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英]马克·布劳格-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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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胩庵螅嬲奈侍馐悄吕帐欠裼Ω贸腥侠罴瓮嫉睦砺鄄唤鼋鍪抢胩獾模沂俏扌У摹Ｔ凇对怼返�1848—1871年的续版中，穆勒坚定地延长了技术进步能够延缓农业中收益递减规律影响的期限，从而也就延长了内在的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然而，如果我们只抓住《原理》的第一版，当然可以认为“从李嘉图的去世到穆勒的《原理》问世这段时间太短了，因而不能对李嘉图的预言做结论性的检验”，特别是人们都同意“无论如何李嘉图或穆勒都不准备用预言检验来否定他的分析”（见德马切，1970年，第273页）。而对于《原理》的以后的版本，有人会说，难道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不是过份地要求穆勒应该放弃他用了一生的时间来维护的一个整体的思想吗？穆勒的确放弃了工资基金教条，而且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他做得比象享利·福西特或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这样的他的紧密的追随者所做得更甚。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给穆勒定罪或免罪，而是要正确地描述他的方法论观点和他把这些观点运用于实践的方式。
穆勒和所有的古典传统作者一样，基本上是要求判断正确的假设，而我们将要看到，现在经济学家主要是要求预言。
这并不意味着古典作者对预言不感兴趣；很明显，由于他们介入政策问题，他们不可能避免预言。他们主要是相信，由于正确的假设产生正确的结论，过份简单的假设，如经济人、在给定的技术状态的收益递减、在给定的工资率时非限定弹性的劳动力供应等等，必然会导致过份简单的预言，甚至在以巨大的努力来考虑有关的干扰因素时，这种预言也决不会真正和事件的进程相符合。在对事件的解释中所省略的干扰因素毕竟不只是经济性质中相对地小的干扰因素，而且也是主要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就象穆勒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在经济学中我们检验理论的应用以判定，在允许加入非经济因素之后，我们已经考虑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干扰因素是否充足。我们从不检验理论的效力，因为，如果由于假设的效力从人的行为方面看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建立在以人所经历的、能自我提供证据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结论也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同流行的现代观点就相差甚远了，现代的流行观点认为假设不需直接地检验，虽然如果能检验的话还是有用的。现代观点还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所做出的预言被证据反复地证实的话，在最后的分析中也只是预言和经济理论被建立。①
六、凯尔恩斯的《逻辑方法》
如果对古典方法论到底是什么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应该通过考察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来消除这些怀疑，这本书在1875年第一次出版，在1888年修订，当时正是边际革命活跃的时候（然而，该书只是马马虎虎地参考了边际革命）。当然，到这时我们离开李嘉图的去世已经有50到60年了，然而正象我们将到看到的，凯尔恩斯还象穆勒那样坚定地相信基本的李嘉图趋势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说在穆勒和凯尔恩斯之间有任何区别的话——这仅是一丝毛发之差——这个差别就是凯尔恩斯比穆勒更加刺耳和教条地否认可以通过把经济理论的含义和事实做简单的比较来对经济理论进行反驳。对此可以用两个人的个性来解释，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凯尔恩斯经历了英国历史学派兴起的时代，他显然是被这个学派的成员对古典经济学的不现实的假设没完没了地责骂激怒了（见科茨，1954年；库特，1975年）。
凯尔恩斯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假说的、推理的科学这个有名的命题开始：它的结论“将只有在没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才和事实一致，换句话说，它们所代表的不是实证的而是假说的真理”（见凯尔恩斯，1965年，第64页）。他引用思诺的话来争论说，政治经济学不应该被视为假说的科学，而是应该视为一种以真实的前提为基础的科学。凯尔恩斯争辩说，在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中没有假说的东西，因为这些前提的基础是“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可以归纳的事实”；“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取得财富的愿望”和“自然力的物质质量，尤其是土地，人类在土地上辛勤劳动”都是事实，“它们的存在和特征都是可以容易地弄清楚的”（见同上，第68页，73页）。从这方面看，经济学的确是比自然科学优越的：“经济学家是从终极原因开始他的研究的。他已经处在他的事业的开端，而物理学家只有经过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才能取得这种地位”（见同上，第87页）。的确，经济学家一般地是不能进行实验的，但是他能够在他的心中进行思想实验，他甚至能进行“在土地上的直接的物质实验”（见同上，第88—93页）。因此，他的假设并不是“猜测的”，而是从观察中得出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观察的“直接的、简单的证明”（见同上，第95页；和第100页）。因此，凯尔恩斯继续解释说，断言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科学，其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对事件做出有条件的预言的科学，这些事件总是受到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支配：“应该把政治经济学的教条理解为，它们并不是要断言什么将会发生，而是断言什么可能或倾向于发生，从这个意义看只有这些教条是正确的” （见同上，第69页；又第110页）。
