对真理那样的事物，即使它可能不为我们所知；我们可以通过纠正我们的错误而更接近它。这实际上是启蒙运动哲学的基本命题，它与浪漫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的最大对比就在于此。
但是接近真理并非易事。只有一条道路通向真理，通过错误的道路。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错误进行学习；只有乐于把别人的错误作为通向真理的踏脚石看待甚至珍爱的人，只有寻求自己错误的人才会学习：因为只有当他意识到这些错误的时候，才能使自己摆脱它们，因此试图发现错误的人，才会学习。
因此，我们的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不同于我们的征服自然的观念。比较地说，前者是从错误、从迷信和从虚假偶像的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它是通过人们自己对自己的观念的批评——尽管总会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达到的自己的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和发展的观念。
因此我们看到，启蒙运动摒弃狂热和信仰的狂热形式不是由于纯粹功利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它发现用更冷静的态度在政治中和实际事务中可以取得更美好的事物。它摒弃狂热信仰倒是我们应当通过批评我们的错误探索真理这种观念的自然结果。只有在多元的社会中，即，在宽容我们的错误及别人的错误的开放社会中，这种自我批评和这种自我解放才是可能的。
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基本观念，它本身是狂热的劲敌，因为它使我们努力把自己与我们自己的观念相分离甚至相脱离（以便批评地看待它们），而不是把自己与它们相同一。对于观念的有时势不可挡的历史力量的认识应使我们领会到，使自己摆脱虚假或错误观念的难以抗拒的影响有何等重要。为了寻求真理和摆脱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训练自己以看待我们所反对的观念的同样的批评态度看待我们自己所喜爱的观念。
这不是向相对主义的让步。实际上，错误的观念本身以真理的观念为前提。承认另一个人可能正确，我可能错误，这显然并不而且不可能意味着每个人的个人观点都同样地正确或同样地站得住脚，并且如相对主义者所说，在自己的参照系中人人都正确，尽管他在别人的参照系中可能是错误的。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我们许多人都了解到，有时我们是错误的，而我们的对手是正确的；但是有过多的领会了这个重要真理的人滑到相对主义方面去。在我们创造自由的多元社会及知识增长和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社会框架的伟大历史任务中，重要的莫过于能够批评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观念；然而不要成为相对主义者或怀疑论者，不要失去为我们的信念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即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信念应当总是可以纠正，认识到只有通过纠正它们我们才会使自己摆脱错误，从而使我们能够增长知识。
历史哲学的多元取向
Ⅰ
可称作历史哲学的学科始终围绕着三大问题：
（1）历史的情节是什么？
（2）历史的用途是什么？
（3）我们应如何编写历史，或者历史的方法是什么？
从荷马和圣经直至现代，人们对这三个问题或含蓄或明确地做出了种种回答。这些回答的变化之小令人吃惊。
圣经和荷马著作中对第一个问题——“历史的情节是什么？”——的最古老的回答是有神论的。这个情节只能隐约地觉察，因为它来自上帝或诸神的意志；尽管它也许不完全无法探测，然而要探测它也并非易事。无论如何，在种种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奥秘。它与报应和惩罚有关；与一种神性的天平，正义的天平有关；尽管只有目光最敏锐者才能看到做出公平的裁决。
这架天平如果受到搅扰，就像钟摆一样摆回，它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中起着作用，希罗多德在特洛伊战争中看到人们从西方移到东方，而这说明了波斯战争的摆回，在那些战争中人们从东方移到西方。两千三百年后，我们在托尔斯泰＇Tolstoy＇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中发现了恰恰相同的理论：拿破伦〔Napoleon」移向东方进入俄国换来了俄国人移向西方。
无可否认，希罗多德和托尔斯泰都未提供初看起来像有神论的东西，但是有神论背景——或多或少被抑制的关于神性的正义天平的理论——是确定无误的。
这毕竟符合欧洲思想的整个框架，它的本源基本上是神学的，它固守着它的理论的根本方案，甚至在革命的时代，甚至在这科学兴起的现代也是如此。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反对上帝的更早的、自然主义的革命已经用“自然”的名称取代了“上帝”的名称。几乎其他一切都未加变动。神学、上帝之学，被自然的科学取而代之．上帝的法则被自然的法则取而代之；上帝的意志和力量被自然的意志和力量（自然力）取而代之；上帝的设计和上帝的裁决被自然选择取而代之。神学的决定论被自然的决定论取而代之，即，上帝的全知全能被自然科学的全知全能取而代之。
