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9-名老中医之路-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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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以扩见闻，这些书仅是所谓眼到而已，不要求背诵。从前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
熟读了，还要精思，把读的东西消化吸收，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要善于思考，养成一定的鉴另q能力，既不要轻于疑古，也不要一味迷信古人，这就是心列。
所谓手到，就是要记笔记。笔记可分两种；一种是原文精粹的地方节录下来，作为诵读学习的材料；一种是读书心得，这是已经经过消化吸收，初步整理，并用自己的文字作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的东西，比起前一种笔记来，是又进了一步。在学习过程中，这两种笔记都很重要，前一种是收集资料的工作，后一种是总结心得的工作。待到一定时候，笔记积累多了，便可分类归纳，这便是文章的雏形了。
这四到，不仅互相关联，而且互相促进。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中医院校任教时，由于教学须编讲义，写稿须找数据，只好多读多看，勤记勤想，周此在中医理论方面提高较快。
持益多师不耻下问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求师问业，原是中医的良好传统。我早年幸遇名师王香岩先生，经他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以后的学业奠定了基础。王师擅长治疗温热病，我学习的基本上是叶派学说。迨至壮年入蜀，接触到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的环境、民情风俗、用药习惯等等，对我理论和临床的提高起了一定的作用。如江浙医生用乌、附，大率几分至钱许，而川蜀医用乌、附，常用三、四钱，甚至有用两许大剂者。解放后到了北京，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名医云集，因此得与四方名医时相过从，各出所学，互相切磋，获益良多。
古人为学，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话很有道理。司马迁能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一来由于「天人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掌握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历览天下名山犬川，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版图辽阔，地理环境，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发病特点等，各地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用药习惯、医学流派等，这是由来已久了。如《素问·异法方宜论》即曾评论五方的发病，治疗的差别，提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的主张。因此，多向各地医药同行学习，吸收他们的长处，不但不耻相师，还要转益多师，不周于门户之见，也是克服局限性，取得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我自己曾从「行万里路」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故有深切的体验。
老前辈读书多，经验丰富，并有某种专长，向他们请教，得益甚多。同辈亦可互相研讨，交流经验。
例如裘吉生老中医自订疏肝和胃散，治肝胃气痛疗效可靠，方用沉香曲、香附、甘松、延胡、降香、九香虫、刺猬皮、瓦楞子，左金丸、甘蔗汁、生姜汁。我向裘老索方，他即告我，以后我用此方治神经性胃痛、胃溃疡胃痛，均有疏肝和胃，行气止痛之功，但不宜于虚证。解放后，我长期与蒲辅周老中医一起工作，蒲老临床经验丰富，治病颇有把握，我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
各地中、青年中医，与我联系者颇多，对于中青年医生，我总是满腔热忱地希望他们能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对他们的请教尽量做到有问必答，有信必复，同时也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例如，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写了《银翘散的研讨》一文，寄给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连建伟同学，请他毫不客气地提出修改意见，结果他果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根据他的意见，对文章中的某些不足之处作了修改。有时遇到疑难病症，我也常常主动邀请连建伟同学一起研究治疗方案，做到集思广益。
努力实践逐步提高
