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回忆录-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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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飞行编队、作战战术，而且还全面学到了地面指挥及气象、雷达、通讯等各方面的技术业务。通过战斗，中苏两国空军团结一致，共同对付美国空军，取得了空战的胜利。

当时，苏联空军实际上也是采取轮换的办法，虽然飞机不回去，指挥机构不回去，但飞行员却是一批一批地轮换，反正总是保留一个军的兵力在东北。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停战协议不久，苏联空军就撤离了东北。当时，我们的部队也停止了抗美援朝，但仍留在原地待命。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空军基本上不过鸭绿江。志愿军对美军轰炸我们的国土，轰炸我们的机场，采取了严密的防空措施。最初负责入朝指挥美军的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曾提出过飞过鸭绿江轰炸中国领土，但美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此美军飞机基本上以鸭绿江为界，甚至在轰炸鸭绿江桥时，都在江那边，不过来。

大概只有两次，美军飞机闯进了鞍山。苏军飞机立即起飞拦截，先切断了鸭绿江上空的退路，使美机转不回去了，被苏军击落在鞍山，他们的飞行员也被擒获了。从此以后，美机就再也没有过江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完全掌握主动权；有利时我们就过江打，不利时我们就不过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回来。最初，看到是小机群，就乘机而入，打两仗，取得了胜利，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基地。以后，就以多层次、多梯队的混合编队，插入美机的大机群中作战，同样取得了不断的胜利。最后，就逐步发展到能以师为单位，双方同时起飞两、三百架飞机，在空中打大的空战。到这时，为减少地面部队的伤亡，只要敌机一出动，我们必定尽全力牵制敌人，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轰炸。

当时陆军曾有少数同志编了个顺口溜，讽刺我们空军说：“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带枪，稀里糊涂得了纪念章（指朝鲜政府颁发的纪念章）。”其实，这是由于他们对空军情况的不了解。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一个发展过程。同陆军部队一样，空军也是需要在战斗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空军的力量是逐渐积蓄起来的。所以，在抗美援朝之初，毛泽东主席就曾批示，使用空军以采取稳当的办法好。

第三原因，是我们在战争中不断研究改进战术、技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从参战伊始，就在前方待了一年多。参战初期，我们完全没有空战的经验。刘亚楼虽然在苏联学了八年，但学的都是陆军方面的知识，对空军应当怎么指挥，应当怎么打仗，完全没有经验。因此，他亲自带着一个翻译，同苏联顾问在一起，摸索空军作战的经验。他对空战战术的研究十分重视，根据美军当时的战术，对参战部队对空战战术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刘亚楼同刘震、聂凤智以及所有指挥干部经常一起研究，并参考苏联空军的经验，同苏联顾问交换意见，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反复实践、研究和总结，最后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这个战术原则在提交空军党委讨论、通过后，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批准后，正式成为中国空军的作战战术原则。

所谓的“一域”，是指在一个空域内；“多层”，则是将一个空域分成多个层次，例如四千米一层，六千米一层，八千米一层，一万米一层。不管敌人的飞机从那里来，我们都可以应付。所谓“四四制”，是指在空中进行战斗编队时，以四机编队为基础来执行战斗任务。当然，也可以采取两个队形，即八机，但最多是十二机。

这一战术原则，符合当时的空战实际，较好地体现了在局部集中优势兵力和灵活多变的原则，完全具有中国的特色。以后在飞行部队中，就执照这一原则进行改装训练、作战训练和战术训练。这一战术原则的不断研究和改进，对以后的空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个原因，是我们飞行员的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在明显的敌强我弱情况下，志愿军空军要想战胜敌人是困难的，可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飞行员的勇敢和技术，加拼命精神，再加机动灵活的战术。我们的飞行员都是来自陆军，都经过了地面战斗的锻炼，他们面对强敌，敢于斗争，敢于以少胜多，积极求战。在战略上，他们藐视敌人，把敌人看作是纸老虎；在战术上，他们则重视敌人，把他们看成是真老虎，是有牙齿会吃人的真老虎。虽然我们在装备上、技术上不如敌人，但在思想上、士气上，则远远超过了敌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就是以这样的精神来战胜敌人的。

第五个原因是，在边参战、边扩大组建部队，使他们轮番参战的同时，还注意到对有经验的飞行人员的集中使用。当时我们新组建了一个空十六师，正在青岛进行米格十五飞机的改装训练。刚改装训练完，刘亚楼就从丹东前线来了电话，要我赶紧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出补充到参战的两个主力部队，空四师和空三师去。

