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阅读材料-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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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李扬 殷剑峰 来源：《中国金融》2005年第6期
利率市场化需彻底改革金融体系
在人民银行于3月16日大幅度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并完全放开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之后，金融系统内部的竞争将日趋激烈，那些以赚取管制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之间的利差为生的金融机构将会越发感到度日如年。眼下，尚未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唯有存款利率的上限、贷款利率的下限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少数利率品种。毋庸置疑，当前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既可能以喜剧结束，也可能会以悲剧收场。发生何种结局完全取决于这样的改革是否能够成为解决金融系统沉疴的全面、系统性的改革。
美日利率市场化的不同命运
从许多方面来看，当前我国金融系统所面临的状况极其类似于美国和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情形。因此，简单地回顾一下那段历史是颇有启发的。
尽管改革的起步时间有先后，但是，从表象看，美国和日本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似乎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在利率双轨制环境下渐进地实现利率市场化。美国于1970年实现了大额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历经10余年后于1986年实现了储蓄存款利率和所有贷款利率的自由化；日本于1986年实现了大额存款利率的自由化，8年后彻底实现了利率的自由化。然而，从改革的基础条件和配套措施来看，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就非常巨大了，这使得两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产生迥然不同的结局：对于美国来说，其金融系统得到了优化，不仅资本市场更加富于弹性和多样化，而且，银行业也在经历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甚至频繁的倒闭风波之后终于“涅？”重生；相反，日本则因股市和房地产泡沫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萧条中，背负巨大呆坏账压力的银行业已经成为经济复苏的最大障碍。
美日之所以会有这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首先就在于两国金融市场和非银行的机构投资者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在资本市场方面，70年代基于柜台市场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和因杠杆收购而兴起的垃圾债券市场完善了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本框架；在机构投资者方面，养老体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私人养老基金和其他共同基金的发展；在货币市场方面，美国企业能够直接发行商业票据以及货币市场基金的广泛介入成为相互促进的两个因素。由此，不仅各种类型的企业有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而且，也使得居民储蓄存款能够顺利地由银行体系转移出来。尽管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企业和居民急剧远离银行的行为使得美国银行业因脱媒而陷入危机，但是，正是由于经济体迅速降低了对银行业的依赖程度，才使得频繁发生的银行倒闭事件不会演变为大范围的金融危机。相反，日本的资本市场存在诸多类似于我国的弊端，不仅公司债券市场规模甚小，即使是历史悠久的股票市场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一级发行市场收到严格管制，二级市场因企业间普遍的相互持股而存在显著的股价高估问题。由于缺乏竞争对手，日本的银行业从未发生以存款大量流失为主要特征的脱媒。事实上，直到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的1995年，据日本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大多数居民还是认为利率市场化不会影响其以银行存款为主的储蓄方式。在储蓄存款大量滞留于银行体系的情况下，80年代中期，随着资本项目的过早开放，少数大企业开始依靠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而银行业则被迫寻找新的盈利点。众所周知，这些所谓的新盈利点主要就是容易发生泡沫的股票二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
造成美日不同结局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于货币监管当局应对利率市场化的理念和措施存在着巨大差异。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仅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叵测，而且，在微观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非常剧烈，这种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剧烈变化往往会使得货币监管当局手足无措。从微观角度看，日本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及早摆脱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保驾护航的思路；从宏观角度看，日本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上又呆板地只关注消费物价水平等少数变量，以至于难以应对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剧烈变化。实际上，即使是市场化程度高得多的美国，其货币监管当局起初也并不适应脱媒导致的银行业危机。在整个80年代，美国货币监管当局的基本思路就是在微观上尽量保护银行业，突出表现为各种试图拓宽银行业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渠道的措施，甚至极端到放松对储贷协会商业性房地产贷款的监管要求；在宏观上则是力图强化对货币总量的调控，而忽视了货币当局应该承担的稳定金融系统的责任。进入90年代后，银行业的脱媒趋势依然如故，甚至有许多学者开始在讨论是否需要银行这个产业了。在这种背景下，着眼于全面、系统性金融改革的1991年财政部方案终于出台，其基本方向是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形式鼓励混业经营，其精髓就是监管当局须用基于资本充足率的谨慎监管来替代过度管制和保护。诚如格林斯潘所言：“监管者和立法者不要以为银行最优的破产数量是0。”同时期，货币政策也开始注意对影响经济、金融稳定的多项指标进行监控。这种在微观上促进竞争、在宏观上维持金融稳定的改革方案是美国金融系统得以嬗变的基础。