跟着上面的是该书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多重意思的杰出的论述，其中包括了我们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两个意思的理解（上面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个论述的是声称，使用和归纳一分类方法有区别的假说—演绎方法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明确无误的特征（见同上，第74—6，83—7页）。由于冲击经济生活的因素的复杂性，应该经常用“经济研究所允许的那些证实”来补足经济学的假说的真理：“证实在经济研究中也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实施；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小心地实施，它经常能够给推理论证过程提供充足的实证，能够使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具有更高程度的信心。”这个评论的影响不幸地被冲淡了，因为凯尔恩斯把李嘉图引证为“一个最自在地采用这种方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的作者”（见同上，第92—3页）。凯尔恩斯声称，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考虑“在对更强有力的因素的作用力的调整中从属原理的影响”，认为人们毫无疑问能够建立这种原理。他举例说，从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这个“从属原理”的影响，斯密分析了在地理上相邻的劳动力市场中同样劳动的工资差异，而李嘉图和穆勒从中得出国际价格理论（见同上，第101页）。作为一个更好的解释，他举了图克在《价格史》中的论证，图克论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价格水平的变化并不和货币量变化的方向一致。凯尔恩斯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存款问题造成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把银行钞票流通和总的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见同上，第101—4页）。为了使他的观点切中要害，他还说道：
不能认为这种不一致（在价格和货币流通之间）暗示着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证明假如其他情况不变货币的价值和货币量按反向关系变化一这基本规律是错误的。这个规律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每条教义一样，仍然是以同样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事实为基础的，我们要不断地建立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这种现象只不过表明了，在现实情况中，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复杂的机械现象和动力学的基本规律知识并不相对应，这会使一个初学者的期望和基本规律不一致，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事实的不一致并不会比这更大。一枚金币从高的地方穿过空气掉在地上，其速度会比一根羽毛掉下的速度更快；然而没有人会考虑否定所有落体的引力加速力都是一样的这一教义＇见同上，第103页注］。
如果我们找不到更专设的、更不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很难找到对滥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条件的更好的描绘了。
凯尔恩斯下结论说，经济规律，“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它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才能被驳倒”（见同上，第110页；又第118页）。总之，不管是证明假设是不现实的，还是论证一个逻辑的不一致，都永远不能把一个被驳倒的预言做为抛弃一个经济理论的理由，特别是对于只能做出定质性预言的经济学更不能这样做（见同上）。①为了表明 这并不是对凯尔恩斯的意思的苛刻的解释，让我们看看他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坚持：马尔萨斯理论是一个趋向律，因此“并不和生活资料在事实上应该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教条相一致”；他的确是完全希望同意“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别是在所有正在改善的国家里，生活资料事实上增长得比人口快”（见同上，第158，164页）。然而，马尔萨斯理论是正确的。此外他还说，没有马尔萨斯的理论所有标准的李嘉图原理都根本无法理解（见同上，第176—7页），这个评论当然提供了理解他对经济预言所采取的防守的方法论态度的钥匙。换句话说，他信奉李嘉图的科学研究方案，并且坚持认为马尔萨斯理论是这个方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争论。凯尔恩斯承认，李嘉图的租金理论并没有显得正确地预言了在新殖民地的耕作制度。这种“剩余现象”要是在自然科学中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并不是这样。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果它能够解释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地出现的事实，那么这就被当做对这种科学真理的最强有力的证实。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原理并不是以这种情况中的证据建立起来的，而是直接地求助于我们的觉悟或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现象可能会自我呈现出来，但是这些原理不受任何现象的影响……假定论证的过程是正确的，经济理论也不是建立在这个论证过程之上。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设干扰因素的存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不会动摇我们对事实的相信，也不会削弱我们对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的信心。举例说，当我们面临在什么情况下租金才存在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不会动摇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土地并不是同等肥沃的以及最好的土地的生产力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见同上］。
在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甚至在杰文斯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观点，即认为“证实”并不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以看看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不过是建立对被认为是明显地对的理论的运用边界的方法：人们进行证实以便发现“干扰因素”是否能解释在顽固的事实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原因之间的不一致；如果能解释，那么理论是被错误地运用了，但是理论本身还是对的。人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是否存在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什么方法这个问题。①
七、纳维利·凯恩斯的总结
在经济思想史上，19世纪80年代被做为在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穆勒尔之间有名的方法争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