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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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72页）。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1957年，第76—93页）；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1973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514—6）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②类似地，如果不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无意的社会反响”（见波普，1972年b，第342页；又第124—5页；1962年，Ⅱ，第95页；1972年a，第160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
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中的运用。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
……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这种方法包括了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1976年，第117—18页；又1957年，第140—1页；1972年ａ，第178—9，188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
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1973年，第293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确性。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别一样大。
①事实上已经区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21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1970年，60—5页）。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DeRevolutionlbusOrbiumCaelestium没有达到象托勒密的Almagest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见库恩，1957年，第168—71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大的了（见图尔明，1972年，第98—117页），他从库恩在1961年发表的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1970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1974年，第135—51页）。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不列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40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见库恩1957年，第259页）。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４个互相区别的论题，即（１）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２）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３）无空档论题——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４）哥式塔转换或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1967年，第169页）提到：“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对方法论的正确性的检验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关于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1970年，第46，50，198，233，236—8页）；阿钦斯坦（1974年）；赫西（1973年）；和劳丹（1977年，第5章）。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1971年，第104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1977年，第6—7页）。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1974年）。
①
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1968年，第4章）。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其他进行精确的解释。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简便的理解。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彼特的“想象力”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素材”（见熊彼特，1954年，第41—3页）——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说”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1971年，第2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1977年，特别是第26—45，87—94页）。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1964年发表。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高雅”、“证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朴素”、“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发展的。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巴斯卡（1975年）。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1976年，第161—76页）。关于对拉卡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1976年）和图尔明（1976年）。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1977年，第6章）。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1976年，第10—12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