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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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老师找到学校领导。他委屈得不得了。他说，太不像话了，哪有学生家长给老师留作业的。这是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干扰，不能不管！他提议一定要开个会，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学校领导给他撑腰，刹一刹郎国任的威风，让他在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向赵老师赔礼道歉。
这件事一阵风般在音乐学院传开了。郎国任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郎国任听说学校要开他的“批判会”，他觉得很好笑。这让他不禁想起当年在小工厂时，因为拉二胡跟一位车间小头目干了一架，工厂要开他的批判会的情景。那是个批判的时代，批判会比什么都具有杀伤力。郎国任是个要面子的人，他真害怕批判会上出他的洋相。因此，他坐立不安，最后，不得不搬动他的母亲去找厂长，好说歹说才化险为易。然而，今非昔比，他郎国任倒要好好看看赵屏国的张逞。他才不怕什么狗屁批判会了。
这像一场隆隆作响的雷声滚过天际，声音很大，却没有带下来一点雨水。许多家长议论纷纷，都听说要开郎朗爸爸的会了。各种说道都有。郎国任不能没有压力。但他既然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决干到底。他的主意才正呢！他不相信赵老师有那么大的能耐。既便真开了他的会，他也绝不在乎。为了儿子的成功，他在乎过什么？如果需要，把命搭上他都不会说二话的。从这点说，郎国任有种！闹哄了好一阵子，却并未开成什么会。原来，应该参加会的有份量的人都借故不参加，会就没有开成。开不成会，赵老师的气就没地方出。双方只能僵持着。
郎朗知名度雀起，报社电台纷纷到学校来采访或制作节目。对外，家长与老师的矛盾还得掩饰着，彼此都很节制。赵老师对郎朗似乎比以前更显得亲近。他给郎朗配了眼镜，还让郎朗去他家休息。记者在赵老师家看到了他们师生之间很亲密的样子，于是，就写出了很有利于老师的报导。郎朗是何等精明的孩子啊！他也会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对老师的亲昵来。在老师与父亲的矛盾中间，他当然是要向着父亲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他绝不愿让赵老师看出来。在这方面，郎朗有着惊人的聪明。
但是，有位记者好像看出来了赵老师与郎朗父亲之间的矛盾，便对郎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弹琴上假如老师和你爸的意见不一样时，你听谁的？
郎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听我爸的了！
这段话，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当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有些老师很反感，认为记者水平太低，不该提出这种问题，更不该把它刊登出来。我想，那时候郎朗毕竟还小，要是现在，记者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绝不会作如此回答。至少，他更通达了事理，他学会了掩饰。掩饰，可以避免彼此的诸多尴尬。
然而，掩饰只是暂时的，矛盾终归要暴发。有两件事令他们父子难忘（为了叙述方便，这两件事不按时间发生的顺序）：
赵老师给郎朗上课。上的是柴柯夫斯基的变奏曲（F 小调）。这个曲子在郎朗看来有点像舒曼的风格。赵老师让郎朗手指往下摁键，郎朗却说俄罗斯人手指不是往下摁是往上翻。赵老师说不对。郎朗据理力争，他说殷承宗让我这么弹的。赵老师说，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临近春节时，中央电视台派人到音乐学院来拍摄春节节目。有摄相的，也有导演，在学校有关人员陪同下，闹哄哄的一大帮人。郎朗坐在钢琴前，试了试音，一切都做好了准备。高倍亮度的灯光也打开了，把拍摄现场顿时照得呈明瓦亮，空间有种失真的晃眼。当摄相机镜头对准了郎朗时，郎国任马上盯住了导演，告诉他让郎朗弹《夜曲》。郎国任总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长精神头儿。
导演几乎连核计都没核计，就要转达郎国任的“指示”，哪知就在这一刹那间，矛盾激化了。在导演旁边的凌远老师听见了郎国任的话，气不打一处来。她的脸愀然变色，指着郎国任训斥道：
你个家长，老说什么？
凌远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主任，是赵屏国老师的妻子，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超过了他的丈夫。无疑她是这种场合的权威了。她肯定对郎国任的不识时务或者不自量力早有不满。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完全令郎国任措手不及，也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一时间，闹哄的场面沉静得可怕，人们刷地一下子将目光扫向郎国任。
只见高倍强光下的郎国任那张脸变成了紫颜色，五官似乎出现了瞬间的错位。他瞅着盛怒之下的凌远，张口结舌，一下子就没电了。如果换了赵屏国，他或许还会说点什么，起码不至于如此窘状，但是，面对凌远，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瞅瞅身前身后这么多人，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人在看他出洋相。他最受不了这个，他郎国任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忍气吞声，诺诺而退。
可是，强光下躲避并不容易。他觉得脸烫得像被人狠狠煽过，一种火辣辣的滋味。他灰溜溜地从人缝中挤了出去。那简直就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难堪的一幕。郎国任哪是个吃过亏的人呀！即便是那种眼前亏，他也从不愿吃。他在这么多人面前掉了架，你不妨想想，他该有多么恼羞成怒。但是，他就是条龙，此时也得委屈地蜷着。这里是没有他的市场的，他很清楚这么多人是不会向着他的，相反，倒是要好好欣赏一下他是如何出的洋相。
强大的郎国任在一片哂笑的表情面前迅速萎顿下去。他只能透过绝望的人缝中去瞅他的儿子。
郎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胜利者一方，也看到了失败者一方。他很震惊。他既震惊于凌远老师这么厉害，又震惊于他更厉害的父亲怎么如此不堪一击。灯光在烧烤他，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比他那尴尬的父亲还不自在。他知道这么多人都在盯着他，都在等待着他做出选择。弹什么，这本来是最简单的事儿，可现在复杂得令这个孩子透不过气来了。
这种时候有点像“文革”站队，是个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原则问题。众目睽睽之下，郎朗突然从琴凳上站起来说：我不弹了！
中央电视台的录音，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镜头，只因郎朗这突如其来的举措而沉默了。这一下子可乱了阵角。很多人劝郎朗，导演也过来劝郎朗。他们主要是为了郎朗而来，郎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宝贝，惹恼了他，他不弹了，这节目就做不成了。那上面怪罪下来，责任谁负？
郎朗是在替父亲争面子，争尊严，他执拗地说，要弹就弹我爸说的《夜曲》。到底还是按着郎国任的意图行事，最终还是同意郎朗弹《夜曲》。
当郎朗重新坐回到琴前，在灿亮的灯光下缓缓抬起手，去触键时，郎国任的心动了。动得难以控制。就像猛地涌涨起一股难言的酸楚，直顶到了鼻腔，弄得一片酸溜溜的胀麻。随着柔和宁静的旋律，郎国任的心变得很沉很沉，那是一种压抑，一种憋闷，他听出了儿子的声音，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只想哭。平日听来很轻松的夜曲怎么变得如此惆怅。
郎朗那天弹得非常投入，非常有感情。令在场人无不动容。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当他从琴凳上下来结束录相时，悄然走向父亲。他坚定地瞅了一眼父亲，父亲也看了他一眼，他没说什么，父亲也没说什么。他想说什么，父亲也想说什么，但是，他们都没说。他发现父亲的眼圈红了，怕他看见，故意仰头往天上看，他也故意装傻仰脸去望天——天空虽然晴朗，却不是那么蓝的，起码不像书上说的那么蓝。
笔者并不希望触痛他们彼此的情感神经，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这种微妙时时伴随着郎朗走向成功。郎朗的成功，为他们都带来了声誉，都带来了兴奋，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苦恼。郎朗无疑是赵老师教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郎朗的每一步进取，都是离不开父亲的。郎朗的成功如果没有郎国任，那谁也不会相信。对于郎朗这种钢琴天才而言，成功的路上，究竟是父亲更重要还是老师更重要？
应该说都很重要。然而，实际生活中并不这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复杂难处。我在跟赵老师通电话时，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是从郎朗那里得知赵老师的。他一听郎朗，非常敏感，条件反射般地迅捷：郎朗怎么说我的？
我自然说，郎朗说你很好，要不，我也不会采访你，写你。对方长出一口气。郎朗父子真的没说赵屏国老师不好。起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站在今天的角度，他们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宽容。但是，在当时，郎国任因与赵老师的矛盾，以及在学校造成的影响，心里边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是不是因为这种压力迫使他做出尽快离开中央音乐学院的决定？大概不能排除这个因素吧。
郎国任不希望再让赵老师教了，事实上，殷承宗已经无条件接受了这个学生。从美国巡回演出归来，殷承宗更加看好郎朗。他逢人就夸郎朗，他认为郎朗到美国会更有发展。斯坦威的老板很欣赏郎朗，他把郎朗介绍给另一家演出公司。这家公司的经济人是著名钢琴家波里尼的经济人。他打算与郎朗签定演出合同。这期间郎国任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陈女士。
陈女士在一家中美演出公司工作，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她有着很深的背景，这让阅历丰富的郎国任一眼就能看出来。陈女士是听了郎朗的演出后，对郎朗格外热心。她认为郎朗是罕见的钢琴天才。她对钢琴事业非常热心，她又非常爱惜人才，特别是遇到那些真正有才华的选手，她都希望给予帮助。所以，她劝郎国任及早把郎朗送到美国留学。
陈女士的提议正中郎国任下怀。其实，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郎朗的水平目前继续留在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吃不饱了，应该到更高的地方深造。何况他们与赵老师的关系也不适宜再呆下去了。但是，到哪里去深造，这无疑是一次重要抉择。
郎国任虽然去过美国，但，他对于美国的音乐院校情况还是所知甚少的。陈女士答应帮忙。她让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到美国的克蒂斯音乐学院。她认识这所院校的院长。
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出去了。不久，那边有了回音。院长格拉夫曼很看好郎朗。他特别赞扬了郎朗弹的肖邦第二练习曲。他热情地邀请郎朗报考他们的学校。他认为郎朗极有可能考上，但也并没有打保票。郎国任四下里打听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状况。相比之下，这里条件还是最好的，每年可以为郎朗提供三万美金的费用，还能保证他们爷俩在美国的正常生活开销。因此，他决定报考这所院校。
殷承宗在美国那边也积极张罗为郎朗办手续。他所在的一家音乐院校可以免去考试手续，就能接受郎朗这种水平的孩子入学。他来信说，正在尽快争取办理入学手续。
走到了这个份上，郎国任就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