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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从百家到一家 -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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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十五年,王夫之中了举人。在他父亲的督促下,又进京考进士。但是当时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起义大军正纵横驰骋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明王朝危在旦夕。王夫之沿着一般封建士子通过科举走向官场的路被堵死了。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祯帝缢死。五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王夫之闻此巨变,五内俱焚。他自动投到唐王政府,以求能为国家献一份力。1646年(清顺治三年),他到湘阴,上书司马监军章旷,建议募兵筹粮,调和南北督师的矛盾,团结一致,协力抗清。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唐王政府也于是年垮台。王夫之只得返回故里。
  1648年(清顺治五年),清军进至湘南,王夫之与管嗣裘等在衡山组织义军,英勇抗击清军。战败兵溃后,王夫之长途跋涉,历尽艰辛,越南岭,赴肇庆,1650年至梧州投效南明永历政权,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
  永历小朝廷虽然还是汉族士大夫侥幸的一点希望,其时实在已不像一个政府了。楚省有三四十万军队,各部都保存实力,相互观望,没有能够统一指挥和调配军队的统帅;大批官僚麇集岭南弹丸之地,没有居住的地方,家眷僮仆不得不泊居在船上。他们还不接受腐败亡国的教训,往日没有机会体验过封爵滋味的藩将,趁国势之危要挟天子,各地请封的公文经常呈了上来,一班文臣们总要援引故事计较半天,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驻军贵州,自认为奇货可居,竟然提出请封秦王。宰辅宦官如王化澄、王坤之流以拥戴之功,窃据要津,收购纳赂,排挤贤良。有实力的镇将都想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天子行辕在数年内搬迁五六处,广州失陷,迁往桂林;王坤、马吉翔为了摆脱瞿式耜的羁绊,蛊惑皇帝又迁武冈;楚师演于长沙,迁于柳象;李成栋在广州“反正”,贿通王化澄,又迁回肇庆;湖南失守,逼于兵锋,迁往梧州……凡此种种都使王夫之感到非常失望。
  王夫之看到在清兵压境、南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是奸臣当道,佥壬误国,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王夫之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上书,弹劾奸佞王化澄,几遭不测。全赖忠贞营统帅高必正营救,幸免于难。他见永历政权事不可为,从永历五年起,王夫之开始了为时40余年的隐居生活。最初十年间,为了躲避清人的缉拿,他流徙不定,在朋友家中踯躅二三年。顺治十一年移居常宁西庄园,由友人王文俨供给饮食,教授乡人《春秋》。
  顺治十四年,王夫之返回衡阳,张献忠入湘时,他避兵南岳,结识了不少释家弟子,于是长居双髻峰寺院之中,直到顺治十七年,才定居在湘西金兰乡茱萸塘,初造小屋,名叫“败叶庐”,后来又筑“观生居”。再后来,王夫之又搬到石船山下,去观生居二里许,因里人旧址筑湘西草堂,并自号“船山”。
  在这十年流浪生活中,他吃了不少苦,常宁诸生王祥隆有诗描写这时期工夫之的生活状况:“美人坐清湘,闲吟复长啸。十旬五得饥,体癯容愈少。冠盖时叩门,千金不一笑。道逢衣褐游,风雨怜同调……”有一段时间风声吃紧,他不得不变易姓名,混迹于语人之中。
  隐士所屏绝的是与政府方面的交往,并不废一般的朋友往来。王夫之是儒学出身的隐士,他的做人没有狂荡不羁,放浪形骸,使人难以接近。
  从1675年(康熙十四年)起,王夫之在衡阳曲兰石船山麓筑茅屋,名“湘西草堂”。他晚年的最后十七年就在这里度过,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也大部分在这里写成。相传王夫之很少出门,不得已而外出时,无论晴雨,总是张雨伞,着木屐,表示自己是明代遗民,头不顶清朝的天,足不踏清朝的地。石船山是“良禽过而不栖”的穷山恶水之处,赭色的山冈,稀疏的草木,干涸的溪流,四周杳无人烟。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王夫之安之若素。他的儿子描述他潜心著述的情况说:“自潜修以来,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及朱(熹)、张(载)遗书,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篡注。”(《姜斋公行述》)然而,王夫之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有清朝暗探的严密监视和迫害。有一年的冬天,朔风怒号,王夫之居室的北窗户,新糊的窗纸被密探用尖刀全部划破。王夫之愤怒挥笔,列举十大罪状,对歹徒进行义正辞严的讨伐:“何物潜窥,似托微踪于草际;竟同叵测,欲施锋刃于窗间。”(《勘破窗纸者爱书》),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3期)王夫之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终生不剃发,拒绝清王朝的威胁利诱,不应聘,不做官,终日孜孜矻矻,刻苦自励,完成了一系列划时代的著作,为祖国的思想文化增添了新的瑰宝。
  王夫之的思想:
  他在批判宋明理学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王充和张载的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批判总结了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把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高度。
  晚明心学掀起蹈虚空疏的学风,王夫之认为此种学风误国误学,究其根源,归于佛老。道家以为自无而有,佛教以为虚而非实,妄而非真。王夫之治《易》务实求真,从客观实际出发说明天地自然的本性,其批判矛头直指佛老,主张非无而有,非虚而实,非妄而真,提出了“两间之有”(《周易外传》卷七)、“天下惟器”(《周易外传》卷五)的实有思想。他关于“宇宙者,积而成乎久大也”(《思问录内篇》)的命题,则深化了对实有思想的认识。它表明事物皆为不依人的主观意识而客观存在,即实有。因此可以说,天地万物的实有是广袤性与恒常性的统一。他的务实求真的主张,既是对张载以来气论的继承与发展,也与清初务实求真的学风相关。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2)


