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仁超文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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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中国经济发展愈来愈快，中港贸易也愈来愈紧密；内地的变化对香港有着既急速又深远的影响。上月欧盟宣布对中国纺织业设置限制，香港中小厂家业务备受冲击。中国入世多年，内地开放市场的时间趋近，香港企业面临跨国公司北上的激烈竞争；加上内地生产成本日增、民企渐渐崛起，香港厂商必须加快转型，增强竞争力，否则不进则退，陷入被淘汰的困局。
今期本刊封面专题以「中小企北上探商机」为题，盼望中小企因应中港最新形势，改变思想，甚或调整策略，北上发展所长。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林天福接受本刊资深记者廖美香的访问，谈到北上厂商应由设计生产（ODM）转型至自有品牌生产（OBM），可是现在只有一成的厂商转型成功，大部分的厂商仍未追上时代的前沿。安永税务及咨询公司高级税务经理刘丽卿为北上的中小企作税务忠告，提出税务筹划的重要性，并前瞻中国的税务改革。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协会创会会长邝家贤及亚太法律协会干事张宏烨撰文指出，内地愈来愈重视法制，港商不能以旧思维「钻空子」的心态北上。中小企自八十年代起北上以山寨厂起家，如今面临新一轮的淘汰赛，有必要加强企业管理，不妨考虑由商务教练教你开源节流，〈中小企，把苦恼交商务教练吧！〉一文很可能对你有新启发。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命博士刚于四月荣休，由廖美香撰写的〈李天命最后一课〉，记录了当日精彩演讲的实况。这位思方学（思考方法学）大师首次阐释「中乘」之道，认为是「思考之上」，诚是精辟之见，读者不容错过。李博士倾力制作的《哲道行者》新着一拖再拖，本刊率先刊登该书四个匠心独运的序言，以飨广泛的思方迷。
本刊顾问、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名誉教授饶余庆博士本期的鸿文，对酝酿多年的《新巴塞资本协定》作出非常深入浅出的剖析，认为这个协定积累了银行业管理各方面的经验，并汲取了银行风潮和金融危机教训的产物。他认为无论从银行业和监管当局的观点来看，此协定有利于维护全球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在新加坡从事金融和教育工作的吴幼珉撰写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从十一个角度探讨中共政治延续的条件，一针见血，当政者对有关问题要严肃思考。此外，《信报》董事曹仁超的〈抓住中港经济整合的机遇〉和浸会大学何顺文院长、曾仕龙教授的〈蓄势待发：从研究报告看财务策划专业〉两篇文章，为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定位提出宝贵意见，值得各方参考。
PDF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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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善长仁翁的“烦恼”
来源：
信报月刊
发布日期：
2006…03…01
全文：
富翁积累财富，滴水成河，其捐赠力求受惠团体注意理财。慈善团体的主事人员拥有一颗洁白的心灵，意念纯正，但不意味着他们的行政或财务管理有效。慈善团体一旦理财欠佳，富翁会感到其捐献有如忖诸流水。
为善最乐，这是老生常谈；但事实并非必然，做善事也可能是一个负担、一个烦恼。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行善？可否减少这些麻烦呢？
小市民以买旗、步行筹款等方式行善，可以相当简单、愉快。但如果你要认真为社会从事慈善事业，长点烦恼丝是不可避免的。
现今社会人们努力为自己的财富增值，做了百万富翁想当千万富，做了千万富翁又想当亿元富翁。当自己的财富有了一定的积聚，不少富翁总想回馈社会，造福人间。世界首富Bill Gates，香港巨富李嘉诚、邵逸夫以至艺人成龙等都积极行善，受益者众。
一、消耗时间和精力
富翁拥有财富，捐钱容易，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从事公益事业，是难上加难。香港首富李嘉诚的资产总值一千亿元，现在他大概最少花30％时间来从事公益事业，他曾透露：“付出时间去做了，这个不简单。几十年来，比如教育，有的时候我都是日以继夜在做，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马不停蹄地在做，晚上到凌晨两、三点都是在做。”时间是金钱，对富翁来说，花时间于自己的生意业务可以赚更多，花时间从事慈善事业，其实也是花去了更多的财富，意味着富翁的付出比实际捐献的金额还多。
富翁一般都很精明，否则难以积聚财富，他们会关心：捐助谁？交给谁？怎样捐？别人如何有效运用自己的资产？富翁细心积聚财富，在决定自己的捐献时也费尽心机，愿意钻研一下。那么，公益事业何以会消耗富翁的时间？
