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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从百家到一家 -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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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介绍: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汉初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学派:
  汉代经学大师。
  生平:
  刘向出身于贵族家庭,十二岁就开始涉足官场。一生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因敢于同弄权的外戚宦官相抗争,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虽然刘向屡遭挫折,仍不屈不挠,揭露朝廷“白黑不分,邪不杂糅,忠谗并进”的腐败现象,批评外戚专权,力图匡救时弊。无奈忠言逆耳,刘向先后三次受害入狱,最终被废为庶民,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十余个春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死后十三年,果如刘向所言,王莽篡汉的外戚之祸终于发生了。
  跻身政坛左右掣肘时,刘向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却最终在文坛上留下了他闪光的名字。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受诏校阅整理皇家堆积如山的先秦古籍。
  在校阅群书时,他编定次第,著录书名篇目,评论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以及确定书的价值等。最后,刘向又将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汇编成《别录》20卷。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书目解题式图书总目,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文献学家,刘向20年的辛勤耕耘,开创并奠定了我国的目录学和校雠学。
  传说刘向某日夜暗独坐,忽有一个黄衣老人,手持青藜手仗,叩门进来,吹燃藜杖,以藜光照明,传授刘向《五行洪范》之文。刘向问老人姓名,老人说:“吾乃太乙之精,天帝悯卯金之子,特派我来传道给你。”并把怀中竹牒和典天文地图之书赠给了刘向。正是因为有此神授,刘向才能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刘向还是西汉末期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散文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平易近人,在舒缓的叙述中流露了他匡救时弊的热情,奏疏《谏营昌陵疏》,引历史故事对汉成帝大规模营建昌陵加以劝谕,诚挚恳切;所作《〈战国策〉书录》,分析六国倾覆和秦亡原因,虽无贾谊《过秦论》气势之盛,但娓娓动人,别是一种风格,对后世古文学家影响颇深。
  刘向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有《五经通义》、《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等。他编著的《新序》、《说苑》中,许多意味深长的寓言故事,如“叶公好龙”等至今妇孺皆知。《列女传》与后世纯粹宣扬女子遵守封建道德贞节有天壤之别,史料价值深远。
  公元77年,一代经学大师刘向辞世。
  刘向的思想:
  作为汉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刘向的文学思想和经学思想密切关联。他经学思想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他天人感应思想之下浓厚的人本主义和他贯通百家、广博的学术思想。
  刘向是我国书目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是我国最早的目录学家,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为儒家思想。汉代的社会思潮为经学,经学是解释和阐述儒家经典的学问,分成许多派别,各家各派严守“师法”、“家法”,为了争得官学地位,各派之间经常进行学术争论。当时的儒家学者作了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理论准备工作,各派在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过程中和在整理、校订、阐释经书的过程中都论述了对经书的看法,对古代人物的评价,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以适应当权者的统治需要。这样,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掀起了搜集、整理图书的热潮。
  成帝时,派刘向等将宫中藏书分门别类整理校订,其子刘歆也帮助校理,每书校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编出《别录》——我国最早的官府藏书目录。在汉代,由于文化的发展,使得“书积如丘山”,“书多散亡”。身为光禄大夫的刘向受命于皇上校订整理图书,且将整理结果供皇帝阅读,是职责使其然。在完成这一任务的同时,刘向的目的有二:一是整理图书,从中分辩学术派别及各派思想,二是发展儒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在经学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刘向在整理图书时,为揭示图书内容,撰写叙录。叙录的内容包括著录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的生平、思想,说明书名的含义,著书的原委与书的性质,辨别书的真伪,评论思想或史实的是非,剖析学术源,确定书的价值,编出中国第一部目录《别录》。


第二节 外儒内法(6)


  从《别录》中可以看出刘向在评论阐述学术思想、学术源流时是站在经学立场上进行评论的。刘向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继续进行校书事业,在《别录》的基础上,分门别类,编成《七略》——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法。分类体系虽然是按当时学科和图书情况建成的,但体现独尊儒术的思想,所收文献分为6大类:第一大类为“六艺略”,所收文献是当时学术上和政治上的经典著作;第二类为“诸子略”,把诸子之学分为“九流十家”,包括哲学、政治、法律、经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派;第三类为“诗赋略”,收录文学作品;第四类为“兵书略”,收录军事学书籍;第五类“术数略”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占卜、星象等书籍;第六类为“方技略”,收医药与巫术书籍。