美日不同结局的第三个主要原因在于外部环境。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美元业已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中的计价货币，美国无须应付汇率问题。相反，在日元国际化过程刚刚开始，而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尚未起步之时，日本就已经在汇率问题上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最终，日本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而于1985年被迫签订了放松日元汇率管制的广场协议。日元此后的急剧升值使得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遭遇了严重的生存压力，这一方面导致日本银行随后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银行业寻找新的盈利点的难度。
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条件
在很大程度上，我国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基础性条件同当年的日本非常相似。首先，我国的金融系统是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极其落后。我国的公司债券市场基本不存在，股票一级市场被人为控制，二级市场因股权分置而造成的流通股泡沫同日本企业相互持股的后果完全一样。
其次，我国的金融系统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干预和保护，这种干预和保护首先表现在关乎经济发展的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是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机构，在数量上和规模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使是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控股股东是政府部门。虽然银行业总体上是由政府控制的，但是，其中也还存在着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各种政府部门间的利益竞争。所以，如果说政府主导存在着弊端，那么，竞争尚且有助于缓解这样的弊端。与此相比，中国的资本市场则不仅是政府主导的，而且是被少数政府部门绝对地垄断着的。当然，产生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可能很复杂，但不得不承认，这也正是中国资本市场难以起飞的关键因素。
再次，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日益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应该看到，即使是就从我们本国利益出发，维持这样的制度也造成了很多弊端，例如，固定汇率制加重了中国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国内需求的依赖，大量游资的进出加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和宏观调控的难度。但是，在人民币尚未顺利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货币之前，特别是在没有什么技术的农村就业人口依然占到总就业人口的一半的前提下，轻易改变汇率制度有重蹈日本式金融危机的危险。
系统性改革需要战略思维和胆识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施是一个涉及资金需求者、资金供给者以及金融中介和市场的系统性工程，改革的成功不仅要求改革者有战略性的思维，也要有战略性的胆识。针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现状，笔者以为如下几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及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系统承受了几乎全部经济改革的成本，突出表现为国有银行被迫接受国有企业的“债转股”，以及股票市场被迫以股权分置为代价来帮助国有企业改制两个方面。这种历史原因使得清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为了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勇于面对这些历史问题。对于国有银行的改革，政府利用多种形式的注资予以支持显然非常必要，因为“太大不能破产”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对于股权分置问题，也应该采取断然措施予以解决。实际上，改革不仅是蛋糕做大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所有当事人都能获益的帕雷托改进只存在于经济理论中。如果拘泥于利益上的会计核算，而无人承担这样的改革责任，那么，非但积重难返的资本市场依然如故，而且，政府还不得不承担本该由市场承担的责任———例如股票二级市场的投资风险。
第二，正确认识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其局限性。转型经济学家们曾经指出，中国改革之所以要比前苏联、东欧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间的高度竞争约束了行政垄断权力，刺激了各级政府的改革动力。显然，地方政府进行经济竞赛的前提就是获得金融资源。在这方面，权力高度集中的资本市场自然不如近在身边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国有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来得便利，而且，银行的风险、尤其是国有银行的呆坏账问题是由中央政府承担和解决的。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地方政府造成的金融风险迅速累积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这实际上也是我国分散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大一统的金融系统模式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强化以银行资本充足率制度为核心的谨慎监管，并通过破产制度的实施硬化地方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而且，还需要更多地依靠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因为市场经济中最强大的激励和约束来自于收益、风险自担的投资者。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别国经验，推动以柜台市场为主要形式的地方股票市场的发展，并且，在适当时机放松对市政债券的管制。有些观点认为，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柜台市场已经成为老古董了。如果不是出于部门利益，那么，这种纯技术观点也是忽视了经济机制的重要性。仿佛造锁技术的进步无法根绝偷盗一样，没有适当的经济机制设计，再高明的技术也无法阻止经济人的私利损害公共利益。可以看到，中国股市的技术含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第三，正确对待脱媒问题。我国金融系统的改革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