从前有人说，学习中医要有「十年读书，十年临证」的工夫，读书是掌握理论知识，临证是运用理论与实践。如不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论作为实践的根本，比如初学皮毛，辄尔悬壶，以人命为尝试，难免「学医人费」之讥；反之，如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没有实践经验，纸上谈兵，又易误事，而且理论水平也难于真正提高。青藤书屋有一副对联，写道：「读不如行，使废读将何以行；蹶方长智，然屡蹶讵云能智。」这说出了读书和临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理论、实践是一个反复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要不断总结临床经验，包括失败的经验。我从前曾写过一篇《肺病失治记》，总结了自己的失败经验。善于总结失败的经验，可以取得教训，使失败成为成功之母，避免「屡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积累多了，业务水平也就提高了，对理论知识的感受也深刻了。医学理论必须时时和临床相印证，体会才能深刻，自愧数十年来疑难大病治愈不多。但每当运用理论于临床，取得预期的疗效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我曾治疗粒细胞白血病，有二例得到缓解，肝硬化腹水有一例根本治愈，高血压消化性溃疡病治愈较多等等，反过来，对我的理论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院曾与首都医院协作，临床研究门脉性肝硬化腹水（即臌胀）之治疗规律，经过临床实践，我深深感到用泄水峻剂，如大戟、芜花、甘遂之类，虽能水去腹小，但不久叉复膨脖，反复施用，元气大伤，终至不救。由此体验，益信朱丹溪《格致余论》的一段话，为至当不易之论。丹溪说：「医不察病起于虚，急于取效，病者苦于胀急，喜行利药以求一时之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肿益甚。病邪甚矣，真气伤矣！」故治此症必须「和肝补脾，殊为切当」。
近年我曾用赞化血余丹治愈阳痿一例。患者李某，广西梧州某厂工人，患阳痿已数年，伴有腰酸腿软，心悸失眠等症，来信要求处方。我分析病情，认为系心肾两亏，拟赞化血余丹加减，并改为汤剂。他照方服用月余，诸症消失，一九八0年四月间来信道谢。
赞化血余丹，方用血余、熟地各24克，首乌（牛乳拌蒸）、核桃肉、苁蓉、茯苓、小茴香、巴戟、杜仲、菟丝子、鹿角胶（炒球）、当归、枸杞各12克，人参6克。照方十倍量，炼蜜为丸，每丸9～15克，饭前服。功能补气血，乌须发，壮形体。按此方补而不峻，滋而不腻，有补气血、益肝肾之效。因历用有效，放附记于此。
长期以来，我还结合临床，努力学习西医知识，以为他山之助。在《新编经验方》等书中，尝试结合西医学理，说明中医方剂的使用，虽然做得不够好，但我一直认为中西医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人民服务。
自从一九二四年杭州三三医社出版了我先师遗着《医学体用》后，至今我已先后编写了中医书籍十多本。已出版的有《养生琐言》、《诊断与治疗》、《仲圭医论汇选》、《食物疗病常识》、《肺肾胃病研讨集》、《中医经验处方集》、《中国小儿传染病学》、《中医温病概要》、《临床实用中医方剂学》、《医学碎金录》、《新编经验方》共十二本。近年来，我又编写了《论医选集》、《中医内科临证方汇》二本，共三十余万言，其它论文、医案三十余篇。我年虽老迈，但在有生之年，愿为祖国的四化事业，为祖国医学的发扬光大，不断努力，不断前进。
学到老学不了
上海市华东医院中医科主任沈六吉
【作者筒分】沈六吉（1901～），上海嘉定县人。现任上海市华东医院中医科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从事中医临床近六十年，解放前即有声于时。一九五六年起供职于华东医院以来，治慢性肝炎，重症肝内妲管炎、胆结石、尿路结石、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危重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流行性出血热及严重褥疮等疑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被评为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音。
余十四岁时，母患右胁背剧痛，中午延请邻近医生出诊，直至夜半才姗姗而来。余焦急无计，只恨自己不能医病，私念余若能医，誓必为近邻先诊，从此渐渐关心医疗，喜翻医书。其时，我乡白喉流行，枉死者众。有人印送《白喉治法忌表抉微》，余取面阅之。觉延医之难，如被误洽，命即难保，由是学医之志，油然而生。又观沈归愚所作《叶天士传》。叶临终戒其子日：「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又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毋轻言医，」徐灵胎亦有「医非人人可学」之说，大致谓「非聪明敏哲，虚怀灵变，勤读善已，精鉴确识之人，皆不可为医。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叉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观此，足见为医要求之高。但余以为有志者事竞成，决不知难而退，凡属利人济物之书，皆喜阅读。
一日，比邻名医吴达候先生见余所作《秋夜泛舟》诗：「明月出高枝，凉生潮长时。书声传远树，渔火映垂恩。露重孤帆稳，风斜一雁迟。江寒万籁寂，侑酒只新诗。」叹日：年少有此才华，如能学医，必有成就。先君松甫公与余亦心折先生之鼎性端方，学有根柢，其为医又非时下可及。因于一九一八年夏，受业于其门。师以自撰《内经精要》三十万言授余，抄而读之，并习汉以后诸名著，重视晦证实习，大有左右逢源之乐。
达候先生精神饱满，出诊同家，虽在深夜，犹为吾人讲授，其声琅琅，洒然不倦。不独推祟《内》、《难》、《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书，尝言行医尤要者为以仁存心，见义勇为，如此而不为病人所爱重者，未之有也。
余学医五年，至第三年即为师代诊。从此亲友邻居毖诊者，与日俱增。至一九二三年毕业后，即在嘉定行医，并设分诊所于上海。
一九二九年为反对国民党废止中医药之决议，吾师响应上海医药总联合会之号召，邀集同仁成立嘉定县支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余任执行委员兼会刊主编。此为嘉定县医药界有公会之嚆矢。是役也，由于全国医药界同志之共同努力，炎黄大业，未至失坠。
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爆发，嘉定县首当其冲。余于秋半避难来沪，虽时只三月，但与上海病家接触渐多。至一九三二年，又因「一·二八」事变，再度避沪。由于治疗流行病及疑难病得手，业务益见忙碌。逮抗战军兴，余乃携家在沪设诊所于凤阳路寓所。
珍惜光阴
光阴最应珍惜。古人惜寸阴、惜分阴，自有至理。余在舞勺之年即觉时人多喜斗麻雀、斗纸牌，夜以继日，虚耗光阴，至为可惜。故余自幼未尝插手赌博。一九一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