  在哲学方面,王夫之认为气是宇宙本原,气有聚散,但无生灭,是永恒无限的实体。“理依于气”,理是气之理,是气之变化的规律。关于道和器的关系,他明确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说“道者器之道”,道依赖于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他认为自然界是永恒的物质运动过程,动是事物固有的,静是相对的,“静由动得”,“动静皆动”。他强调“天地之化日新”,认为新陈代谢是事物的普遍规律。他肯定矛盾的普遍性,主张矛盾一方面相反相仇,一方面相辅相通。他认为形、神(精神)、物三者遇到一起,才能形成认识。他改造了佛教中的“能、所”范畴,认为能就是认识能力,所就是认识对象,认识是由对象引起的,即“因以发能”,正确的认识必须与客观实在相符合,即“能必副其所”。他还提出认识的两种方法即格物和致知是互相补充的,不能互相偏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强调行的主导作用,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还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他还提出民心向背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伦理思想方面,他认为人性是变化的,“日生而日成”。他根据“性者生理也”的观点,强调理欲统一。要“以理节 欲”、“以义制利”。
  关于理气问题,他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虚空即气”的唯物主义观点,强调气是一切变化着的物质现象的实体,是客观存在。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读四书大全说》),“凡虚空皆气”(《太和篇》)。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物质的气。他还进一步强调“气”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人的“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思问录》)。因此,不能因为感觉不到,就说“无”。“气”在构成万物时,由于聚散的不同,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这种有形和无形,只是形态上的不同,并不是有和无的差别。他还用“气”的观点,论证了物质不生也不灭。他说木柴燃烧化为烟和灰烬,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它的一部分化成水,归入大自然,一部分烧成灰土,归入大地,没有烧尽的木头则仍是木头。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提出“理即气之理,而后天为理之义始成”。有力地批判了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理在事先”,即精神先于物质存在的唯心论,否认了离开物质运动而独立存在的客体精神——理。他还发挥了张载“理也顺而不妄”的观点,说明了理不仅在气中,而且是气的运动变化,有它的“必然”——规律性。
  王夫之从人道与天道关系出发,探讨了平等自由问题。他关于“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卷二),“延天以佑人”(《周易外传》卷五)等思想,强调人利用并改造自然的主体能动性,因此而超拔于众生之上,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对于人性,他从天人合一角度,提出“成之而后性存焉,继之而后善著焉”(《周易外传》卷五)的“继善成性”观点。天是善的,人由天生,其性原发也善,在这个意义上人都是平等的。不善是因为人受到后天气质等因素的影响。要恢复已有的善性,只有“尽心”、“尽性”、“扩充”,通过内省的方式,继承、挖掘被蒙蔽的善性,这是一种自由。人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塑的,“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尚书引义》卷三),通过自我的不断完善而不断发展。在理欲上,他肯定“理与欲皆自然”(《张子正蒙注》卷三)、“天下之公欲,即理也”(《张子正蒙注》卷四),但反对纵欲,而是把欲纳入理的轨道。他对性与天道的研究,突出了人性上的平等与自由,这与明清之际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政治、经济、思想上追求自由平等是一致的。
  王夫之还应用唯物主义自然观去观察历史,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他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和必然趋势,叫做“势”,把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他提出了“于势之必然处见理”的观点,即人们必须从“势之必然处”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还进一步提出,历史既然有“理”和“势”,治天下就必须要“循理”、“乘势”,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因此他强调,历史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而必须遵守客观规律。同时,他还重视人的能动作用。他认为,从一种客观可能性变为社会现实,必须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虽然他反对了历史倒退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但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
  总之,王夫之的哲学成就是巨大的。他不仅全面地继承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有所建树。他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思想,以宏伟的体系,严密的逻辑,坚实的论证,把中国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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