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像艺术家一样思考-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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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功能上的没有什么作为。
　　接着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延伸到对人类神经外科病人的相同研究为胼胝体的功能提供了更多信息，同时也使科学家们更改了对大脑两个半球相关能力的判断：那就是两个脑半球都具备了更高层次的认知机能，两半边大脑分别专注于可相互补充的不同思维模式，两个脑半球都很复杂。
　　由于这种更改过的对大脑的理解对整个教育，特别是学习如何绘画，有重要的启示，我将简单地描述一些经常被称之为“大脑分裂”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由加州理工大学的斯贝瑞和他的学生迈克？　噶赞尼加、杰瑞？　乐伟、卡尔文？　特瓦森、罗伯特？　内比以及其他学生完成。
　　这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一小群患有精神分裂的病人。两边大脑癫痫性发作使他们成为严重的残疾。当所有的治疗都失败后，作为最后的尝试，菲利浦。　瓦格尔和约瑟夫。　伯根希望通过手术来控制两边大脑的发作。这项手术切断了胼胝体和相关连接（交叉连接），从而把脑半球相互孤立起来。最后手术产生了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那些病人的发作被控制住，并且他们重新得到了健康。我们暂且不论这项手术的本质，起码这些病人的外观、习惯和协调性都没受到影响，偶尔的观察也显示他们的日常行为并没有改变。
　　随后这群加州理工的工作者对病人进行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而又非常精细的测试，从而分别揭示出两个脑半球各自的功能。这些测试提供了令人惊讶的新证据。新证据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每个脑半球获得自己的真实感知–　　或者换句更贴切的话说，用自己的方法来感知真实事物。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在拥有完好大脑的人还是精神分裂病人的身上，左脑　　–　　控制语音的那半边大脑　　–　　都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加州理工的工作者们运用具有独创性的程序针对病人孤立的右脑进行了测试，他们发现右脑，也就是非语音的那半边大脑，同样也能够体验，对感觉有反应，并且能自个儿处理信息。我们的大脑在完整的胼胝体的帮助下，合并了两个脑半球的信息，并融合了两种感知，从而使我们产生了作为独立和完整个体的感觉。
　　除了研究术后左右脑隔离产生的内在精神体验，科学家们还致力于考查两个脑半球处理信息的不同方法。集合后的证据显示左半球的模式是词汇性和分析性的，而右半球的模式是非词汇性和总括性的。洁儿·乐伟在她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新证据显示右脑使用的处理模式非常迅速、复杂、立体，具有完整的式样和知觉　　–一种与左脑词汇性、分析性模式完全不同但同样复杂的处理模式。另外，洁儿还找到迹象表明两种处理模式互相干扰对方，阻止了其能力最大程度的发挥。她提出这可能就是人类大脑进化发展成为不对称的一个基本原理　　–　　在两个不同的大脑里保留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
　　以神经分裂研究中得来的证据为基础，以下观点逐渐形成，那就是两边脑半球都使用高等的认知模式，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包括思考、推理、以及复杂的智力机能。从乐伟和斯贝瑞1968年第一次发表他们的研究开始，在过去十年时间里，科学家们不仅在大脑损伤的病人身上，还在拥有正常完好大脑的人身上不断发现更多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
　　我挑选几个为精神分裂病人特殊设计的测试作为例子，它们将阐明两个脑半球分别获得的真实感知和使用的特殊处理模式。在其中的一个测试里，两个不同的图像在荧幕上一闪而过，一位精神分裂病人的眼睛被固定在正中央的一点上，从而阻止他浏览两个图像。那么两个脑半球得到的是不同的图像。如图3…4　所示，右脑得到的是左边那幅汤匙的图像；而词汇性的左脑得到的是右边小刀的图像。当病人被问到时，他给出了不同的答复。如果被问到荧幕上闪过的东西的名字，左脑清楚而理所当然地使病人回答：“小刀。”然后病人被要求用左手（右脑）从门帘后面挑选出荧幕上闪过的东西。病人就会从包括小刀和汤匙的一堆东西中挑选出汤匙。如果实验者问病人他门帘后面的手上有什么东西，病人可能首先会显得有些疑惑，然后会说：“一把小刀。”尽管右半球知道答案是错误的，但不具备词汇来更正发音清晰的左半球，所以它会在病人话音落后使病人沉默地摇摇头。至此，词汇性的左半球就会惊愕地大声说：“我摇头干什么？”
　　另一个测试则证明了右脑更善于立体问题。一位男性病人需要按照某个图样组合几个不同形状的木头块。他企图用右手（左脑）完成任务，却一次次失败了。他的左手不停地想参合进来帮忙。而右手就会把左手推开；最后，他只好坐在自己的左手上面以确保左手远离拼图。当科学家们终于提醒他可以使用两只手时，“立体感很强”的左手又要把“立体感很弱”的右手推开，让右手别进行干扰。
　　过去十五年间这些非同凡响的发现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平常总觉得我们是一个人　　–　　一个独立的个体　　–　　但我们有两个大脑，每半边大脑都有自己认知和感知外在真实事物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智力，两个意识，通过两个脑半球连接着的神经纤维不断融合。