要考虑的是：首先，谁最值得自己捐赠呢？如果论贫穷，非洲人看来最贫穷，饥民处处，骨瘦如柴，最应得到照顾；如果论感情，内地贫困户亦以千万计，应照顾哪个山区的人们？香港贫富差距大，但有综缓保护，港府每年花在经济援助的开支达二百多亿元，港府每年花在医疗及教育的开支八百多亿元，市民在香港捐献的意愿非常强，但要求为非洲贫民捐款的多说不。到底善长如何考虑捐赠对象呢？有的从回馈角度考虑，大学的校友总爱捐赠港大与中大，所以校友已被视为大学的资产；有的考虑自己的嗜好，例如：何鸿毅基金旨在捐助文化艺术；有的考虑社会意义，如：李嘉诚基金集中在教育及医疗，邵逸夫主要在香港的大学及内地的教育事业；有时也会考虑自己的血缘，如：伍沾德对家乡台山捐献特多。
其次，交付给谁来管理呢？富翁肯定要找一个可信赖的人来监理，力求不会滥用善款。香港大学副校长、福慧基金会会长李悼芬表示：“有些朋友年纪大了，开始考虑处理自己的财产，想到我来自香港大学，对大学有信心，于是交给我负责。结果我们筹集了一亿，现在每年捐献给内地数十间偏僻的大学成立奖助学金。”
此外，怎样捐赠呢？协助贫困者，采用直接还是间接的方法呢？送赠他们一尾肥鱼，还是教给他猎渔的技术？直接捐赠可以即时受惠，以培训的间接方式可以让他们自力更生，得到恒久的效用，然而这又须要花费精力，设计一套有效的制度及监督方法才能达到目标。
二、行善留名有罪？
中国古语有云：“名留青史。”人们毕生努力而享有财富，死后却不能带走半点荣华，追求留名在世，不难理解。善长的内心难免有这样的斗争：捐献行善造福社会，是立德的表现，留名示以感谢，是顺理成章的，但从另一角度看，行善为求名，带点功利，这又难以启齿。当然社会上亦存在行善的无名氏，自然不得而知。所谓“有名有利”，富翁拥有财富后追求名声是人之常情，他们内心默默期待捐献后留名；但社会上却期待善长做圣人，以绝对的道德标准来作批评，批评富翁捐献只求名。相信不少富翁都有这样的苦恼：做了善事，还被批评，真是有苦自己知，好人难做。去年李嘉诚捐献十亿元给香港大学医学院，校方建议给医学院冠名为“李嘉诚医学院”，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的富翁强调其行善为“公益”事业，而非“慈善”工作，笔者相信是有所避忌。如果说慈善，有侧重个人慈悲行善的意思，一旦说成是公益，这涉及公众利益，为公非为私，更能彰显其对社会的关怀。
三、慈善组织理财不善
富翁积累财富，滴水成河，其捐赠力求受惠团体注意理财。慈善团体的主事人员拥有一颗洁白的心灵，意念纯正，但不意味着他们的行政或财务管理有效。慈善团体一旦理财欠佳，富翁会感到其捐献有如付诸流水。
多位专责资产管理的宾架（banker）埋怨说，不少慈善团体行政管理落后，又不善理财，例如：
第一，这些组织的章程所规定的投资条款太僵化。例如：有的章程规定只能投资于某种规模的公司，以实质投入资本而非发行资本计算，那么就只能投资在恒指成份股内十多只股份，那就错过了一些增长股的升幅。
第二，吝啬缴纳管理费。一般的资产管理费为每年1…2％，有的慈善组织只缴付0。6％，甚至只有0。25％，由于管理费过低，限制了基金管理人买卖股票的次数，影响了投资收益。有些慈善团体为了节省管理费，宁可由团体的董事作投资决定，而不信任基金经理的专业投资。“这些董事只是劳方、资方代表及医生等非金融界别，试问他们的投资决定怎会比基金经理为佳？”
第三，投资决策怠慢。具规模的慈善组织讲究程序，要求文书往来及开会咨询程序，未能掌握投资时机。“去年我建议该组织购入亚洲基金，半年过后仍未有决定，基金现已飞升了三至六成，错过赚取丰厚利润的机会。”
第四，董事局顾问少做少错。慈善组织都聘有董事局，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先进，但他们本身事务缠身，根本无暇细思。有时也会查问投资成效，即使知道问题症结，亦未能改变团体的投资规则及策略，担心更改后效果更差，少做少错。
一名道佛领袖说：“有的寺庙以家族管理，财政不被监督，善款有被滥用到东南亚购买别墅，美其名为出外弘法。”康宏投资顾问黄君建说：“不少教会财务混乱，牧师欠缺理财观念，往往把投资误解为投机，令资产不能有效增值，教友的捐献未能善用。”
四、顺得哥情失嫂意
富翁行善积福，小心行事，免添麻烦。行善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捐多捐少、捐这个不捐那个，容易顾此失彼，得失了其他团体，变成了坏事、憾事。富翁一旦慷慨解囊，可以肯定求助者陆续有来，有时连赌输债、借钱买楼、找卡数的都来求借，无谓的烦恼增多。富翁的财富可能是天文数字，但毕竟有限，可是期望得到帮助的众多，以有限的身家怎能应付无穷的期盼？田家炳可说是现代武训，1982年他以自己名下的物业的租金收入，成立慈善基金。2001年本港正值经济衰退，租金收入大幅减少，未能缴付已批核捐助项目的善款，将自住了三十多年的九龙塘豪宅沽出，套现五千多万拨入基金会以兑现承诺，甘愿与夫人租住区内一千多尺的单位。田家炳克己助人，非常罕有。
五、北上另类烦恼
香港虽经历多年经济衰退，但港人无论在教育、医疗、住屋及生活都有基本的保障。内地数以千万计的山区及贫困户尚未解决温饱，本港的善长仁翁已愈来愈表关心，但他们有另类的苦恼。
赵曾学蕴是本港十多间志愿组织的会长，经常为内地慈善工作而奔波。“我们往来内地的车费、食宿都是花自己钱包的，不会乱花善款，”赵太家住半山大宅，聘有近乎十个佣人，自己却甘愿全职推行慈善工作，她笑言自己是“高级乞丐”，每天形形役役，忙于向人募捐、批核慈善项目及出席慈善活动，也忙到忘了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忙。如此劳碌，只要能达到公益的效果，她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内地官员的表现有时令她失望。有一次，她几经颠簸跑到山沟里，为该省的妇女筹备做手术的医疗事务，可是官方不乐意广泛推行，激得她很气馁，为了此事大哭一场。“我以为内地官员是父母�
