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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从百家到一家 -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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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著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
  司马光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范祖禹等人作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
  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
  司马光的思想
  由于司马光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在学术上也主要是笃志于史学研究,对理学的贡献不及理学的其他“五先生”那样宏富精深。然而,他在经史的研究中,在其政治实践和为人处事中完全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出现的,并且在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按照儒家的标准,在北宋的重要人物中,司马光确实是一位纯厚的名儒大贤。综合起来,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天命论”思想。司马光相信“天命”,在他看来,天是有意识的主宰者,能赏善罚恶。人类只能奉天行事,才能免祸致福。他还认为人的贫富智愚都是上天安排而不可移易的。然而,在天人关系上,他并不完全否定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相济”和“天人相助”的观点。这说明,在天人关系上,司马光也继承了荀子的一些思想,并不完全把一切事情都寄托于天命,特别是对征服自然的生产活动,他十分强调人的作用。
  理学思想。对于理和气的关系,司马光主张以理为本。就是说,司马光把“虚”看作是世界之本原,把物质性的“气”看作是产生万物的第二位原因,可以理解为“虚”生“气”,“气”生万物。作为万物之本原的“虚”,是指无形无象的精神本体,这个精神本体实质上就是理学家们所说的“理”。在理事关系上,他主张以理为本。总起来说,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这个观点和二程的观点是一致的。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10)


  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是理学家们对修身治国的“君子”“贤人”之基本要求,讨论得很多,司马光也不例外,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对二程、朱熹都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人们虽然都喜欢善,不喜欢恶,以是为慕,以非为羞,但实际上是者少,非者多,要想做圣贤,实在不容易,这是因为受到外物的引诱和蒙蔽,所以必须抵制外物的引诱才能做到去恶从善,去非存是。司马光说,他训格物为抵制外物对人的侵害,也是为了更好地求得知识,他是在修养论和认识论一致的前提下,讲格物致知的。
  对性理问题,司马光不主张讲得太玄妙。他认为,有些人把性理问题讲得玄乎其玄,不过是欺人之谈。所谓理,无非是个是不是的问题,所谓“命”,无非就是决定人的本质的那个东西。他对性理问题虽然讲得不多,但比较切合实际。
  人物言论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意思是:生活环境从节 衣缩食变成丰衣足食,轻而易举;若是丰衣足食变成缩衣节 食,那就面有难色。
  现实意义:告诫我们要节 俭朴实,反对奢靡的生活。
  故事:司马光训俭示康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很富裕,但在他父亲的节 俭之风影响之下,从小就不喜华靡,大人给他金银美服,他不愿接受。以至考中进士,去参加闻喜宴时,别人都戴了花,他却不戴,当时一个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不可违抗,他才戴上。以后他做了大官,在生活上仍然保持了俭朴作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人们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到,他用的稿纸竟是用过的废纸,先用淡墨将原来的字迹涂掉,晾干后再写书稿。
  这种节 约的作风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罕见,直到晚年,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一篇《训俭示康》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强烈反对生活奢靡,极力提倡节 俭朴实。他在这封书信中说,穿衣无非是为了御寒,吃饭无非是为了充腹。他举出历史上许多以俭朴而成大业、扬名后世及因奢侈而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的事例,说明“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告诫司马康坚持俭朴的家风。
  司马光还不断告诫孩子说:读书要认真;工作要踏实;生活要俭朴;表面上看来皆不是经国大事;然而;实质上是兴家繁国之基业。正是这些道德品质;才能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司马光关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警句;已成为世人传诵的名言。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司马康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也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后世。
  叶适
  ——温州“商圣”
  人物介绍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先生,卒谥忠定。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在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方面都有成就。
  学派
  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叶适的学说在南宋时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是“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其著述自成一家。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当时的叶学声望很高,其地位能与朱学、陆学构成三派鼎立之势。
  总的看来,朱、陆、叶都是儒家学者,但他们所走的路径不同,朱、陆阵营虽有“理学”、“心学”之别,但同属于理学阵营,叶适则采取了同理学相对立的态度,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
  生平
  叶适出身寒微,其母嫁叶家时,因水灾而到处漂流,迁居21次,家计更加困难。但由于其母善于操持,“犹得保为士人之家”。叶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刻苦学习而成长起来的。
  从叶适一生的性格上看,也是“擅一世臧否”的杰出人物。叶适同薛陈二师的关系十分密切,他14岁时,就在瑞安的林家与陈傅良相见,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生活。第三年,他又去婺州拜访薛季宣,此后不断用书信往来的方式研讨学问,特别是叶、薛二人交往时间最长。
  宋孝宗淳熙五年,28岁的叶适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进士第二,被授为平江节 度推官。刚中进士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为母守孝,改作浙江提刑司干办公事,就在这时,他已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后来又被参知政事龚孟良推荐,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
  叶适与陈亮同生于南宋偏安时代,他和陈亮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两人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在奏疏中,他尖锐地批判了主和派,指出主和派的所谓“乘机待时”之论,只不过是苟且偷安,阻挠抗战之托词。同时,他还指出了统治集团在决策上举棋不定,在用人上缺乏定策,在法度上因循守旧的积弊。上书请求孝宗“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这本奏折虽然对孝宗触动很大,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38岁的叶适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当时发生了兵部侍郎林栗上疏弹劾朱熹的事件,纯系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倾轧,但为了维护正直的知识分子之发言权,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作辩护,主要目的在于严辨是非,不全只是维护道学而为朱熹鸣不平。
  公元1189年,宋光宗继位,叶适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以后又被召入朝为尚书左选郎官。这时,光宗在悍妒皇后李氏的控制之下,与其父孝宗不和。不久,孝宗病死,光宗竟不能服丧,弄得精神失常。于是叶适提议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得到光宗的允许。不久,光宗因身体不好,准备退位,宰相国正辞职。接着叶适也遭弹劾,降了两官,主管冲情观,差知衡阳,但他没有就任。以后,又起用他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其权位,倡议北伐金国,叶适不同意这种缺乏准备而无胜利把握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上疏请求从长计议,“修实政”,“行实德”,先作好收复中原的准备。他讲的“修实政”,是指加强练兵,使足以制敌,训练好大小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所谓“行实德”,就是减轻赋税,节 约开支,让老百姓免除过重的负担。然而,当时执权柄的韩侂胄听不进去,他调叶适权任工部侍郎,又改权吏部待郎,兼直学士院。叶适辞去兼职。不久,韩侂胄便会照诸将、四路出师,叶适又劝他先加强长江防务,侂胄还是不听,不久,各路军马皆大败,这才调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负责江淮一带的防御。从此,叶适便担负了守卫江防,抗御金人入侵的重任。他总结了孙吴“以江北守江”的经验,请求节 制江北诸州,自愿担当起保卫江防的重任。


第一节 思想家辈出的时代(11)


  叶适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亲自带兵上前线,参加了抗金斗争,为保护国家建立了显著的功勋。对于如何抵抗金军,收复故疆,在叶适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办法。如前所述,叶适认为,要恢复故业,必先改良内政,最切要的是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内部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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