黑格尔和马克思又用历史女神取代了自然女神。因此我们得到了历史法则，历史的力量、威力、趋势、设计与规划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全知全能。反对上帝的罪人被“妄图抗拒历史前进的罪人”取而代之，我们获悉不是上帝而是历史将是我们的法官。
但是上帝——自然——历史的序列，和相应的世俗化的宗教的序列并不就此而止。黑格尔的（宣称的）发现，即价值毕竟只是历史的事实（因为在上帝身上，价值与事实是一回事）导致了事实的神化——关于人类生活与行为的现存的与真正的事实（恐怕包括仅宣你的事实）的神化——因此又导致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的世俗化的宗教。由于人类行为包括言语行为，我们又被进一步导致对语言事实的神化。求助于这些事实或宣称的事实的逻辑的和道德的权威似乎是我们时代的哲学的最终智慧。
关于在历史中有一个情节的理论——无论这个情节是有神论的还是反有神论的——是我用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这个名称所称呼的事物。这个名称遭到了人们的攻击，那些人认为名称很重要，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强调地说，名称对我并不重要，它只是个标签；我向来不在词语的问题上争论：在我看来，词语完全不重要——它们只是真正需要说的事情的工具。
我对历史决定论情节理论的批评也因过时而遭到攻击。人们说，历史决定论者已经没有了，因此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呢？
十分正确，尤其是最近，没有什么人公开捍卫历史决定论。甚至汤因比［Toynbee］教授的追随者们，在这方面如果不是被击败的话，也是不那样夸夸其谈了。然而，我仍几乎觉得仿佛淹没在历史决定论的洪流中。我不断地听说我们正生活在原子时代，生活在太空时代，生活在电视时代，生活在传播媒体时代。我不怀疑，最近对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攻击至少部分地由于这样的信念，即在我们具有大众传播的新手段和复印机与其他照相复印本的新时代，书籍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我也不断听说我们所处的专业化时代，同时还听说新的抽象的革命艺术时代——顺便说一句，自从四十七年前，即1920年，我看到在魏玛的包豪斯［Bauhaus in Weimar］展出的实际上它的所有变种以来，这种艺术一直未发生变化，而当时它是反对停滞不前和恪守传统的革命运动。然而，作为生活在既是专业化又是抽象艺术的时代的结果，我听说有一位专家夸耀自己只专门研究自1930年以来的美国抽象艺术史。这样，包豪斯的早期阶段就不属于他的专业。
在我看来十分清楚，所有这些所谓的运动与倾向，时代与时期，都是历史决定论情节观念的产物。然而，我仍感到停滞不前的危险，包括让我自己的思想停滞不前的危险。因此我觉得，指责历史决定论的话我说得和写得已经足够了，现在我不想再说什么指责它的话了。
相反，我要试图重新看一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尽管只是非常简捷地看一看——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一个情节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对我们的问题的回答是“是的”。自从批评性讨论和写作发明以来，兴起了可称为知识增长的事物，这种知识及其增长在我们的生活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换言之，存在着知识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情节。
只是在最近——大约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科学知识这个独特的事物，在人类生活中变得明显重要了。但是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两件很概括的事情。一件是，我们正是在拥有知识上最明显地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另一件是，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动物的进化，即，我们知识的增长是动物进化的一种延续，尽管是以全新的手段。
这样看待我们的历史的方法既是明显的又是极其片面的。四百年前，知识的增长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位极可疑的预言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一个方案，它很快变成了典型的智力时尚。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个时刻，它看上去不仅像一个情节，而且像一种普遍的情节，人类历史的主要情节，也许是生命进化的主要情节。
历史学家传统上对科学史所知极少，在这方面这是十分有趣的。因此1945年我在《开放社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