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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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学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科学的魔性
一面也就统统显露。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其原初来说深深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崇高
性，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在丰富了人类灵魂的同时也一点点切除了人类的自卑感。爱因斯坦
所说的科学对社会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所阐明的正是科学对人类所起的精神效果。“科学通
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 科学的这种影响，
”
体现着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真
理是独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为的真理和脱俗的智慧拒绝对事物进行实用化审视，知识就
是知识，不能单纯为世俗的目的而存在，它可以服务于世俗但绝不应屈从于世俗，它与世俗
共处是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是和谐的、统一的，生于人间而
不附和于人间的，它要唤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可以与凡世共存共处并为之做努
力，但这绝不是它的惟一目的，或者说，它与世俗的好合是服从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
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爱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怀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恶相形见绌，可是，罪恶
却也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发明之后，
目睹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被用于军事目的，爱因斯坦一次次表达了他对原子武器的忧虑：“原
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起
来。”他还在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警告世界：
“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
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且被人们
频频提起。爱因斯坦知道：技术的滥用来自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灾难发生后却并没有改
变，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经受恐惧。这种把科学工具化、夸大科学的功利效果的思维模式，是
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异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树立起对科学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学的独
立性和精神意义，进一步说，它所造就的技术恐惧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实际上也是对人
的不尊重。在科学被异化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了，人也沦为了工具。
爱因斯坦所深恶痛绝的军事主义，正是人和科学被异化为工具的表现，当人和科技被充
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国家统一、争夺稀有资源、对外武装恫吓等等时，科学的独立和精神
之美不见了，科学单纯被当做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的个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见了，人只
不过作为大集体中的一个小符号。爱因斯坦因而强烈捍卫科学研究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反
对科学中的军事介入，抨击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当军事权力主导科学的发展方向时，他认
为结果将是“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上”，而文化被脚踩于地的时候，人的道义、
人的崇高精神、人对和谐与美的追求，这些纯真的事物也都将统统遗失。爱因斯坦看到了这
样的危险。1947 年，他忠告美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美国，正在激起军事主义的
“赤裸裸的权力”，在军事主义的阴影下，个人已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的材料”，
人的欲望和思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
占有，等等，被看得至关重要。军事主义所高扬着的是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当军事主义
席卷世界的时候，爱因斯坦悲伤地问：人在哪里？
晚年的爱因斯坦，他一边在伤心着人类罪恶的升级，一边在反思着人类思维模式的偏谬，
这使他从未停止过追问和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纯正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从不
放弃对自身的诘难，科学也因此而长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但爱因斯坦的怀疑是彻底的，即
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坛。爱因斯坦极其理智地提醒
自己以及他人：人间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会现身于人间。在 1948 年世界知识分子和平
会议组委会上，他指出：“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
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理性——以及
理性的成果技术，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却又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这样一种