接到刘亚楼的电话，我就在想，十六师是刚成立的一个师，要把他们的飞行员全部调走，这个工作估计比较难做。我就和当时的参谋处长何廷一，立即坐飞机飞往济南，从五航校那里又搞到了一个教练机，直飞青岛的流亭机场。一到青岛，我就立即找到了十六师的政委张雍耿，告诉他要把十六师的全部飞行员用运输机送往东北，补充到四师和三师去。我还告诉他，十六师的机构不动，师的空架子就暂时保留在流亭航校，凡是以后航校毕业的飞行员，立即补充给十六师。当时张雍耿还不太满意，我就对他说：“你要服从命令，这是空军党委的决定，空军党委是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的。”

当晚，我又召集十六师的飞行员作了动员，鼓励他们勇于参战，为祖国、为人民立功。去的飞行员都兴高采烈。就这样，我们很快把十六师的飞行员全部调到了东北。这样做，飞行员的补充就比较快，如果从航校调学员培训，速度就太慢了。

第六个原因，是全国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开展了捐献飞机的运动。据统计，全国各地捐献的款项大概可以买三千七百多架歼击机，这给初建的空军增加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第七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指挥与大力支持。当时，凡是空军上报的请示报告，毛主席都是随到随批。有的是口头报告，毛主席点了头之后，我们就去办。因为是战争时期，不可能那么按部就班。例如，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为解决空军装备的急需，毛主席还亲自与海军领导人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了飞机。

在抗美援朝期间，刘亚楼一直是在前面指挥。开始时是刘亚楼同沈空的司令员刘震在一起。后来是南空的司令员聂凤智接上去了，他实施指挥的时间比较长。最后是北空司令员段苏权。其他的军区空军司令员，以及军长、师长、团长，也曾轮番到丹东指挥所学习，但真正担任指挥的是刘亚楼、刘震、聂凤智和段苏权。

当时在空军的苏联顾问，包括空军司令员顾问、参谋长顾问和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顾问，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也都在丹东指挥所，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和休息。我们同他们交流经验，征求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吸收他们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作战指挥、战术训练和改装训练。我们力争先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在学到的基础上再提高，我们把这个叫作“学到手，消化了，再提高，再创新。”这是我们当时领导建设空军很重要的一个方针，是经过空军党委集体讨论后提出来的原则。

抗美援朝期间，空军经过初战，积累了一些经验，虽然不多，但把苏联空军的经验加在一起，我们也就有了比较多的经验。经过苏联专家的指导，我们的空中指挥员从不会指挥、不会打仗到会指挥、会打仗，地面引导由不懂到懂。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战争的实践，我们最后已经能够在同一个指挥所里，同时引导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机群打仗。

刘亚楼之所以在“联司”待了一两年，目的就在于要摸索出一套经验，然后在北京建立起真正能指挥全国空军的指挥所。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党委常委的分工。我们几个常委当时的大致分工是这样的：刘亚楼主要在丹东指挥作战，同时也兼顾空军主要工作，间或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我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主持工作，政治工作方面由我负责。组织机构、干部调配，由我和干部部长杨春甫负责。我也曾三次去到前线指挥所，但每次只呆一两个月，主要是去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总结党的领导的经验，党委集体领导的经验，以及组织动员部队、鼓舞士气。在这些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

王秉璋以后是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留在北京，专门负责军事行政，特别是同苏联的谈判；常乾坤差不多三年都在朝鲜修建机场，同时担任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之间的联络；王弼则主要管地勤保障，以及训练机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
六、一九五五年授衔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毛泽东下令，正式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就是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先后发出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评定授予的步骤和范围，评定的标准、批准的权限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总干部部也在一月份召开了全军军衔奖励工作会议，就军衔评定工作中的标准掌握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具体问题，作了具体部署。军委决定，军官的授衔工作要在一九五五年全部完成。

空军的评衔工作是在空军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亚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我们成立了空军评定之军衔和授勋工作的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两项工作。

当时军衔等级的设定，主要是以苏联军队的军衔制度为蓝本，也参考了朝鲜的军衔制度。因此，我们的军衔制度既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国军官的军衔共分为元帅、将官、校官和尉官等，其中元帅分为大元帅和元帅两级，将官分为大将、中将和少将四级，校官分为大校、上校、中校和少校四级，尉官分为大尉、上尉、中尉和少尉四级。另外，军士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级，士兵分为上等兵和列兵两级。后来实际授衔时，由于毛泽东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故大元帅军衔空缺。同时，考虑到大批副排级干部，又增设了准尉军衔。

军委规定，少将以上的军衔由军委直接掌握和评定，所以我们空军党委的任务只是负责评定大校以下军官的军衔。

授衔工作开展以后，立即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大多数干部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但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有的还公开向干部部门提出要什么样的军衔，有的人甚至哭鼻子。据说毛泽东当时曾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经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