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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从百家到一家 -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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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集注》卷二)这种在天地万物中普遍表现出来的“生理”,就是生命目的,同时具有价值指向。此价值指向就是道德人性,即由“不忍人之心”所表现出来的“仁”。此“生理”就是“太极之理”。朱熹认为,太极作为理之“一”、理之“全”的最高本体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标准的意义。“极”即“至极”,是最高标准,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是朱熹从“理”即形而上的层面对宇宙万物所提出的看法。而形而上之理是无形影、无情意、无计度的,是“净洁空阔”的,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同上)。它虽然是天地万物的“使之然者”,但却不会“造作”。它要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必须与“气”、即形而下的“生物之具”发生联系。这就涉及到理与气、形上与形下的关系。至此,问题复杂化。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朱熹有和他的理本论贯通的一面,强调理是本、是体,气是末,是用,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是“不杂”于形而下之气的。这就保证了理作为形上存在的超越的、纯粹的意义。阴阳之气的造作、化生万物,正是太极之理的体现。朱熹的理在气先的看法就是我们站在形上立场上所做的合理推论。所以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还有这理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只能与气一起发生作用,理是“不离”于气而存在的。此“实际情况”就是形而下的角度,依此,朱熹甚至以为“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答吕子约》,《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这样,阴阳之气成为造化之本,而理只能依附于气而发生作用。其实,“理”的意义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作为存在之本、价值之源的“生理”即“性理”,而是自然气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规律,即所谓“条理”、“文理”,也就是“物理”。关于这两种内涵的“理”,朱熹没有作明确的区分,表现了一定的含糊性、矛盾性。不过,前者始终是朱熹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且他的“气化”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解释、发现自然规律,即物理,而是为了说明现实人性,即已经由张载引出的“气质之性”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朱熹从形而上的层面肯定了以“理”为本的万物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但事实并非如此,气作为形下的存在并不能保证这种形上的统一最终得以贯彻。此即所谓“气强理弱”。其目的在于说明同时作为形下存在的人性的种种复杂内容。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说,认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尽管“心”中包含着“万理”,但“心”却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通过“格物”“穷极”事物的“理”。久而久之,就能豁然贯通,达到对“理”的体认。他一方面强调人有认识能力,物体包含有可知的天理,另一方面也讲“心具众理”,物具天理,以吾心天理印证外物天理,即可“致吾之知”。这种认识论,包含着外向扩大知识和内向道德净化两个内容。但朱熹的“格物穷理”否认人们的头脑对于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反对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去反映客观外界事物,完全否定了感性认识,否定了实践,因而他的“穷理”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极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第三节 程朱理学的发展(4)


  除此之外,朱熹继承了邵雍“一分为二”的命题和二程“万物莫不有对”的思想,也吸收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论述了“一分为二”的思想并对此做了具体说明,体现了他对矛盾相反相成的深刻认识。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朱熹没能把“一分为二”的思想贯彻到底,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他否认客观事物可分的绝对性;否认客观事物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其可分的内容是相对的、特殊的;否认运动有始有端,却把运动方向引向循环论,抹煞了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否认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可向其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朱熹的“一分为二”思想带有浓厚的象数学色彩。但朱熹提出的这个命题并做出的初步说明,仍然堪称对古代辨证法思想发展的一大贡献。
  在教育方面,朱熹认为人性的培养十分重要。“知、廉、勇、艺、礼、乐”六者之中,“知”便是穷理,“廉”是养心,“勇”是力行。只要格物穷理,正心修身,加上操守礼乐的规范,便可成为一个内外兼修、才德具备的“全人”。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中指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穷理”“笃行”。所以南宋之后,教育就体现“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的特征。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总体来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朱熹一生的活动主要是讲学授徒,著书立说。鉴于当时社会的矛盾状况,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朱熹从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竭力从政治、法律、伦理方面,为封建主作理论论证,力图把封建统治秩序哲理化。朱熹死后,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理学对于封建制度的现实社会价值,朱熹的哲学便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制度的神圣武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
  朱熹本人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学者,他精通经史,重视自然科学,熟悉佛、道,他开办书院,讲学授徒,培养了许多学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的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他继承了以往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总结了以往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方面吸收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把我国封建社会的唯心主义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朱熹以后,唯心主义理学家辈出,但从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来看,无人能出其右。
  相关人文景点
  朱熹墓:位于建阳市唐石里(黄坑镇)大林谷。墓地系朱熹生前所选。左前侧是鲤鱼岗,右前方乃唐石山;前临虎山雄踞,背靠九龙山之九龙岗,称“风飘罗带”。朱熹去世后与夫人刘氏并葬于此。山上有幸如亭和顺宁庵。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屡经修葺,山下享堂5楹。清朝康熙、乾隆、嘉庆等均有重修,并在山下建朱子祠,以后失修倾圮。朱熹墓为圆形,外用鹅卵石围砌。上首中央立清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墓碑一块。上书“宋先贤朱子,夫人刘氏墓”。墓前设长方形石香炉、石供案各一,靠前两旁有石蜡烛一对。新修的大道旁已新建墓道碑亭。
  人物言论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读书无疑者须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可谓远矣。
  勿谓今日不学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有来年。
  未得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于此;则不敢志乎彼。


第四节 “元朝一人”:吴澄(1)


  吴澄
  ——家居授徒的大师
  人物介绍: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又字伯清,号一吾山人,人称“草庐先生”。元崇仁凤岗咸口(今属乐安敖溪)人。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
  学派:
  心学,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
  吴澄,其家世代业儒。元之后,受同门程钜夫所荐。在教育思想方面颇有建树,写有大量学记和书院记,认为教育的作用乃在于变化人的气质。在学习上主张“内外合一之学”,既不要“博览于外而无得于内”,亦不要“专求于内而无事于外”。求之于外者,“虽有闻有见而实未尝有知也”,而“专求于内”则将流入释氏之异端。故求知识者必“内外合一”。
  教学上则主张“学必以德性为本”,“就身于实学”。认为教学的根本问题是“求诸己之身”,不在“求诸人之言”。其读书方法贵在“实悟”和“实践”。与许衡同为元代名儒,有“南吴北许”之称。
  生平: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甚深。
  聪敏的吴澄,7岁熟读《论语》、《孟子》和五经,并能写文章诗赋,9岁在乡学考试中常列前茅。
  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吴澄对朱熹理学要义有其独到见解,因此归于程诏开门下。他认为自己前十余年里,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德祐元年(1275),他应乐安人郑松之邀,授徒于乡里,并结草屋以居,题名“草庐”,因此被称为草庐先生。
  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占据江西,吴澄为避兵乱隐居布水谷,摒绝交游,潜心著述《孝经章句》一书,并校定《易》、《书》、《诗》、《春秋》、《仪礼》及《大小戴记》等儒家经典著作。
  元贞初(1295),吴澄至南昌西山游览,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讲学,并每日前去听讲,记录其问答数千言。江西行省椽元明善,素以文学自负,他向吴澄询问有关《易》、《书》、《诗》、《春秋》的奥妙义理,吴澄一一加以解说。元明善深感佩服地说:“与吴先生讨论学问,如探渊海,深不可测”。于是拜吴澄为师,行弟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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