  《别录》、《七略》形成中国最早的目录学分类思想,保存了历史古籍,清理了皇家藏书,剖析了学术派别,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刘向除经学思想外,他的思想在文学上也很有价值,主要表现在他文学思想中的贵礼贵德观、对文学情感性的认识、文学观的进步以及对“小说”文本的界定和对“小说”概念的阐述等几方面。
  刘向政论文的风格不可一概而论,既有依经立义的婉曲典雅,也有直陈政见的纵横驰骋。其引证详备、意蕴深刻而又气盛辞畅的文风,对我们今天的学者来说也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相关人文景点
  天禄阁:天禄阁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区西北7。5公里,在西汉未央宫大殿遗址北侧,天禄阁村小学院内。
  现有高7米,周150米的一座夯士台,台上有宋代所建刘向祠。这个土台就是西汉天禄阁遗址。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图书馆。《三辅黄图》卷六载:“天禄阁,藏经典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可知阁建于西汉初年。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到全国普遍收集秦末遗书,存放在这里组织“贤才”编校。
  《汉宫殿疏》记载;“刘向于成帝末,校书天禄阁”。刘向是一个学识十分渊博的学者。他校注和整理了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亲自撰写《战国策》这部不朽著作。他尊重历史、尊重各家自己的思想,因而对保留我国古代图书作出了巨大贡献。
  刘向为人正直。当时成帝刘骜营建昌陵(今灞桥镇吕家堡的八角琉璃井),历时五年,工程浩大,工不及半。刘向写《谏止昌陵疏》,陈词万言,成帝为之中止了昌陵,这篇奏疏也成了千古名著。后人追念刘向的功绩,在他生前工作过的天禄阁,修建了刘向祠。
  “文革”后又对祠进行了整修。天禄阁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图书馆和图书编校地。可惜到王莽执政时,将图书毁弃,改作了铸造铜币的场所。
  王充
  ——中国最早的无神论者
  人物介绍:
  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期著名哲学家。
  学派:
  无神论代表人物。
  王充是我国最早的无神论者。他的无神论思想,因为闪耀着批判与战斗的精神的光辉而使当时处于主流思想的人避之唯恐不及。他的著作《论衡》,“在中土,不得传”,后来因一知名学者蔡邕到了吴地(即今江浙一带),始得此书,带回西安,才没有使王充的思想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由于王充的思想直刺汉儒神学,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平:
  王充出生于公元27年,其老家本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其祖先有军功,封在会稽阳亭作一个小封建主。后来祖上失去封爵,在会稽落户,后迁往钱塘,又迁往上虞,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因此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的微贱阶层。
  王充自幼就很聪明,6岁开始读书识字,他酷爱学习,不喜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有一次他的父亲见他这样,很奇怪,就问王充:“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一起玩,多热闹啊!你怎么不跟大家在一起玩呢?”王充低着头说:“他们总是上树逮鸟,没多大意思。我不喜欢!”“那你喜欢干什么?”,父亲问道。“我喜欢看书写字!”王充回答。
  父亲听了很高兴。王充8岁那年,父亲就送他进书馆去念书。书馆里有10多个学生,学习的成绩大不一样。古时候,对太淘气的或者不会背书的学生,老师要打板子,这个书馆里的学生每天都有挨打的。只有王充,读了几年书,没挨过打。
  有一回,老师给学生们讲《论语》和《尚书》这两部古书。讲完以后的第3天,老师让王充背诵,王充一字不错地背了出来。老师又惊又喜,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背下来了?”王充回答说:“您讲一段,我就背一段,一天就能背1000多字。所以,您讲完,我也就背下来了。”“真是用功的孩子啊!”老师称赞着。
  因为王充学习进步快,15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当时首都洛阳的太学——全国最高的学校学习。他从师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彪,但他却不拘守一家之言和章句之末节,而是博闻强记,通览众流百家之言。正是因为这种学习精神和学术见解与班彪合不到一起,所以他离开了班彪,自己独立进行研究。
  他游学洛阳,生活很贫困,无钱买书,只能到市上书肆去博览群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书籍。洛阳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各种学说和思想争论和斗争的中心。他在洛阳游学长达十六七年之久,对自己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游学十几年后,王充返回故乡,担任上虞县椽功曹,不久又升任会稽郡都尉府椽功曹。职任升迁后,王充怀着满腔热情,想舒展他的政治抱负。
  那时适逢会稽郡连年旱灾,物价飞涨,农民流亡,但贵族富豪家却奢纵无度。因此,王充写了一本奏记,向会稽郡太守提出禁奢侈,以备困乏,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他又向郡太守奏本,建议禁酒,以节约粮食,但又没有被采纳。王充终因主张与官僚们不合,被“贬黜抑屈”,离开了功曹的职位。先前王充升职时,那些趋炎附势的亲朋故旧都来攀龙附凤,奔走门下。王充废退穷居后,这些人就立即纷纷离去,对他另眼相看了。王充深深觉得这些人的可鄙又可恨,便写了一部《讥俗节义》,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情冷暖作了深刻的揭露和讽刺,但这部著作已失传了。
  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春开始,天干无雨,旱情很重。建初元年(76年),耕牛遭受瘟疫,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耕地减少了,粮食价格飞涨,人们都流离失所。建初4年(79年),又连遭水涝之灾。建初5年(80年),又是旱灾,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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