困难中人类该如何做出选择？是不是需要弃理性而去？爱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这时候又显示
了其超越一般人之处：不会有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厄，人类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来解决。
理性虽然不万能，但是，丢失理性却万万不能，在对理性也保持着距离、不忘审视的基础上，
合理地借助理性，人类才能试图去化解困难、走出困境。有鉴于此，爱因斯坦号召人们：要
“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1948 年，
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他在演讲中又说：“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
正义获得胜利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影响
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
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比
现在还要糟糕。”
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爱因斯坦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科学精神。的确，这是智者的
智慧，这种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当时光忽而又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反思人类的历程，50
年前与 50 年后，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又在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境遇？科学是比过去
富有独立性了还是比过去更不自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与过去相同还是有所改变？当我们对
这些问题发问时，让我们再次回味哲人在 50 多年前的声音：
“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是
人类最为崇高的品质之一”——我们不断地以此为资作着疑问，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才能保有
“头脑的清明”（马克斯·韦伯语），我们对现世的欢乐或苦难才会有真切的感知。
克隆技术的含义
邱仁宗
（193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由林平编
撰《克隆震撼》 北京，
，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克隆技术的科学和生物医学意义
克隆技术对于科学和生物医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发展这一技术将大大有利于人
类的健康和福利。人类细胞系的克隆，可产生单克隆抗体来诊断和研究疾病，例如癌症。动
物克隆可有利于保存和发展具有优良性状的动物品种，抢救濒危动物。例如—旦某种濒危动
物只剩下一只动物，甚至即使该动物已经灭绝，但仍留下组织成细胞，就可以通过克隆技术
来挽救或再生。动物克隆也有利于生物医学对人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研究。如将人类基因
引入动物产生供移植用组织和器官，用转基因动物产生人类的凝血因子（第ⅷ，ⅸ因子）等等。
人类细胞系的克隆似乎并不存在伦理问题，但涉及到克隆动物，有可能产生一些伦理问
题。这些问题有两个方面：
其一，对人而言，存在着传染病跨物种传染给人的风险。生物物质在不同物种之间的转
移有可能随着将未知的病原从一种物种转移到另—物种，在这里就是人。但这些风险可以随
技术的发展而减少。
其二，对动物而言，存在着利用动物为人类服务的伦理问题。将人类的价值奉为至上，
为了人类的利益，可以以任何方式牺牲其他物种，这被谴责为“物种主义”。这是一个有争
议的伦理问题，涉及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目前在国际学术界，认为非人物种也具
有道德地位的观点，越来越被人接受。然而，在中国的学术界，却仍然在用不那么充分的理
出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这形成一个明显的反差。动物的食用和实验研究可以用物种之间的
合作来辩护。我们保护—些动物物种避免在地球上被天敌消灭，作为—种报偿，它们允许人
类在一个还不能消除食用动物或用动物进行实验研究的过渡时期内为人类提供食品或实验
研究对象。但这样做，不能为任何残害或虐待动物的任何行为辩护。
但目前学术界和公众注意的焦点并不在上述方面，而是在克隆人的问题上。克隆人应该
提倡支持吗？还是应该被禁止？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伦理领域。
克隆技术的伦理含义
伦理学提供评价行动的框架
伦理学为评价人们的行动提供框架。人们的行动包括个人的决定、改府的决策以及立法
机构的立法。对行动评价的结果可以认为某一行动是应该采取的、或禁止（不应该、不允许）
采取的、或允许采取的。根据一定的信念相价值系统，某—行动采取后，能够使世界变得更
好，这就是应该的；如果该行动采取后，使世界变得更糟。这就是不应该、不允许、禁止的；
如果使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糟不能肯定，那么该行动就是允许采取的，当然也允许不采取。
伦理学也是分析以及提出和执行政策的框架。对政策建议，需要进行概念分析、语言分
析、推理分折和后果分析。有些政策建议，在概念和语言上存在混乱，需要经过分析，加以
澄清。有些政策建议，在推理上存在问题，例如从前提中推演不出结论，或所提出的论据或
理由不能支持要达到的结论。任何政策实行起来，都可能会既有积极后果，又有消极后果，
对这些后果要进行分析和权衡。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对政策建议的评价，提出改进政策
建议的意见，或另外提出新的政策建议。政策的提出涉及实质伦理学，即解决应该做什么的
问题，政策的执行涉及程序伦理学，即解决应该怎样做的问题。
评价生物医学领域内行动的基本伦理原则
与克隆技术有关的生命伦理学，在评价生物医学领域内的行动时，普遍运用如下基本伦
理原则：
不伤害：所采取的行动不应给有关的人带来伤害。医务人员或研究人员不应给病人或受
试者带来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个行动会给某—个带来伤害，但目的
是避免给这个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为了救命而截肢）。
有利：行动应该使有关的人受益。医务人员“救死扶伤”、“为人民服务”，就是使病
人和人民受益。
尊重：尊重一个人自主作出的决定，治疗方案或参加实验都应在使之知情的基础上获得
病人或受试者的同意，等重他们的隐私权。
公正：平等地对待人，而不应顾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