　　我们已经知道两个脑半球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一起工作。有时它们通过发挥各自的特长来合作，并选择完成最适合自己信息处理模式的任务。有时它们各干各的，其中一个模式或多或少处于“主导”位置，而另一个模式或多或少处于“服从”位置。两个脑半球似乎也有可能发生冲突，其中一半试图取代更“善于”干这项工作的另一半。此外，有可能每个脑半球都有办法防范另一半获取自己的认识。也有可能象俗话所说的那样，右手不知左手事。
　　精神分裂病人的双重真实感知
　　但是你也许会问，这些跟学习绘画有什么关系呢？脑半球形象感知方面的研究表明绘画的能力取决于你能否进入那个“次要的”、处于第二位的R　模式。这又怎么能帮助一个人进行绘画呢？其实右脑通过一种适合绘画的模式进行感知（或者说处理视觉信息），而左脑的功能模式对进行复杂的写实性绘画并不合适。
　　语言的线索
　　事后我们才意识到人类其实早已感觉到两边大脑的不同。全世界所有语言中包含了不少词汇和短语暗示左边身体有着与右边身体不同的特点。这些习惯用语不仅指出了它们在位置上的差异，还指出了其特性和本质上的差异。例如，如果我们想比较不同的想法，我们会说：“在一方面（On　the　one　hand　）…　　在另一方面（onthe　other　hand）　…”“一句笨拙的恭维（A　left…handed　pliment）”，这些话并不代表词面的意思，而是有更深层的含义。它们都揭示了左和右不同的本质。
　　然而，我们需要紧记的是，尽管这些习惯用语普遍说的是手，但由于手和大脑的交叉联系，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短语实际上指的是控制手的那半边大脑。因此，在下一节里列举的那些大家熟悉的习惯用语，尽管特指的是左手和右手，但实际上指的是相对的两个脑半球　　–　　右脑控制左手，左脑控制右手。
　　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偏见
　　关于左右概念的词汇和短语渗透于我们语言和思维的每个角落。右手（也就是左脑）总是与好的、公正的、道德的、适当的东西有很强的联系。左手（也就是右脑）则不知何故总与混乱和情不自禁　　–　　也就是坏、不道德、以及危险等概念关系密切。
　　直到最近，这些针对左手/　右脑的古老偏见还促使左撇子孩子的老师和家长不断强制孩子使用右手写字、吃饭、等等　　–　　这种尝试往往导致延续到孩子成年以后还存在的问题。
　　纵观人类历史，全世界许多语言中都有各种词汇暗示右手/　左脑代表好的事物，而左手/　右脑代表坏的事物。在拉丁语中，左的单词是sinister，这个词还有“坏的”、“不吉利的”、“背信弃义的”等意思。而右的单词是dexter，英文中dexterity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它还有“巧妙”或“熟练”等意思。
　　在法语里，左　　–　　记住左手代表右脑　　–　　的单词是gauche，意思是“笨拙的”，英语中的“gawky　（迟钝的、笨拙的）”也出自这儿。法语里右的单词是droit，意思是“好的”、“正确的”、“公正的”、或“适当的”。
　　在英文中，左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单词lyft，意思是“软弱的”或“无益的”。大多数用右手的人左手的确比右手弱，但原词还藏有道德软弱的意思。左作为贬义词也许反映了用右手的多数人对与自己不同的左撇子这个少数群体怀有偏见。增援这种偏见的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语言中右的单词，reht（或者riht），意思是“正直的”或“公正的”。英文中的单词“correct　（正确的）”和“rectitude　（正直的）”就来自reht和它的拉丁词源rectus。
　　这些观念也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反映出来。比如说，右派崇尚的是中央集权，并且很保守、抗拒变革。相反，左派崇尚独立自治并推动变革，有时甚至是激进的变革。当他们走向极端时，右派就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而左派则是无政府主义者。
　　就文化习俗方面而言，在正式的晚宴中最尊贵的位置在主人的右边。在婚礼上新郎一般站在右边，新娘站在左边　　–　　两个人的相对地位不言而喻。我们习惯用右手跟人握手；用左手跟人握手显得特别扭。
　　英文字典中“left…handed　（用左手的）”这一条里列举的同义词包括“笨拙的”、“难使用的”、“虚假的”、和“恶毒的”。然而，“right…handed（用右手的）”的同义词包括“正确的”、“不可缺少的”、和“可靠的”。我们要记住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些词语都是在刚开始有语言时某些人的左脑捏造的　　–　　左脑试图搞臭右脑的名誉！而右脑　　–　　被人家贴上了标签、指指点点和小看　　–　　却没有自己的语言为自己做辩护。
　　两种认知的方式
　　与我们语言中左和右完全相反的含义一起，历史上来自不同文化的哲学家、导师和科学家们多次对人性双重性和两面性的概念提出假设。其中最关键的想法是人类有两种平行的“认知方式”。
　　你可能对这些想法很熟悉。就象关于左/　右的习惯用语那样，这些想法根植于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当中。例如，最主要的对立在于思维和感觉，智力和直觉，客观分析和主观判断。政治作家常说人们总是分析问题的正反面然后凭自己的“直观”感觉来表决。自然科学的历史中充斥着关于研究者的轶事，这些研究者总是一次次地试图解决问题，然后某天做了一个梦，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梦里的事物象征着问题的答案。亨利。　派卡利在39页的陈述就是这个过程最生动的例证。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谈这个问题，人们有时会这样形容某人：“他说得象那么回事，但我总觉得不应该相信他（或她）。”或者“我不能用语言来告诉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就是喜欢（或不喜欢）那人。”这些描述说明我们的两边大脑都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