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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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正式下发。通知说：
中央决定，1962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有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和重要厂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还要讨论我国经济建设的形势和规划。
从1958年以来，我们在各个工作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多成绩。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同时，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能忽视的。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问题，造成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是暂时的，但是严重的。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局书记以外，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各四人（第一书记和工业、农业、财贸书记），地委三人（第一书记和工业、财贸书记），县委二人（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或者其他书记），中等城市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工业书记），重要厂矿党委二人（第一书记和厂长）。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地县两级党委的出席人数，由自治区党委酌情确定。厂矿党委出席人员的名单，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拟定后另行通知。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１２月１０日前报来。所有出席会议的同志，都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８日前到达北京。
1961年11月16日
很显然，七千人大会是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中央在进行调整工作时又遇到了困难，干部群众的思想比较混乱，粮食问题又是火烧眉毛般的危急，再加上赫鲁晓夫的压力，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决定召开的。对此，邓小平在布置起草大会通知时，说得更加明白。他说：通知问题，要出题目……在困难情况下，小天地（太多），全局与局部有消极倾向，征购也拿不上来，全党主要领导同志，县委以上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发扬什么，克服什么，为此开会，他们就知道我们搞什么，就是搞集中统一，反分散，当老实人不吃亏。为了很快改变局面，迎接新的较快发展的长远规划，需要全党一心一德一盘棋，鼓足干劲。他们一看就知道，推动征购。
说简单点，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近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产生结果。大会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与会地方同志提出异议之后，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大会不但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大做文章，相反，决定把工业发展的速度再调低一些，把进口粮食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减少了征购任务。这使地方同志欢喜不已，认为中央的这一举动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真正贯彻落实的表现！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1）
1961年11月16日，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下发的当天，刘少奇乘火车赴广东省从化疗养。1961年，刘少奇63岁，这一年对他来讲，是很不平静的一年。这年3月，他曾在北京主持“三北会议”（有中共中央西北局、东北局、华北局负责人及其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后到广州和毛泽东主持的“三南会议”（有中南局、西南局、华南局及所属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合并开会；4—5月间，他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调查研究40多天。他的调查决不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来了，象征性地到农民家里看看，开几个座谈会就走，而是实实在在地蹲在村里。尤其叫人感动的是，他住在了王家湾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里。堂堂一个国家主席，为了不给农民添麻烦，住在脏兮兮的猪场进行社会调查，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期间，他走村串户，察看农民的生活现状，了解发生困难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对他日后的思想认识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湖南回来，5—6月间，同毛泽东一起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0多天，7—8月间又到东北林区调查研究。之后又上庐山，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一年来的上上下下，使这个63岁的老人颇感疲劳，精力不济，因此在11月到广东从化疗养。
11底，毛泽东也离开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视。这一年是毛泽东自中共八大以来比较谦虚谨慎的一年，也是他进行调查研究比较多的年份之一。上半年，他通过调查，主持制定了《农业六十条》；下半年，又提出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5月，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取消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9月，在庐山会议上又同意将工业高指标全线下调，1961年的钢产量调到850万吨，才真正落了地，得以使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本来，再过20天，即12月20日，中央就要在北京召开有省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工作会议，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可是毛泽东还是抽出时间外出走一走，也许是他还有些问题没搞清楚，需要考察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吧，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
刘少奇走了，毛泽东南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邓小平来负责。具体的后勤工作安排，则由杨尚昆负责。这么多人来开会，吃喝拉撒睡不是一个小事情。为此，中央办公厅专门成立了大会筹备处。
大会的筹备工作，首要问题是大会报告的起草工作，这是一个重头戏。最初的七千人大会没有任何议程，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的一个报告，通过总结经验，统一大家的思想，反对分散主义，推动征购。所以报告写些什么不写什么，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起草报告也就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刘少奇不在的情况下，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具体负责组织起草工作的是陈伯达。
其次是筹备大会的具体工作。这项工作分为会议组、警卫组、生活组。会议组由叶子龙负责，警卫组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负责；生活组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殷玉昆负责。这三人一时被大家戏称为“三巨头”。
会议组，主要负责落实参加大会的人员名单，大会的预算、接送、招待，还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大会讨论的意见，组织撰写简报，向领导汇报大会的情况等。
警卫组，主要是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生活组，是负责安排落实大会人员住宿的宾馆，一日三餐等。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属于生活组来安排。
为了弄清筹备会议的情况，我根据杨尚昆的日记寻找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员，遗憾的是，绝大多数都已经故去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会议组的李润民同志。李润民，今年78岁，身体还好，只是耳朵有点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了，很多内容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当我们打开话匣子之后，他还是颇有感慨地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
我一生负责筹备多少次会议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千人大会。那时候，我们从未筹备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几百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省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要带一个秘书吧，地委书记也得带个人，要不他召开会议谁去招呼？另外怎么也得带点工作人员吧，大的省份一来就是几百人，最少的西藏也有六七十人呢，不带点工作人员怎么行？所以就不止是七千人了，弄不好得有万把人吧！这么大的会议规模在中央来说，管招待的，管简报的，管保安的都得住在会上，这些人怎么安排，也得统计在内呀！所以实际上决不止是七千人的规模了。
40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召开过如此大规模的会议！
李润民接着说：
而我们的会议组呢，那时还只是一个科，有五六个人。另外召开七千人大会是临时决定的，从决定召开大会到会议正式开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筹备，这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当时是需要怎样的忙吧。夜里12点以前就没有睡过觉，有时候过了12点也睡不了觉。仅仅是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就忙得我们晕头转向。各个省有多少同志参加，正式人员多少，随行人员多少，男同志多少，女同志多少，都得一一登记准确。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传真，有电脑，有手机，操作起来很方便，甚至你吃着饭、走着路都可以通过手机办不少事情，那时候就靠手拨电话进行联系。关于与会人员的名单，当时近的地方如天津、北京是直接送来的，远一点的地方都是通过电报的形式，把名单报上来，机要室的译电员再一一翻译出来，然后送到我们手上，我们再进行统计，工序很多。
另外，光我们统计了还不能算数，得抓紧报到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让中央领导过目，点头同意。除了上报中央领导，我们还必须留出时间给北京市委，因为他们要按这个名单，落实与会人员的食宿；同时还需要给交通部门留出时间，让他们按人数、按地点调配车辆。这还不算完，然后还必须追着北京市委了解安排落实的情况，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各个代表团的住处，以便日后联络。
当各省的名单确定之后，我们还得一一落实他们什么时候到京，是乘飞机来，还是乘火车、汽车来，我们得派什么人去接，不然参加会的人来了，到哪儿去，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就麻烦了！
在杨尚昆的日记里，我曾看到李润民多次向杨尚昆汇报会议名单的有关记录。这是他担任的主要工作，所以印象比较深。其实会议组的工作还有很多，还要抽调各路人马，组成一个庞大的简报组，七千人大会的特色之一，就是简报多。对负责写简报的人员如何一一落实，并进行培训等等，因为没有找到这一方面的有关人员，也就不得而知了，只能想象其工作的庞杂。
谁在筹备和保障大会顺利举行？（2）
有关七千人大会的安全保卫和生活住宿问题，我经人介绍，找到了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文奇同志。张老很负责任，他不但认真回忆那段历史，还为此专门跑了档案部门核对材料。他说：七千人大会之前，凡是党中央开会，或者是人大、政协开会，都是由中央方面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